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迪：在不确定的变局中锚定“确定性”

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 王星冯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顺全球发展之风，掌专业落地之舵，方能护航中企在全球贸易变局中行稳致远。

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迪律师，深耕汽车产业跨境合规与出海服务，以“国内主导+境外协同”为核心，牵头搭建覆盖亚太、欧美的境外合作律所网络，并通过标准化合同模板、合规审查流程及项目管理办法，实现跨境项目高效规范落地。近年来，张迪成功护航新能源汽车标杆客户，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美国等地完成投资布局，服务涵盖公司治理、股权架构、产品准入、数据合规、知识产权布局等关键环节，执行成效显著。在专业成果输出方面，张迪持续撰写专业文章二十余篇；作为南京市律师协会跨境贸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她还参与发改委立法课题研究与合规标准撰写，推动行业规范发展。集行业洞察、机制创新、实战落地与专业赋能于一体，张迪逐步构建起覆盖多区域、全流程的企业出海法律服务体系。

2025年12月，“律新社2025年度风云榜：出海服务律师20佳”发布，张迪凭借其卓越表现成功入选；此前，张迪还曾获“律新社2024年度国际贸易领域品牌之星：匠心律师”荣誉。此次，律新社深入对话张迪，共同探讨企业出海服务领域律师的专业成长路径与品牌建设之道。

法商融合：

洞察商业、赋能实战的价值创造者

在全球化浪潮与产业变革的交汇点上，选择往往源于对趋势的洞察与自身优势的精准匹配。张迪踏入国际贸易法领域，正是基于对全球化商业逻辑的深刻理解与时代机遇的敏锐把握。她将商学教育带来的商业洞察力、企业法务实践积累的实战经验，与法律专业能力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法商融合、预防为先”的专业化路径。这种复合型知识结构不仅让她能够精准识别客户需求，更能在跨境业务的前端介入风险防控，形成了以创造价值为导向的独特服务模式。

律新社：请问是什么契机促使您选择了国际贸易法这个领域？您的商学背景及多年的法务经历对您后来的法律职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迪：选择国际贸易法领域，源于我对全球商业逻辑的热情与时代机遇的洞察。早年的商学教育，使我深谙企业运营中“效率、风险与合规”的平衡之道；而国际贸易中规则、利益与跨文化的深度交织，更构成了这一领域独特的专业魅力。

此后的企业法务实战，让我直观洞察到中企出海的真实痛点：从贸易壁垒应对到境外架构设计，每一环都要求法律与商业思维的深度闭环。商学底蕴使我能穿透法条，精准锁定客户在税务优化、资金效率等维度的真实诉求；而法务经历则塑造了我的“预防性法律思维”，主张从战略布局阶段介入，通过合规体系搭建将风险消弭于前端。我始终坚持“商业律师”的职业定位。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变局中，我不仅致力于解决当下的法律难题，更希望通过法商融合的方案，为企业出海的每一步创造确定性价值。

律新社：作为南京市律师协会跨境贸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您在促进本地跨境贸易法律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变化，您认为本地律师应当如何调整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服务模式以更好地服务客户？

张迪：面对瞬息万变的全球贸易格局，我认为律师应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专业升级

首先，构建“规则-产业-区域”的三维知识体系。律师既要精研WTO多边规则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重点条款，更要深挖产业深度。例如针对电池制造企业出海欧盟，律师必须深度解读欧盟《新电池法》关于碳足迹、供应链尽职调查及电池护照的硬性要求，并了解相应的行业知识，才能为企业提供较为全面的出海法律服务。

其次，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的服务模式转型。许多出海企业或传统集团的新业务板块带有明显的“初创”特征，这要求律师不应仅在争议发生时出场，而应在企业跑市场、谈商业计划的初期阶段就提供“合规体检+风险沙盘推演”服务，将风险隔绝在前端。

最后，强化“本地化+国际化”的全球协同能力。跨境服务离不开境外律师的紧密配合，律师应在日常工作中，有意识地搭建覆盖热门投资目的国的境外合作网络，确保能实时同步境外新规动态，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全球化合规解决方案。

穿透迷雾：

以“全链条方案”驾驭风浪的出海引航者

当全球化遭遇逆风，真正的专业价值在于协助企业在不确定性中锚定确定性。张迪不仅深谙国际经贸规则的底层逻辑，更擅长将复杂的法域冲突转化为可落地的商业方案。从新能源汽车的贸易壁垒应对，到RCEP规则下的供应链布局，她以“法律+商业+政策”的整合视野，穿透纷繁复杂的监管迷雾，将法律服务从单纯的合规体检升级为赋能企业全球化战略的核心引擎。

