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为什么要查办褚时健？

褚时健是云南红塔集团的原董事长，也被称作中国烟草大王。他出生在1928年，早年家境贫寒，父亲早逝，他就辍学帮忙干农活和酿酒维持生计。后来他参加过游击队，经历了不少坎坷。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区长和区委书记，但1955年下放农场改造。那里条件苦，他从基层干起，当过畜牧场副场长、糖厂厂长，通过努力把糖厂经营得有声有色。

1979年，他51岁时接手玉溪卷烟厂，那时候厂子濒临破产，设备旧，债务多，工人积极性低。他上任后推行绩效工资，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建立烟叶基地，推出红塔山品牌。

18年间，厂子变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五大烟厂，为国家贡献税款991亿元，占云南财政一半。他获得全国优秀企业家奖和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称号，风光无限。

可是好日子没持续多久，1995年2月，一封从河南省三门峡寄出的匿名举报信改变了这一切。

那信寄到中央纪委信访室，内容说三门峡烟草分公司某人与洛阳水泥厂临时工林政志勾结，通过行贿给褚时健送礼，包括金龟、金佛、金表、美元和金条。

从1991年11月到1993年9月，林政志等人五次从玉溪卷烟厂买到8167件卷烟，转手赚了818万元。信写得详细，中央纪委重视起来，派人到洛阳调查外围情况。

很快，他们对林政志采取措施，他交代了套购8000多件卷烟牟利的事实，还说给褚时健妻子马静芬、妻妹马静芳、小舅子马建华、女儿褚映群、外甥喻斌、昆明交警刘云、汕头烟贩赖喜荣等人送了90万元钱物。

调查继续深入，司法部门在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间，在云南、广东、海南等地抓捕了马静芬、马静芳、马建华、褚映群、喻斌、刘云、赖喜荣等人。

查明1991年至1995年间，褚时健利用职位为林政志、赖喜荣、刘云等人批准卷烟供应，他的亲属收了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搜查褚时健夫妇住宅时，从床底密码箱里找出金表、金条、金佛、金项链、金耳坠、金手链、玉器等，赃款超1000万元。

更严重的是，厂子在厂外和境外有10多亿元人民币和2500多万美元的账外资金，这是1991年至1995年销售浮价烟时设的小金库。1993年至1994年，香港子公司华玉公司截留2857万美元存入小金库。

褚时健眼看事情败露，1995年6月，他和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商量私分300万美元公款。褚时健分得174万美元，罗以军68万美元，乔发科68万美元，华玉经理盛大勇和副经理刘瑞麟45万美元。

这些钱转到新加坡商人钟照欣账户。另外，他还以支付配件款名义转了1156万美元到钟照欣账户。这些行为直接构成贪污。

褚时健觉得自己在任期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个人待遇低，只拿几十万工资，他把工厂财富看成自己的功劳，不满意退休后奖励，就走上侵占国有资产的路。

事情闹大后，褚时健女儿褚映群1995年12月1日在洛阳监狱自杀。她涉案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褚时健本人试图逃跑，1996年12月28日在云南河口边境被边防站截获。

他携带物品准备出境，但被拦下。1997年1月6日，云南省检察院立案侦查，2月8日监视居住，7月10日逮捕。

案件审理四年，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褚时健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20万元。罗以军判14年，乔发科判5年。

案件反映出国企改革中激励机制和监督体制不健全的问题，企业家收入低，容易出事。褚时健案推动了相关讨论，国家开始关注国企高管待遇。

判决后，褚时健2001年减刑为17年有期徒刑，2002年因糖尿病保外就医。2004年假释，2011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他和妻子在哀牢山租2400亩荒地种橙子，通过电商卖褚橙，品牌火起来，年销上万吨，利润过亿。

他创办公司，资产数亿，带动当地农户增收。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在玉溪医院去世，享年91岁。他的故事成为传奇，但查办原因在于贪污受贿和私分公款，违法事实清楚。

回想起来，褚时健从烟草大王到阶下囚，再到橙王，东山再起，人生起伏大。但查办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确凿证据。社会上同情他的人多，因为他贡献大，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功过不能相抵。

其实，褚时健案暴露了90年代国企管理的漏洞。那时烟草行业暴利，批条子就能赚钱，容易滋生腐败。褚时健掌权18年，权力集中，没有效监督，就一步步滑向深渊。他自己也承认，不满意待遇，把公款当私产。

类似案子不止他一个，比如贵州阎建宏案，也牵扯到红塔山倒卖，判了死刑。褚时健没被判死，算宽大处理，因为有自首情节。

如今看褚时健一生，他从底层爬起，建功立业，却晚节不保。查办他维护了法律尊严，也警醒后人。企业家再有能力，也得守法。褚橙成功是另一回事，但不能掩盖过去违法事实。他的故事告诉大家，权力要受监督，贡献大不等于能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