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问题来了,这四个国家为何要“去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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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其他国家的“去中国化”尚且带着几分遮遮掩掩的羞涩,那么新加坡所推行的,简直就是一场冷静到近乎残酷的“外科换血手术”。
这绝非温和的改良,而是从基因层面的彻底重塑,当你漫步在乌节路那繁华的街头,望着那一张张年轻朝气的华裔面孔,你天真地以为能听到几句熟悉的乡音。
可残酷的现实是,在这些年轻人的口中,中秋节那块象征着团圆与温情的月饼,早已被异化成了冰冷生硬的单词“Moon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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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这片被马来人和穆斯林重重包围的汪洋中求得生存,新加坡必须狠心剪断与母体相连的脐带,哪怕鲜血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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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冰冷的挖掘机轰鸣着推倒南洋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轰然倒塌的不仅仅是一座宏伟的建筑,更是几代华人试图在异国他乡留住根脉的最后尊严。
在那段晦暗的日子里,校园里弥漫的不再是琅琅书香,而是令人窒息的绝望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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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望着空荡荡的教室老泪纵横,他们悲哀地预见到,从此以后,这里的孩子将不再吟诵李白杜甫的诗篇,而是要去费力地啃读莎士比亚的剧本。
根据2019年的权威统计,新加坡华人家庭中,能够流利使用华语进行沟通的比例,已经从建国初期的50%断崖式下跌到了不足30%,取而代之的是,高达70%的家庭已经彻底倒向了英语的怀抱。
如今的新加坡新生代,虽然依旧长着一张标准的“东方面孔”,但他们的大脑操作系统,早已被完全格式化为纯西方的“BBC模式”。
在祠堂祭祖的庄重时刻,面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他们竟然需要用英语来祈祷,这种场景,在荒诞中透着无尽的悲凉:你的血脉源自黄河长江,你的灵魂却漂泊在泰晤士河畔。
如果将新加坡的举动比作“挥刀自宫”,那么韩国、越南和蒙古国的操作,则更像是一场“宿醉后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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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韩国,这个曾经将“汉字”刻进民族骨髓的国家,1970年,朴正熙一声令下,韩国几千所小学的汉字课本被一夜之间全部销毁。
在那场近乎疯狂的运动中,光化门上那块悬挂多年的汉字匾额被粗暴拆除,仿佛只要拆掉了这几个字,韩国就真的实现了精神上的完全独立。
曾经那把用来书写辉煌历史的“刻刀”,如今却变成了刺向自己的匕首,让整个法律界和学术界血流不止。
最荒唐的案例发生在80年代,两家大公司为了一个合同纠纷整整打了三年官司,原因竟然仅仅是因为合同里的“대리”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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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坚称这是“代理”之意,另一方则认定是地名“大理”,因为没有汉字标注,法官即便拿着放大镜也断不清这桩葫芦案。
医生开错药、工程师看不懂图纸、年轻人把“防水”理解成“放水”,这类的低级笑话在韩国层出不穷,而在越南,情况更是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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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是一个人被强行切断了记忆的神经,当你翻开一千年前的《大越史记》,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方块字,对现在的越南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来自外星的神秘天书。
为了读懂自己的历史,越南人现在竟然需要花重金聘请中国老师,来教他们认自家老祖宗留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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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残酷的现实总是教人做人,当蒙古国90%的矿产都要卖给中国,当超市里70%的日用品都印着“Made in China”时,他们终于痛苦地意识到:想靠“去中国化”来证明独立,结果却是让口袋越来越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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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若仔细审视日本的社会肌理,便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真相:他们一边在嘴上嫌弃这位“中国老师”,一边却在身体上诚实地继承了老师的所有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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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礼仪,骨子里流淌的是儒家的尊卑有序,日本的教育,核心依旧是东方的集体主义;甚至连天皇这个至高无上的概念,都是从中国抄过去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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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年轻人穿着西装、吃着面包,却要遵循着严苛的上下级关系时,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分裂。
他们搞不懂自己到底是追求自由的“西方人”,还是循规蹈矩的“东方人”,同样是面对“去中国化”这个宏大命题,我们不妨看看隔壁的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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