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英国学者哈维·怀特豪斯：人类未来应该更明智地投资我们共同的文明遗产

《文明的遗产：现代世界的演化起源》（Inheritance: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是英国学者哈维·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的一本新著，其中文版近日推出。

《文明的遗产：现代世界的演化起源》，【英】哈维·怀特豪斯/著 魏澜、金珠玛/译，中信出版集团·阅微，2026年1月版

哈维·怀特豪斯是知名的人类学家、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也是宗教认知科学的创始人之一，著有《仪式性动物》（The Ritual Animal）、《仪式与记忆》（Ritual and Memory）等。他最初接受的是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之后又涉足历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领域，是一个很难被简单归类的理论家。多年来，哈维的研究旨在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人类社会是如何从小型群体发展出庞大、复杂的文明的？他给出的答案是：仪式。在《文明的遗产》这本新书中，他将仪式与记忆、社会复杂性放在同一个进化逻辑中进行探讨，继续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在《文明的遗产》中文版出版之际，我们采访了哈维·怀特豪斯教授。

哈维·怀特豪斯

澎湃新闻：您在新书《文明的遗产》中提出，人类存在三种自然倾向：从众性、宗教性和部落性，它们构成了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三种倾向真的能完全解释当今社会的种种现象吗？它们对于理解世界历史为何以及如何展开的重要性表现在哪里？

哈维·怀特豪斯：没错，我们天生就会遵循惯例（从众性）、吸收关于超自然存在和力量的想法（宗教性），并对群体产生忠诚感（部落主义）。这三种倾向是普遍且古老的，是我们进化心理的一部分。在书中，我阐述了来自对照实验和进化建模的大量证据，以帮助解释这种心理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形成。但即使我们都拥有相同的基本心理装备，历史还是以新颖的方式延伸和塑造了它。文字系统让我们能在更大规模上标准化文化惯例；有组织的宗教利用我们的道德直觉，使陌生人能以新的方式合作；部落主义与神圣价值观、军事技术交织，催生了规模前所未有、复杂的帝国，并使其扩张。在书中，我描述了心理的与文化的两种遗产如何塑造了世界历史，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理解它们，才能解释当今世界万事万物的运作方式。

澎湃新闻：您在三十多年前就提出了本书中的类似观点，当时是如何想到的？在书中，您提到，这个观点当时是个非常容易受到抨击的危险观点，如今，学术界是不是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

哈维·怀特豪斯：1980年代，我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雨林深处，与一个部落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那里的人们兴起了一项宗教运动，宣扬祖先不久将死而复生，在人间建立天堂。在这场运动之前，这片地区的人们已经分裂成极小的部落群体，说着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历年来，部落之间战事不断。但这场宗教运动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像中央集权国家的实体。这些经历启发我基于从众性、宗教性和部落主义这三个原则，发展出一套关于小群体如何成长为大群体的理论。所以，是的，所有这些想法确实在三十多年前就已萌芽。

为了检验我的理论，我需要开展实验并建立可供统计分析的大型数据库。那时，这种做法在社会人类学中极不寻常。研究文化的标准方法是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参与社区活动，记录观察并试图构建日常生活的图景。但试图解释人们的信仰与实践、检验关于社会系统进化的理论，并不属于该方法的一部分。因此，我不得不与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合作。我们一起开创了一个新领域，我们称之为“宗教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 of Religion，简称CSR）。宗教认知科学使我们能够开始检验关于宗教形成与后果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领域扩展到涵盖文化进化理论。如今，这些已成为相当主流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有专门期刊、研究中心、大学课程、专业学会以及学术会议，全都致力于宗教认知科学和文化进化理论研究。所以，如今这类研究已变得更加主流。

澎湃新闻：书中，您分析了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帝国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等多个文明案例。能否分享一个最令您惊讶或最能佐证您理论的历史发现？