律新社：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国际贸易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趋势？

张迪：当前的不确定性正在催生法律服务需求的“结构化升级”，我认为主要呈现三大趋势。

第一，贸易保护主义催生“防御性”与“进攻性”法律服务双增长。随着反倾销、反补贴（“双反”）及出口管制案件量上升，企业不仅关注如何应对贸易制裁，更开始主动运用规则维权。例如光伏企业在欧盟“保障措施”调查中，通过证明“产业转移未造成市场扰乱”争取更低配额。此类策略性法律服务需求年增长率超20%。

第二，新兴赛道成为业务增长极。新能源汽车、数字贸易、绿色技术等赛道的跨境交易法律服务爆发式增长。中国车企在海外的投融资、电池供应链合规、境外经销商网络的反垄断审查等需求日益旺盛。

第三，服务模式向“全链条解决方案”转型。单一法律意见书已无法满足需求，客户呼求“法律+商业+政策”的整合服务。在前端调研阶段，律师就需要介入政策分析、资质申请、财税架构以及知识产权的超前布局。例如，在为某新能源商用车集团公司提供出海全流程法律服务时，我们不仅提供了目标国家的投资合规审查与公司设立方案，更深度介入了其商业策略的核心环节，并为客户定期提供动态的合规监测服务，涵盖数据安全、劳工政策、关税变动等。这种“伴随式”法律服务或将是未来的主流。

律新社：面对欧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您认为中国企业应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有效应对，以减轻可能面临的贸易壁垒？对于计划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来说，提前做好哪些法律准备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类似风险？

张迪：应对反补贴调查，法律策略应集中在以下三点。

第一，精准界定“补贴”与“损害”因果关系。依据欧盟《反补贴条例》第2(12)条，需举证政府补贴属于“普遍性支持”而非“特定企业补贴”，或证明补贴未对欧盟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例如，通过行业协会提交欧盟市场供需数据，证明中国车企市场份额增长主要源于技术竞争力，而非补贴。

第二，利用程序合规抗辩降低税率。在欧盟委员会问卷回复中，企业应严格按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及时提交完整财务资料，避免因“不合作”被适用不利推定。

第三，联合产业力量启动“反向合规”。通过中欧商会等平台，推动欧盟修订“区域价值含量”计算规则，间接削弱反补贴调查的经济基础。

在风险防范上，我建议企业建立“补贴合规热力图”，对各地政府给予的研发补贴、出口退税等政策，依据目标市场法律进行合规评估，避免“隐性补贴”被认定为“可诉补贴”；其次，构建“去风险化”供应链架构，在东南亚、东欧设立电池组装厂，通过RCEP累积规则实现“区域增值率达标”，同时将研发中心与生产基地分离，降低单一地区补贴集中度过高的风险。此外，还可以购买“贸易壁垒保险”，针对反补贴调查导致的关税增加，可通过中信保等机构购买专项保险，将部分风险转移至金融市场，增强财务稳定性。

律新社：面对国际法律环境的快速变化，出海律师需要不断适应新的法律法规。您是如何保持对各国法律动态的敏锐洞察，并确保为中国企业提供前沿且实用的法律建议的？

张迪：出海律师确实需要保持法律敏感度，主要依赖于“系统化情报网络+场景化转化能力”实现。首先，需要搭建“信息捕获体系”。利用AI等工具，及时跟踪目标国监管机构（如美国商务部BIS、欧盟委员会）的动态，时刻关注国际咨询机构的数据库和白皮书，提炼实操要点。其次，需要深耕“判例实证研究”。如针对“双反”或原产地规则变化，我们会深钻判例，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等权威机构的裁定尺度，与我们服务企业的实际生产工序、价值链分布进行模拟比对，为企业提供具备预防性的合规优化方案。

律新社：作为一名拥有中美双重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您如何看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中欧投资协定（CAI）等新框架对跨国企业的影响？特别是在涉及不同法域间的合规要求时，您的双重执业经验如何帮助企业在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导航？

张迪：RCEP与CAI标志着规则正从“边境规则”向“边境内规则”深度演进。RCEP的“区域累积规则”允许企业在区域内灵活配置产能，因此，中国生产的电芯在越南组装，再出口至日本，仍可享受关税减免。这直接催生了供应链的“区域内闭环”重构

CAI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设定了更高标准。例如，其在国有企业规则、环境劳工标准上的条款，虽带来合规挑战，但也通过更清晰的“负面清单”和争端解决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确定性，降低了“隐性壁垒”风险。

