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西路军女战士王玉春在甘肃张掖小院中的晚年幸福

我叫王玉春，今年七十五岁，住在甘肃张掖城边的一间小杂院里，曾经是一名红西路军的女战士。如今的我记忆日渐模糊，街坊四邻的样貌，在我的脑中经常无法长久的留存。只要我一闭上眼，1937年那个寒冬的画面，就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那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日子，是西路军兵败河西的黑暗时刻，我们一千三百多名妇女独立团的女兵，在祁连山麓浴血奋战，最后大多埋骨他乡，我不过是侥幸活下来的一个。

我是四川巴中人，1933年参军，那年我才十几岁。山里的苦日子熬够了，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便跟着队伍走了，成了九军二十七师经理部女工工厂的一名战士。

后来，我们跟着西路军一路西进，越往西北走，天越冷，路越难。走到临泽老城时，马匪刚打下高台，满城的血腥味还没散尽，就把临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城里只有我们总供给部和女子团的人，子弹少得可怜，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每个人手里攥着的，不过是剪刀、扁担，甚至是赤手空拳。马匪的喊杀声就在城外，我们守着空荡荡的城池，心里却没一个人怕，都想着，就算拼了命，也不能让敌人欺负了去。

旧历腊月二十六的夜里，祁连山的风刮得像刀子，割在脸上生疼，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郑义斋部长在太白庙召集我们，声音压得极低，生怕被城外的马匪听见：“今晚突围，脚步放轻，咳嗽了就捂住嘴，口令是‘后头跟上’。”

我们每个人都戴了土造的防风镜，玻璃片糊在眼睛上，挡不住漫天飞雪，只能勉强看清眼前的路。出城门的时候，天上没有月亮，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马蹄踏在冰层上的脆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突然，两枪突兀地划破黑夜，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身边的战友按着头往前冲。紧接着，路两边的机枪响了起来，像爆豆一般，子弹打在冻土上，溅起一串串红火星。身边的姐妹一个接一个倒下，有的闷哼一声，就再也没起来，声音被狂风吞得干干净净，连一句遗言都留不下。

我只顾着低头往前跑，脚底下踩的是冰，是雪，是战友温热的身体，我不敢回头，不敢停，一回头，就再也跑不动了。那一夜，祁连山的雪，埋了多少年轻的姑娘，她们和我一样，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纪，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太平盛世，就永远留在了那片冰天雪地里。

没能冲出去的人，只能撤回城里。小炮弹接二连三地炸进来，杀伤力不大，却把每个人的心都炸得惶惶不安。没过多久，城还是破了。“杀——”的喊叫声穿透街巷，马匪的骑兵冲了进来，刀光映着雪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们几十个人躲在一间屋里，男同志举着空枪，一遍遍喊“我们没有枪”，可冰冷的马刀，还是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

后来，我们被押到张掖城。我怕被认出来是红军女兵，只能谎称是兵工厂家属，侥幸被送进了马家军的修械厂。厂里的草窝子漏风漏雪，夜里躺在上面，冻得根本睡不着，我睁着眼到天亮，想着死去的战友，眼泪刚流出来，就冻成了冰碴。

没几天，一个消息传来，我们要被转押去青海。我心里清楚，翻祁连山的路，就是死路，多少姐妹都没能熬过那片雪山，冻死在半路，我要是去了，也绝无生还的可能。

就在这危难时刻，河南来的货郎袁师傅悄悄给我指了一条逃生路。天麻麻亮的时候，我趁着看守不备，从修械厂的后门跑了出去，过了石板桥，一间草房里，两个嫁给马匪军官的四川老乡收留了我。老乡见我是四川人，念着乡情，留我住了一晚，可我知道，这里终究不是久留之地，马匪一旦发现我逃跑，必定会四处搜捕。当晚，我趁着夜色再次逃亡，刚走了十几步，就被一个高个子男人拦住了去路。

“前面抓得紧，快回去！”男人的声音低沉，透着一股善意。

那就是王英魁，我后来的老伴。他没有把我交给马匪，反而把我领到了祁家园子，那里还藏着一个外号叫“牦牛腿”的女红军。等他再回来时，带了工友谭襄诚，憨厚地说：“都是出门挣饭吃的苦命人，想把你介绍给他，也好有个依靠。”我没吭声，只是低着头，心里满是惶恐。

没过多久，伪保长来搜家，谭襄诚的妻子二话不说，拉着我从后门躲进了水池边，用身体护着我。那是我落难以来，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陌生的西北大地上，有人愿意护着我，有善意能让我依靠。

后来，我便跟王英魁住到了一起。整整两年，我没敢踏出大门一步，生怕被马家军的人认出来，再遭劫难。我听不懂张掖话，街上“卖油塔”“卖萝卜缨”的吆喝声，在我听来都是陌生的腔调，我连油塔是啥东西都不知道，整日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王英魁是个实在的陕西汉子，话不多，心却善，他从不追问我的过去，从不问我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他每天出去做工，挣来的钱都拿来给我买吃的，默默收拾屋里的杂活，用他佝偻的身子，为我撑起了一方安全的天地。

他的背，是早年做工累驼的，可就是这样一副孱弱的身躯，在乱世里，给了我一条活路。

解放后，天终于亮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乌云散了。我当了十六年的街道妇联主任，年年都被评先进，可我一分工资都不拿。有人问我为啥，我笑着说，我不是啥干部，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当年那么多姐妹都牺牲了，她们没等到解放的这一天，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能活着，能替她们多做点事，心里就踏实了。

造反派不死心，又问我们是怎么结的婚。老汉的声音里没有半点波澜，却让满屋子的人都静了下来：“她没有男人，我没有女人，经人介绍就在一起蹴下了，结的什么婚！”一句话，堵得造反派哑口无言，连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笑了。是啊，哪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缘由，哪有什么海誓山盟的爱情，不过是乱世里两个苦命人，互相给了一条活路，互相暖着过日子，仅此而已。

如今，我和王英魁守着这间小杂院，过着平淡的日子。党史办的人要给我们拍照，我们爽快地答应了。

屋里太暗，我们便走到院子里，南屋的阴影遮了大半天地，只有北墙根留着一抹夕阳，暖融融的，洒在我们身上。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并肩站着，脸上没有沧桑的沉重，只有历经风雨后的坦然。

我从巴山蜀水走来，带着四川姑娘的韧劲，在祁连风雪里九死一生，最后在张掖这座小城，遇见了那个救我于危难的老汉。祁连山的雪再冷，也冻不僵人心的温暖；乱世的风雨再大，也冲不散平凡的相守。

这辈子，我见过最惨烈的血火，失去过最亲的姐妹，也遇过最善良的人，守过最安稳的日子。那些风雪里的往事，我藏在心底，从不轻易提起；而身边这个佝偻的老伴，是我这辈子，最暖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