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强临终前留下两封信和一幅画，这幅画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深意与寓意呢？

1998年12月5日的广东番禺，冬日的空气并不算寒冷，清晨的火葬场山坡却显得异常冷清。那一天，五个名字被写进司法档案，其中最惹眼的，仍然是张子强。押解车停下，武警列队，人群寥寥无声。就在这之前不久，他刚刚把两张信笺和一幅画交给自己的律师，动作很轻，却像是把自己最后一点心思从身上剥了下来。

在很多人印象里，张子强只是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悍匪：绑架富豪，抢劫运钞车，现金一次次堆成山。但行刑日早上坐在犯人栏里的他，神情寡淡，身上的狠劲散了大半，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人到了这个时候，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外人说不准，只能从那两封信和那幅画里揣测一二。

有意思的是，那幅画的内容后来成了坊间议论最多的部分。信笺的文字，旁人看不到，画上的山水却注定被反复讨论。广西的山，桂林的水，几笔勾勒，再加上几个特别的记号，让人忍不住多想：这究竟是在画风景，还是在留下什么提示？

一、从判决书，到行刑山坡

时间得往前拨回到1998年11月12日。那天，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犯罪集团43名成员作出一审判决。主犯五人——张子强、陈智浩、马尚忠、梁辉、钱汉寿——被判处死刑，同时张子强个人被没收人民币6.62亿元。他是这个集团的首脑，也是分赃最多的那一个。

案件拖了多年，线索繁杂。早在1998年1月25日，张子强就已在内地落网。审讯中，他的态度始终强硬，拒绝详细交代过往犯罪细节。警方手上的证据逐一补齐，但每一环都不轻松。特别是涉及香港启德机场运钞车抢劫案、香港富豪绑架案等，跨度大、涉案金额惊人，侦办压力可想而知。

一审宣判后，张子强等人提出上诉，也在情理之中。律师团队试图从程序、证据细节上寻找突破，希望能换来一条生路，哪怕是改死缓，已经算是赢。可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全国人民最高法院复核后，决定12月5日执行枪决，时间点已经点死。

到了行刑当天上午，五名死刑犯被押上犯人栏，身上的衣服都挑得还算体面。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在人前整理衣冠。张子强的脸上看不出激烈的情绪，反而像是刻意压着。旁听席一角，他的岳父罗培辉坐在那里，神情复杂。而他的妻子罗艳芳没有出现。

有人原本期待，会看到夫妻之间最后的相见，甚至是当场痛哭。结果并没有。原因后来被反复提起：一方面，罗艳芳害怕自己在现场情绪失控，反过来加重丈夫的负担；另一方面，她听信算命先生的话——“只要不是最后一面，就还有一线生机”。理性上看，这话毫无根据，但在她那种心境下，就成了最不愿放手的稻草。

同样站在犯人栏里的其他几人，身后冷清得多。马尚忠、梁辉几乎无人送行，钱汉寿身旁的唯一亲人，是怀着身孕的妻子；陈智浩的妻子带着女儿赶到，抱着孩子，一直在抹眼泪。法官宣读终审裁定时，旁听席上已经有人低声啜泣，有人捂住脸，有人不断抽纸巾。

试想一下，当年那些被绑架、被威胁、被伤害的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如果坐在现场，又会是什么心情？在犯罪的那些夜晚，亲属们没有出面拉一把，到了判决落定时再痛哭流涕，这种反差，令人唏嘘。

宣读完毕，押解人员迅速行动，死刑犯被带离现场。就在这个环节，张子强拿出了一直随身携带的东西：两张信笺，一幅画。他把这些遗物交给自己的律师童建华。这个名字，他当年在香港就很熟悉。

1995年，启德机场1.7亿港元运钞车劫案震动香港。张子强被捕后，请的就是童建华出庭辩护。案情复杂，舆论汹涌，结局却出人意料——证据链存在漏洞，张子强最后被宣判无罪。当时他在庭上笑得很畅快，很多人都记得那一幕。从那以后，他对这位律师格外信任。

到了性命交关的这一天，他依然选择把最后的话托付给同一个人。行刑结束后不久，这些信笺和那幅画被转交到了罗艳芳手里。信的内容，没有对外公开，律师守口如瓶，亲属也不愿多说。不过，从后来的种种迹象看，大致的方向其实不难揣测。

二、信笺里的牵挂，画卷中的山水

关于那两封信内容，外界流传的版本不少，有耸人听闻的，有情绪化的，但没有一个能拿出确证。从张子强一贯的性格和临刑前的状态去推敲，里面多半离不开三件事：妻子、儿子，以及对过往的某种懊悔。

