“港独分子”陈方安生，勾结外部势力祸乱香港，现在下场大快人心

1997年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有个穿红衣服的女人站在最中央——比中英两国官员的位置都显眼。

她叫陈方安生，香港"二号人物"。她爷爷是抗日名将方振武，为打日本人变卖家产、血战察哈尔。

可谁能想到，这位英烈后人，后来竟成了跑到美国副总统面前摇尾乞怜的"乱港阿婆"。

要看清陈方安生的一生，得先把镜头拉回到上世纪四十年代。

按出身，她本可以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外祖父是抗日名将方振武，这样的家世，本应意味着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和抗争精神。

但她成长的土壤不是内地战场，而是港英统治下的香港。

那是一个被精心设计出来的“殖民温室”：英语教育、英式礼仪、殖民地公务员体系，把一批本该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的华人精英，培养成忠于伦敦、不问民族的行政机器。

在这个过程中，她的价值观也一步步被“格式化”。

对上，是对总督和英国内阁的绝对效忠；对下，是对本地社会保持一种俯视和疏离。

1993年，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命她为“首位华人布政司”时，外界给她安的标签是“华人之光”，但实际含义更接近“最乖的殖民地管家”，熟悉本地，又足够认同英国那套秩序。

这种“认同错位”，在1997年回归之后迅速暴露。

回归前，她参与大量与英方的过渡谈判，位置敏感。

回归后，她名义上成了特区政府的高官，胸前挂着大紫荆勋章，话里却始终透着一种对中央、新制度的不信任。

她主导的公务员体系，打着“程序正义”“政治中立”的旗号，对一切涉及国家安全、与内地深度合作的项目，能拖就拖、能冷就冷。

表面上，她守的是“制度”，实质上是在用港英时代那套规则，给新时期的治理不断设置暗礁。

凡是可能加深香港与内地一体化的举措，她都通过行政流程、舆论引导去阻挠。

对她来说，1997只是一次礼宾仪式，心里真正认同的，从未是这片土地背后14亿人的共同体，而是已经日落西山的那套殖民秩序。

可以说，回归后的数年里，她把大量政治能量花在了“放冷枪”上，嘴上讲“爱香港”，行动上却处处给国家统一、政治整合制造障碍。

如果说早年的问题还只停留在“政治立场偏差”，2010年代以后，陈方安生的轨迹就彻底滑向“拿钱办事”的黑金政治。

2013年，她牵头搞了个叫“香港2020”的组织，打着“争取真普选、维护核心价值”的旗号，实质上是为反对派整合资源、向外输送话语的平台。

此时，另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后者公开身份是媒体老板，地下角色则是反中乱港阵营的“金主”。

后来曝光的银行记录显示，从2013年开始，黎智英通过支票、转账等方式，至少三次向陈方安生个人或其相关组织支付款项，累计约350万港币。

这笔钱不是慈善捐款，而是“政治活动经费”，可以用来印传单、办集会、请顾问、搞外宣。

拿了钱，就要“出成绩”。

于是我们看到了2014年“占中”前后的那一幕幕：她以“前高官”“良心之声”的身份，多次出现在反对派集会现场，煽动情绪、抬轿子。

更关键的是，她把战场从香港街头延伸到了华盛顿。

2014年前后，她多次赴美，拜访美国时任副总统拜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人。

几乎同步，华盛顿就开始酝酿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为后来一系列对港制裁打下舆论和法律基础。

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这一套升级得更彻底。

她再次飞美，见的名单里除了佩洛西，还有副总统彭斯、国会两党要角，话题已经从“关注民主”变成“对香港官员、机构实施制裁”。

同年夏天，媒体拍到她在香港酒店内与美总领馆政治部负责人朱莉·埃德密会，时机正好卡在街头冲突最激烈的那几周。

表面是“礼貌会面”，背地里谁都知道这是“通气”“对表”的动员会。

一边是街上年轻人被煽动着去冲击立法会、机场、地铁。

一边是她和外部势力在空调房里策划怎样通过制裁、舆论战给中央施压。

到这一步，她早就不是什么“前政务司司长”，而是典型的“外部势力本地代理人”。

2020年，《香港国安法》临近出台前夕，她忽然宣布“退出政坛”“全面退休”，理由是年老体衰、丧女之痛。

这一招表面看是“看破红尘”，实际是嗅到风向不妙的“急刹车”。

担心自己过去那些勾连外部势力、收钱搞政治的行为，触犯国安法，也在保住自己那份可观的公职退休金和剩余资产。

如果真是痛改前非，她理应从此远离政治圈。

可2025年，她又被媒体拍到出席美国驻港总领馆的聚会，和新任总领事热络交谈。

这种“退而不休”，说明她压根没跳出那套逻辑。

一有机会，还是想为外部势力牵线搭桥。

所谓“金盆洗手”，其实只是风头紧时暂避锋芒。

从结果看，陈方安生晚年的境遇，的确充满讽刺意味。

丈夫早逝，唯一的女儿在57岁时突然离世，弟弟在舆论压力和家族矛盾下走上绝路，女婿卷入官非。

曾经那个权势滔天、呼风唤雨的“铁娘子”，最后在中环豪宅里，身边只剩下外佣和冷清。

一方面她享受着港英时代留下的丰厚退休待遇；另一方面，每次走出家门，都可能被普通市民认出，迎来的不是尊敬，而是轻蔑的眼神和一句“卖港贼”。

很多人把这归结为“天道轮回”或“报应”，但更本质的问题在于，在香港这座城市完成从殖民地到特别行政区的转型时，她选择站在哪一边。

她原本可以利用自己的背景和经验，帮助香港更顺利地对接国家、协调中西价值，做一座桥梁。

结果却反其道而行之，长期作为阻力点存在。

用她的话说，是“守住核心价值”，用事实看，则是不断给外部势力提供攻击自己同胞的弹药。

从1997年到2019年，香港经历了两次关键节点。

第一次是回归后如何快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第二次是“修例风波”后如何止乱治乱、防止“颜色革命”。

每到关键时刻，她选择的站位几乎都在对立面，质疑国家的制度，放大香港与内地的心理隔阂，鼓动西方施压。

她希望用这种方式守住一个她心目中“理想的香港”，一个高度依附西方、拒绝与内地深度融合的半殖民城市。

但时代潮流已经把这条路淘汰，她的选择只能把自己一步步推向民意的对立面。

如今，国安法落地、“爱国者治港”原则确立，香港社会在震荡之后慢慢回归秩序。

她的政治资本几乎被清零，剩下的是一本难看的历史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