哈维·怀特豪斯：在我刚才描述的那些新领域中，关于宗教是否通过支持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来帮助社会规模扩大，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一个主导理论是，对惩恶扬善的道德化神灵的信仰，充当了一种“天眼”，激励合作行为，威慑欺骗者。这被称为“大神理论”（the Big Gods theory），即相信强大、惩罚性的神灵，使我们能够信任那些表现出敬畏神灵身份的人，从而促进复杂社会中更有效的合作系统。我原本相当信服这个观点，但我们对大量世界历史数据的分析显示，最早的道德化宗教出现在人类文明规模和复杂性急剧上升之后，而非之前。这意味着“大神理论”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对大社会的进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对这一发现感到很惊讶，但我并不认为“大神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尽管相当庞大复杂的文明能够在没有道德化神灵的情况下进化，但一旦它们跨过某个阈值，这类神灵就变得重要起来。我的看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在文化上是相当同质的，也就是说，人们共享一套共同的习俗、价值观、传统和信仰，因此，对领导者的信任度相当高，对社会秩序的忠诚度也很高，统治者和精英们能够容忍极端形式的不平等。在这一历史时期，许多青铜时代文明实行人祭和大规模奴隶制。但随着这些古代社会规模的扩大，它们开始征服和吸收邻国，变成多民族帝国。这在内部造成了各种分裂。在此环境下，生存得最好的社会似乎是那些采纳了道德化宗教的社会。“大神理论”帮助它们共享一套共同合作的原则，并相信彼此会遵守这些原则，尽管它们存在种种差异。

澎湃新闻：您强调“身份融合”这一心理机制的关键作用。在您看来，是仪式创造了融合的身份，还是融合的身份群体选择了特定的仪式？这种因果关系在历史进程中是如何动态演变的？

哈维·怀特豪斯：身份融合是一种极其强烈的群体纽带，你的个人身份与群体身份融为一体，以这种方式融合的人对群体非常忠诚。事实上，他们几乎会做任何事来保护其他群体成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人们与群体融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与他人分享个体定义性的经历。我们都有对自己的个人身份至关重要的经历，那些在我们的人生中帮助塑造了今天独特个体的经历。当这些经历也被视为群体定义性的经历时，你的个人身份和群体身份就融合了。例如，我曾在军人群体中看到这种情况，在战场上经历了改变人生经历的士兵，聚在一起，成为“兄弟连”。事实上，“兄弟连”这个词相当有揭示性，因为融合的人经常用亲属关系的语言来描述其他群体成员。无疑，融合的第二种途径是相信你与其他群体成员拥有相同的生物本质，例如，直白地将他们视为共享相同血脉和共同祖先的人。当然，这在家庭中很常见，大多数人即使不与任何其他群体融合，也与家庭融合。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融合机制被文化实践以各种迷人的方式加以利用。在我第一次做田野调查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年轻男性通过经历改变人生的成年仪式而联系在一起——相信我，这些仪式绝非胆小者能承受！三十年前，我称这些为“意象型”（imagistic）实践，因为它们将图像烙进你的大脑，然后铭刻在你的自传体自我中。但这类经历仅共享于一起经历仪式的少数群体中。随着社会规模扩大，基于共享种族和民族意识形态，以及通过使人们与群体象征物融合，融合他人的新方法得以扩展。其中一些象征物最终成为神圣价值观，成为值得为之牺牲的理念，激发了圣战和强大的新意识形态。

澎湃新闻：在当今这个世俗化、理性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世界，传统仪式的力量似乎在减弱。这是否意味着基于“身份融合”的大规模合作模式正在衰退？又有哪些新的“仪式”或融合机制在兴起？

哈维·怀特豪斯：世界各地的许多社会日益极化，融合模式显然在其中发挥作用。这并非仅仅是融合在衰退。我参与了许多关于当代世俗群体的研究，发现融合水平往往非常高。以足球迷为例，我和同事们发现，基于共同经历的苦难，输掉足球比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融合方式。如果你想加入一个真正忠诚的足球俱乐部，别成为最佳球员的球迷，相反，选择一个真的烂队！这样你们可以一起彻底沮丧，彼此会更爱对方。

与体育俱乐部融合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让你感受到自己是更宏大事物的一部分，并能为他人提供意义和目的。但人们常常通过更负面的苦难史而融合，例如受迫害、歧视和其他负面的共同经历。媒体往往通过聚焦这类负面经历来加剧怨恨。而这可能会制造或加深社会分裂。

