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科举敢编典故骗倒欧阳修，本该落榜却成第二？千年来少有人懂

嘉祐二年的汴京贡院，主考官欧阳修捧着一份策论，手指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句上反复摩挲。他越读越心惊：这上古典故见地非凡，文笔更是力透纸背，莫非是弟子曾巩所作？

放榜时，这份卷子被定为第二。可当欧阳修找到考生对质，那个叫苏轼的年轻人竟坦然承认："回大人，这典故是我编的。"

满座皆惊的考场公案，藏着北宋最动人的师生佳话，更揭开了千年科举史上最"叛逆"的录取真相。

一、考场惊雷：考生敢编典故，考官拍案叫绝

苏轼走进贡院时，怀里揣着母亲程氏给的一块墨。

21岁的他刚从四川眉山赶来，带着一身少年锐气。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考的是对仁政的理解。同场考生都在引经据典，从《尚书》《论语》里找论据，唯独苏轼笔锋一转，写了段谁也没听过的典故：

"上古时，司法官皋陶三次要杀罪犯，尧帝三次赦免。这不是纵容罪恶，而是'以仁心行法治'。"

写完他自己也捏了把汗。这故事是他昨晚在客栈苦思时"想"出来的——实在找不到现成典故，索性按儒家"仁政"的逻辑编了一个。他赌考官不会深究，更赌北宋文风鼓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卷子传到梅尧臣手里时，这位宋诗"开山鼻祖"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他连夜找欧阳修："永叔（欧阳修字），你看这篇！这'皋陶三杀，尧三宥'的典故，我怎么没见过？但道理说得太透彻了！"

欧阳修读了三遍，越读越喜欢。文章主张"赏疑从与，罚疑从去"，正好契合他倡导的"宽简"治国理念。可他盯着作者姓名处的糊名，心里打起了鼓："这文风，太像曾巩了。"

曾巩是他最看重的弟子，若定为第一，难免遭人非议。欧阳修咬咬牙，提笔在卷首写了个"二"："委屈你了，子固（曾巩字），等放了榜，我再向你赔罪。"

二、放榜后的对质：当"撒谎"遇上"惜才"

放榜那天，苏轼在人群里看到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二，愣了半晌。

他正琢磨哪里写得不好，就被人请到了欧阳修府上。"轼见过欧阳大人。"他作揖时，心里还在打鼓——难道编典故的事被发现了？

欧阳修倒了杯茶，笑着问："你文中'皋陶三杀，尧三宥'的典故，出自哪部典籍？老夫读书不算少，竟从未见过。"

苏轼脸一红，索性坦白："回大人，这典故是学生杜撰的。"

满屋子的幕僚都吸了口凉气。科举考试竟敢编典故，这在"述而不作"的时代，简直是大逆不道！有人已经准备呵斥，却被欧阳修抬手拦住。

"为何要杜撰？"欧阳修追问。

"学生想论证'仁政贵宽'，却找不到贴切的典故。"苏轼抬头直视，"《论语》说'子为父隐'，《孟子》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圣人也重情理甚于死典。尧帝本就以仁闻名，皋陶执法严明，学生不过是顺着他们的性子，补全了一段可能发生的故事。"

他顿了顿，又说："东汉孔融曾说'父之于子，实为情欲发耳'，这也是'想当然'的议论，却道破了亲情本质。学生斗胆效仿。"

欧阳修听完，突然拍着桌子大笑："好一个'想当然'！老夫当真是老了！"他转向幕僚们，"这才是真才！读书不是为了被典故捆住手脚，而是要借古人的智慧，说自己的道理！"

他拉着苏轼的手，满眼欣慰："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后来"出人头地"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的。

一旁的曾巩也笑着打趣："多亏欧阳公把我认成了子瞻（苏轼字），不然我可担不起第二的名分。"原来他的卷子，排在了后面。

三、千年第一榜：这场"乌龙"，藏着北宋的底气

嘉祐二年的科举，后来被称作"千年第一榜"。

除了苏轼、苏辙兄弟，还有曾巩、曾布兄弟，理学家张载、程颢，改革家吕惠卿...这一榜走出的人才，撑起了北宋中后期的半壁江山。

而苏轼编典故被录取的事，成了科场佳话。有人说欧阳修太纵容，可他却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轼之才，他日必独步天下。"他看中的，从来不是典故的真伪，而是苏轼文中的"识见"——那种不被典籍束缚，敢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胆识。

这恰恰是北宋最珍贵的精神。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到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革新，再到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创作，这个时代从不苛求文人"循规蹈矩"，反而鼓励他们"各出己见"。

就像苏轼后来在《日喻》里写的："道可致而不可求。"真理不是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而是靠自己去领悟、去创造的。他敢在科举场上编典故，正是吃准了北宋文人的这份底气。

多年后，苏轼被贬黄州，还常跟人说起这事："若当时欧阳公揪着典故不放，我恐怕早就回眉山种橘子了。"而欧阳修晚年编《新五代史》，也特意学了苏轼的"春秋笔法"——不盲从旧史，而是用自己的价值观评判历史。

四、历史的启示：比"正确"更重要的，是"思考"

后世有人批评苏轼"投机取巧"，可细想之下，这场"考场乌龙"藏着更深的道理：

科举考的究竟是什么？是对典籍的死记硬背，还是对事理的独立判断？欧阳修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他要的不是"两脚书橱"，而是能在复杂世事中守住原则、灵活变通的人才。

苏轼的"杜撰"，看似冒险，实则是对"仁政"理念的深刻理解。他知道尧的"仁"和皋陶的"法"并不矛盾，就像司法既要公正，也要有温度。这种辩证思维，比背诵一百条典故都珍贵。

反观当下，我们是否也常被"标准答案"捆住手脚？遇到问题时，是先查"典故"找先例，还是先问自己"为什么"？苏轼和欧阳修的故事，或许就是在提醒我们：知识是工具，不是枷锁；敢于思考，比永远"正确"更重要。

就像嘉祐二年的春天，那个敢于编典故的少年，和那个愿意为才华破例的考官，共同写就的不仅是一段佳话，更是一个时代对"才"与"识"的最好注解。

你觉得苏轼在科举中编典故，是"投机取巧"还是"真才实学"？如果换成现在的考试，这样的"创造性作答"该鼓励吗？评论区聊聊～

作者声明:文章依据苏轼历史故事编写，开头为贡试排名，苏轼后来殿试排名第四，嘉祐二年的科举被称“千年第一榜”，如有不同资料记载欢迎留言讨论，谢谢您的阅读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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