据参与办案的人回忆，到了后期，张子强在看守所里明显沉静下来，不再像初拘时那样硬顶。一位管教在记录中写过类似的话：夜里他经常一人坐着发呆，有时候还会轻声问一句，“我两个仔，现在点呀？”简单几字，透出的就是对后代的挂念。

如果把这种心境放到信笺上，内容大致可以想象：一是安慰和道歉，希望妻子撑住，把两个孩子带大；二是劝儿子不要走他的路。哪怕以前他曾在孩子面前炫耀过“能耐”，到了这一步，恐怕也清楚那是一条断头路。人快到尽头的时候，嘴上再硬，心里也很清楚自己付出了什么代价。

相比之下，那幅画就显得耐人寻味得多。坊间的说法，是一幅类似桂林山水的图，中间是山峰、江水，局部用笔特别重，旁边还标出了类似暗号的记号。有传闻说，画的是桂林某处实景，甚至有好事者拿着这个说法去对照照片、地图，但没有一个说得上号。

最流行的猜测有两种。一种，是所谓“藏宝图”。理由很简单：张子强这些年捞到的钱太多。绑架富豪、抢劫运钞车，每一笔都不是小数目。案件侦破之后，警方虽然查获、追缴了大量赃款，却始终有一部分下落不明。而这幅画上的记号，恰好给了想象空间——会不会他生前把钱藏在某处，临死前用画暗示给妻子？

听起来挺像电影桥段，也足够吸睛，但细想之下，问题不少。其一，张子强作案所得大多是现金，这些钱在香港本地流通，用于买房、买车、赌博、投资，情况比较复杂。他和罗艳芳买房，曾多次被人看到提着大箱现金去交易，这在当年媒体的报道中有所提及。现金怕水、怕潮，埋在土里，时间一长，很难不损耗。以他那种喜欢享受、讲究排场的性格，把大笔现金长时间埋起来不用，本身就不合常理。

其二，从他对妻子的信任程度来看，没必要玩这种拐弯抹角的“藏宝图”。他过去每次“大功告成”，常见的做法是自己拿出一部分去赌，剩下的全部交给罗艳芳打理，房产、投资，都登记在家里人名下。很难想象，他还专门挖个地方埋上一笔巨款，不告诉家人，非要靠一张画留暗示。

所以，单纯把这幅画当成藏宝图，逻辑上站不稳。那它到底像什么？

三、“落叶归根”的执念，藏在画里

另一个说法，就显得要朴素得多：那幅画，可能是他给自己想象中的“葬身之地”。

张子强是广西玉林人，1960年代出生，4岁左右随父母到香港谋生，在九龙长大。童年记忆里，有内地的村庄，有老家那边的方言和祠堂。去了香港之后，他慢慢转成“城市人”，但骨子里那点乡土牵挂是很难完全切断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这个环境里，传统风水观念、各种“先生”的说法，其实比内地很多地方还兴盛一些。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买楼、迁坟，很多人都会找风水师看看方位、形局。张子强混迹江湖多年，身边接触的也大多是这一类人。对“风水宝地”“龙脉”“阴宅”之类的说法，他多少是认同的。

传统文化里有两个词，常被拿出来讲：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赚钱闯出名声之后，风光地回老家一趟，祭祖、捐钱、修祠堂，既满足虚荣心，也在宗族里留个好名声。张子强用极端的方式攒到了钱，却始终没真正“衣锦还乡”。他倒是回过老家，但害怕惹人注意，行事收敛，不敢大张旗鼓。这种“有钱不敢炫”的别扭，在他心里恐怕一直是个结。

到了临刑前，人的心思往往会回到最原始的地方。广西的山水，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符号。玉林是他的出生地，桂林则是全国闻名的壮美景致，“广西”的意象，在后者身上体现得更浓。画桂林，而不是玉林，也许是因为桂林的山水更有代表性，也许是他早年路过时，对那里的景色印象深刻。

有人推测，那幅画上标记的记号，可能是他设想中的“好风水”点位——山环水抱、背后有靠、前面开阔，这些在民间都是选择坟地时常讲的标准。把这些记号画出来，不排除是一种寄托：如果有机会，希望将来能葬在这样一块地方，不一定是老家的地界，但至少是在广西，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之上。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那幅画的意义就不再是“藏宝”，而是“托孤式的交代”。类似“如果有这一天，就按这块地来办”的意思。当然，法律程序并不可能为他的这类个人愿望提供空间。

事实证明，他的这层构想，并没能真正实现。12月5日，执行地点在番禺火葬场附近的山坡。枪响之后，遗体现场火化。当天傍晚，骨灰便交到亲属手中。张子强的岳父罗培辉把骨灰带回香港，随后，罗艳芳将其安置在九龙塘。