澎湃新闻：这对理解当今的政治极化、极端主义和社会撕裂有何启发？是否可以说，这些现象背后也是不同“身份融合”之间的竞争？

哈维·怀特豪斯：我认为你说得对，暴力极端主义和政治极化以不同方式利用融合。我和同事对融合在暴力极端主义中的作用做了大量研究。我们的方法之一是仔细研读政治活动家的著作，寻找表明存在高度身份融合的语言，例如使用亲属术语描述其他群体成员。我们发现，许多此类型的活动家，包括和平守法的活动家，都表现出融合的明显迹象。这告诉我们，他们对所倡导的任何事业都充满热情。

但除了融合之外，还有三个特征似乎是暴力极端主义语言所特有的。第一，他们沉迷于外群威胁的主题，相信群体的敌人呈现出巨大的危险，以至于需要采取某种形式的防御行动；第二，他们将敌人视为非人或恶魔；第三，他们坚信暴力是保护内群所必需的。当这种信念与融合相结合时，就会产生致命的混合物，导致自我牺牲式暴力，例如自杀式爆炸。这项获奖的研究，现正被政府和互联网平台用于早期发现恐怖主义风险。

就极化而言，我认为与激进化有些相似之处，但也有非常重要的区别。首先，大多数卷入所谓“文化战争”的人，并不表现出我们在暴力极端主义者中发现的那种致命混合物。政治极化通常表现为左右对立——自由派与保守派，但绝不是说我们期望这些对立方的每个人彼此融合。他们有共同的政治身份，但这些身份通常基于共享的信念和价值观，不一定是共享的、个体定义性的经历或生物本质（如融合身份的情况）。事实上，政治身份往往是非人格化的，因为它们根本与你的个人自我无关。例如，如果我把自己看作左派，那么当我想到我的同志们时，我作为哈维的身份就变得不那么相关，因此也不那么容易进入意识。

话虽如此，显然在有些极化形式中，融合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过去几年加沙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世界各地许多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共同苦难感。所幸，这并未同时引发大多数人那种我前面提到的致命混合物。然而，当可怕冲突发生时，它们至少有可能使少数人变得激进。因此，如果像加沙这样的冲突在未来导致更多恐怖主义行为，也不足为奇。

哈维·怀特豪斯在原始部落中进行田野调查

澎湃新闻：《文明的遗产》这本书也聚焦于探讨人类未来应该如何更明智地对我们的遗产进行投资，能否简单阐释一下人类该怎么做？AI的兴起对此有什么影响吗？

哈维·怀特豪斯：这本书充满了这样的例子：我们的共同遗产——无论是生物的还是文化的——如何带来了日益庞大复杂的社会，但如今也正导致合作的瓦解。我相信，通过理解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到解决今天所面临问题的新途径。这就是我所说的明智地投资我们的共同遗产。仅举一例，回到我刚才谈到的加沙问题。我们知道，共同的苦难感可能促进交战群体内部的融合，这可能进一步助长敌意和暴力。但如果我们能找到方法，将焦点转移到冲突双方的共同苦难上，完全相同的机制恰恰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这可能比人们意识到的更容易做到。

为了解释原因，有必要描述一下我们与我的一位英国上议院朋友——约翰·奥尔德迪斯爵士（John Alderdice）——在加沙战争爆发后不久进行的一项研究。奥尔德迪斯勋爵是解决看似棘手冲突的专家。事实上，他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担任过当地一个政党的领袖，并在促使交战双方回到谈判桌、达成持久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后，奥尔德迪斯勋爵在议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主张暴力不是回应之道。这是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但我想知道，如果焦点更多地放在冲突双方的苦难上，他的核心信息是否会更有影响力。于是，我重写了演讲稿，将这一点作为核心论点，并请他录制讲述这个新版本的视频。然后，我们向一大群穆斯林和犹太裔美国人播放了这段视频。我们发现，聆听这段演讲的效果非常显著——它增强了对外群的融合感、信任感以及开放交友的意愿。更令人惊讶的是，听这段简短演讲的积极效应在接触数天后仍可检测到。

