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1978年我过大年初一

晨光爬上王串场铁路宿舍的红砖墙时，冰花在玻璃上化成了细流。我睁开眼，枕边崭新的《人体解剖学》泛着油墨味，书脊上“山西医学院”几个烫金字，在微光里温润地亮着。楼下传来第一串鞭炮声，干脆，敞亮，像要把积年的闷气都炸开。

母亲早已起身。炉子烧得旺，铝壶喷着白汽。她从柜顶取下藏了一冬的腊肉——窄窄一条，用盐腌得通红透亮，此刻正悬在热气里，慢慢苏醒过来特有的咸香。“今年咱们也奢侈一回。”她用刀小心地片着，薄如纸的肉片微微卷曲，油脂渗出来，亮晶晶的。

父亲推门进来，带进一股清冽寒气。他左肩扛着半袋富强粉，右手提着的网兜里，居然有两条一斤多的黄河鲤鱼，腮还微微翕动着。“电务段发的年货。”他把东西放下，搓着冻红的手，嘴角是掩不住的笑，“今年……不一样了。”

确实不一样了。12段的邻居们互相拜年的声音此起彼伏，不再是压低的耳语。张家儿子穿着新做的的确良衬衫，正高声说着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李家在炸茄盒，油锅哗哗响，香气毫无顾忌地飘散。对门奶奶颤巍巍地端来一碗桂花小枣年糕，枣红米白，热气腾腾：“给大学生尝尝！咱们这儿，终于又出读书人了。”

阳光斜射进屋子，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微尘。墙上，去年的“工业学大庆”年画旁边，贴上了母亲新请的杨柳青娃娃抱鱼图。那张印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旧挂历，已经被我高考前密密麻麻的复习笔记覆盖。此刻，新挂历翻在正月那一页，下面是父亲用红笔圈出的日期——三天后，医学院报到。

午饭前，父亲领我贴春联。他端着自家熬的糨糊，我展开红纸。墨是我磨的，字是父亲写的，一笔一画，力透纸背：

上联：爆竹声中辞旧岁

下联：梅花香里报新春

横批：春回大地

父亲踮着脚抹糨糊，忽然说：“这副联，我憋了十年。”他的手有些抖，红纸在风里哗啦轻响，像一面小旗。贴好后，我们退后几步看。崭新的红，衬着斑驳的砖墙，有种触目惊心的欢喜。

年夜饭的饺子是纯白面的，一个个挺着饱满的肚子。母亲在馅里放了虾皮——虽然只是零星的金黄色碎屑，却让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鲜气。父亲开了瓶直沽高粱，给我也倒了半盅：“二十了，又是大学生，可以喝一点。”酒液清冽，顺着喉咙烧下去，暖意却在胸口化开。

吃饭时，收音机里正播送一篇社论，提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父亲停下筷子，仔细听着，然后举杯：“为了这个‘转移’，得干一个。”他一饮而尽，眼圈微微红了。

饭后，邻居们陆续来串门。知道我考上了医学院，这个问“学医苦不苦”，那个说“将来头疼脑热可就找你了”。张叔叔拍着我肩膀：“好好学！咱们国家，缺的就是人才。”他的手很重，话很实。我忽然觉得，肩上沉甸甸的，却不是压力，而是一种被需要、被托付的重量。

黄昏时分，我揣着母亲给的二十块钱“压岁钱”——这几乎是往年十倍——去书店。新华书店居然破例初一营业，虽然只开半天。玻璃柜台里，《基础医学概论》《生理学》都是刚到的新书。我买了两本，店员仔细地用牛皮纸包好，系上纸绳。走出书店时，夕阳正红，街道上积雪未消，被晚霞染成淡淡的玫瑰色。

回到宿舍区，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不再是往日昏黄如豆，而是明晃晃的白炽灯光，从一扇扇窗户里泼洒出来，把晾衣绳上的冰凌都照得晶莹剔透。有孩子在放“穿天猴”，哨音尖利，拖着长长的光尾窜上夜空，在最高处“啪”地绽开，碎成满天金屑。

夜深了，我翻开《人体解剖学》。彩图插页上，人体器官以精准的科学笔触呈现，复杂而有序。母亲轻轻推门进来，放下一只崭新的暖水瓶，外壳是喜庆的牡丹图案。“带到学校用，”她顿了顿，“常写信。”

我点点头，目光落在扉页上自己写下的名字和日期：1978年2月7日。这个日期下面，是更小的铅笔字——1968年除夕那枚一分钱硬币，此刻正压在书页间，作为我最早的书签。

窗外，一列火车正驶出天津站。那是开往太原的夜车，汽笛声悠长而饱满，不再苍凉，倒像一声舒展的叹息，然后坚定地奔向远方。铁轨延伸的方向，灯火连成流动的星河。

我合上书，冰凉的硬币贴在掌心。十年了，它从年夜饭的惊喜，变成书页间的镇纸。而我从那个数着鞭炮声的孩子，成了即将握住手术刀的人。母亲说得对，时代真的会转弯——就像此刻，午夜的钟声在收音机里敲响，1978年的大年初一正式来临。春风正在穿越华北平原，它抵达王串场时，一定会先吹动我窗棂上那张崭新的、墨迹未干的春联。

“春回大地”——这四个字，今夜我忽然读懂了它的全部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