从广西到香港，再从香港牢房到番禺山坡，最后回到九龙，这条线路绕了一个大圈。所谓“落叶归根”，在形式上没有完成，但在他妻子的安排里，至少让骨灰回到了曾经一家人生活多年的城市。只是，画里那片山水，终究只是纸上的想象。

四、妻儿此后的路，与那幅画的尾声

张子强被处决后，香港那边的风波并没有立刻平息。对于警方来说，他虽已伏法，但围绕他的钱，问题还没完。很短时间内，警方上门找到了罗艳芳，对她进行问话，同时冻结了她名下的大量资产，包括房产、存款等。一时间，媒体用“亿万遗孀”这样的字眼形容她。

不过，过程的走向有点出乎很多人预料。罗艳芳没有选择沉默，她委托律师提起诉讼，质疑警方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长时间冻结财产，侵犯了她的合法权益。案件在香港引起不小反响，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同情声音——毕竟在法律意义上，她本人的刑事责任并未被明确。

法律程序按部就班推进。由于警方在指控方面拿不出足够支撑的证据，冻结力度后来有所松动。罗艳芳不仅获释，还通过司法程序获得了一笔赔偿。这件事，在当时被不少港媒评价为“手腕强硬，法律意识很强”。不得不说，她在复杂局势面前的应对，的确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冷静、老练。

只是，即便摆脱了法律纠缠，她在香港的处境依然不轻松。一方面，警方仍然对她保持高度关注；另一方面，那些曾经与张子强有瓜葛的黑道人物，对她手中的资金也充满兴趣。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电话打到了她家里。

对方在电话里提出，要她拿出2.5亿现金，否则就绑架她的儿子。威胁之直白，让人不寒而栗。也正因为这一通电话，她做了一个决定——把这次危险当成“退场”的机会。后来有人回忆，当时她反复跟身边人说，“留喺呢度，迟早出事。”语气里带着慌张，也带着决绝。

不久，她召开了一场记者会。镜头前，她红着眼睛，说自己刚失去丈夫，还要照顾婆婆、抚养两个孩子，却又面临黑道威胁和警方调查，希望能离开香港，换个地方生活。她一边说，一边掉眼泪，旁边律师不断擦汗。别的不说，这一场公开露面，的确赢得了不少舆论同情。

在压力之下，香港警方最终同意她离境。此后的几年里，她带着两个儿子远走他乡，行踪变得模糊。偶尔有消息传出，多数内容模糊不清，真假难辨。有一点基本可以确认：凭借早年积累下来的巨额资产，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低，这一点从后来的几次零星曝光中可以看出。

2001年前后，香港有记者在何文田一处豪宅附近守候，想拍到罗艳芳的身影。她本人并未露面，倒是被拍到了张子强的母亲邓细妹。那天，她穿着华贵，手袋醒目，身边跟着菲佣。举止之间，没有太多愁苦的痕迹，更像普通富人家庭的一位长辈。这个画面，引发了不少议论：一个靠犯罪所得富起来的家庭，在关键人物倒下之后，依旧保持着体面的生活，这种复杂感，很难用一句话概括。

几年后，又有媒体再度追踪，绕了不少圈子，才拼凑出一些碎片信息。据说，罗艳芳与张子强的大儿子在泰国某星级餐厅工作，学厨、做菜，算是有一技之长；小儿子则在加拿大读书，走的是普通留学生路线。这些说法虽未有官方证实，但与当时掌握的资产规模、迁居轨迹大致相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子强在信中对儿子的那种期望——“不要走上老路”——似乎真的发挥了效果。两个孩子各自找到自己的轨道，没有卷入江湖，也没再跟父亲那样涉足犯罪。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也逐渐趋于平静，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

回头再看那两张信笺和那幅画，不难发现，它们承载的，其实不是传奇，而是一个罪犯在生命尽头那种颇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曾经以胆大、狠辣为资本，在黑道和媒体话语中被塑造成“悍匪”；另一方面，在面对不可逆转的结局时，他的柔软、一点点传统观念里的“家”“根”，又全部冒了出来。

那两封信，多半写满了普通男人临终前才会说的话：放心不下家人，后悔过往选择，希望儿女平安。那幅画，则把这种难以言说的归属感，借桂林山水的外壳画了出来。其间有没有藏宝的玄机，有没有“阴宅”的指向，外人很难有定论。唯一可以确认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猜测越来越像茶余饭后的谈资，多了一层传奇色彩，却离真实的心境越来越远。

遗憾的是，当事人早已无法开口解释画中所指；握着画的人，也选择了沉默。于是，这幅出自死刑犯之手的山水画，就这样被固定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里。人们可以围绕它构想种种版本，却再也得不到一个确切答案。画在，人在否，话在否，已经并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