在这种复杂环境下，中美双重执业资格让我能够实现“两套操作系统”的兼容。涉外律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法律翻译官”，不仅是语言翻译，更是将客户需求转化为境外律师所能理解的逻辑。比如，当企业面临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信息披露要求，与中国数据出境合规规则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利用双重法域知识，设计出符合双方监管要求的第三方数据托管或结构性豁免方案，在合规夹缝中开辟出成本最低的航路。

智启未来：

试验先行、创新规则的后浪引路人

行业的进阶既取决于对规则边界的突破，也扎根于专业主义的薪火相传。张迪将自由贸易区视为全球治理的“压力测试场”，在数据的流动与关税的筹划中，精准拆解制度红利，为出海企业谋求竞争优势。面对日新月异的执业环境，她鼓励青年律师打破“法律技工”的思维桎梏，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无人区勇于探险，将技术、商业与法律深度缝合，在复合型解决方案的架构中实现从“人才”到“人物”的跃迁。

律新社：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自由贸易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您认为自由贸易区在促进国际贸易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们为企业提供了哪些具体的法律优势？

张迪：自由贸易区已从传统的“关税洼地”重构为全球价值链的“规则试验田”与“系统集成枢纽”，成为连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与国内法制创新的安全缓冲带。企业在此可获得显著的法律与制度红利：

首先是“政策工具箱”式的灵活合规优势，通过叠加“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保税研发”及“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政策，企业能以极低税负成本整合全球研发资源，并实现境内外市场的无缝对接与资金自由调配；其次，自贸区赋予了企业独特的合同自治与争端解决权，允许注册企业约定适用外国法并优先选择境内商事仲裁机构，实现了“外国法便利”与“主场仲裁优势”的深度融合，极大增强了跨境交易的可预测性；此外，区内构建的知识产权“快保护”生态，通过缩短一半以上的专利审查周期及海关快速边境扣留机制，为企业的创新成果修筑了坚实的“护城河”。这种全方位的法治赋能，使自贸区不仅成为企业的政策避风港，更是中企参与全球竞争、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实战加速器。

律新社：您曾发表过关于美国关税筹划的文章，特别提到了“首次销售规则”的合理利用。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首次销售规则”？在实际操作中，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有效地利用这一规则来降低进口成本并优化供应链管理？

张迪：“首次销售规则”（First Sale Rule）是美国海关的一项关税估价策略，在涉及多层关联交易时，它允许进口商以中国制造商卖给中间贸易商的价格（即“第一手价格”）作为完税价格基础，而非最终对美出口的成交价。由于中间商的利润和费用不计入完税价格，企业可以实现显著的节税。但在实操中，构建经得起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CBP）审计的“经济实质”至关重要。中国企业需要确保中间商必须独立承担风险；定价必须符合“公平交易原则”；文档链条的“无缝闭环”管理；供应链管理的系统性优化等。

律新社：您认为青年律师应当具备哪些关键技能和素质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行业中脱颖而出？

张迪：在这个时代，青年律师不能只做“法律技工”，而应立志成为“复合型解决方案架构师”。除了扎实的法律功底，我认为三项能力至关重要。

首先是“技术/业务翻译”能力。青年律师要有强烈的求知欲，主动学习基础的技术原理，才能与专家有效对话，将技术事实、业务事实转化为法律论据。其次为“商业模型解构”能力。客户带来的永远是一个商业问题，法律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青年律师需要快速理解一个行业的盈利模式、成本结构和竞争生态。第三是“跨文化协同”领导力。涉外法律服务本质上是跨文化项目管理和信任建立。青年律师需要培养的不只是外语能力，更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下高效沟通、建立共识、驱动项目的能力。最后，保持“探险家”的心态。这个行业没有一成不变的蓝图，最大的风险是停滞不前。勇于踏入新能源、人工智能、太空商业等无人区，在其中找到法律的支点，你就能定义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不只是追随潮流。

结 语

在当前企业出海的宏大叙事中，急需一批能够打破法域藩篱、跨越行业边界的法律人才。在张迪身上，我们清晰地捕捉到了新一代涉外法律服务者的鲜明特质：以敏锐的商学底蕴拆解复杂的全球变局，用精准的实战舵盘指引企业避开合规暗礁。她从不将跨境法律服务局限于枯燥的条文解读，而是将其视为一项构建信任、连接资源、赋能增长的系统工程。

她的成长路径有力地证明，在波诡云谲的国际贸易领域，律师的生命力在于能否将深度的规则洞察转化为敏捷的商业护航力。从对“规则试验田”的制度深耕，到在“贸易无人区”的勇敢开拓，她始终秉持着“预防胜于补救”的专业主义理念，在助力中企全球化布局的同时，也为中国涉外法律行业的模式创新与人才培养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张迪的探索与坚守，正持续为中企在世界舞台的行稳致远贡献着专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