这类研究指出了政治领袖和媒体在增强公众对冲突的和平结局支持方面的潜在积极作用。当然，这是假定在政治家和记者愿意寻求和平结局，或者政府和新闻产业的运作方式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不损害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媒体面临的制约之一是，新闻内容必须引人注目，因为收视率、点击量、订阅量和报纸销量是商业模式的核心。毕竟，媒体是依赖商业广告生存的。在这种模式下，聚焦于内群苦难的新闻内容对他们来说是“大生意”。但如果这些新闻的目标受众被隔离在内群中，他们所消费的苦难图像往往会促进内群融合和外群仇恨，进一步加深极化，助长群体间冲突。不过，我认为情况并非完全无望。不难想象，可以用“桥接算法”（bridging algorithms）让人们对任何特定冲突双方的苦难都有所了解。例如，每当我点击展示乌克兰平民苦难的新闻时，系统可能也自动向我展示同一冲突中俄罗斯平民苦难的类似新闻。我观看外群受难的动机最初可能源于复仇念头，但长期接触这些材料，可能意味着外群的他者化逐渐让位于更共情的共同苦难感，驱动与外群的扩展融合。毕竟，这正是人们听了一次奥尔德迪斯勋爵的简短演讲后发生的情形。

澎湃新闻：写作《文明的遗产》这样一部巨著，您是否也有一套独特的“仪式”来进入这种宏大的思考和写作状态？

哈维·怀特豪斯：是的！写任何书都意味着需要长期保持投入，即使精力不足，面前的任务看似庞大或不可逾越。日常仪式能帮助我们专注于当下，这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做过研究，结果表明日常仪式能让我们更好地延迟满足，因此我们愿意付出短期的代价，以换取未来更大的回报。这两种心理效应对从事像写书这样长期且相当孤独的事情来说都很有帮助。我自己的日常仪式是，通常凌晨四点起床，在其他人还没醒来之前，我会按部就班地设置好咖啡机和我的工作站，让它们遵守各种古怪的规则，并以完全相同的顺序执行，尽管它们没有任何工具性价值。正是这些规则使行为具有“仪式感”。只有在完成这些小仪式后，我才会在电脑前坐下，开始写作。我认为这对我有帮助。但由于本次实验缺乏对照条件，所以我也无法确定其准确性。

澎湃新闻：您最初接受的是人类学训练，后来转向了历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研究，是什么契机促使您踏上这条极具开创性但也充满挑战的跨学科道路的？这种跨界状态，在制度化的大学体系中，是优势还是障碍？

哈维·怀特豪斯：跨学科工作带来许多挑战：你本学科的同事可能嗤之以鼻，对不熟悉的方法持怀疑甚至敌视态度；学习其他领域工作者的方法可能非常耗时且很困难，尤其没有导师或顾问；资助机构和大学院系的架构往往歧视跨学科研究……问题清单不胜枚举。但跨学科边界也有优势。事实上，如果不从不同角度——也就是多学科视角——切入，许多社会科学问题往往无法充分解决。我前面提到的“大神理论”就是一个极佳例证。心理学家对超自然信仰的形成机制以及道德推理的原理了如指掌，而证据显示，这两个思维领域未必存在必然关联。同时，人类学家已表明，在许多小型社会中，超自然存在并不特别关心人类行为的道德性，我们彼此如何交恶，它们并不太在乎，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执行了正确的献祭或崇拜行为。历史学家对古代社会的神灵了解甚多，但多数史学家只知晓自己研究的区域，无法在统计学上跨时空比较特征。这有点像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只知道大象的一部分（象牙像矛，耳朵像扇子，腿像蛇，等等），但若不整合所有信息，无人意识到他们摸的是同一动物，更遑论这是什么动物。同样，没人知道“大神理论”在世界历史中何时、如何产生，抑或为何产生。跨学科研究能开辟对现实的激动人心的新见解，因此具有真正学术抱负的人都认识到其重要性。尽管过去常有人对我说，你鼓励学生加入你的跨学科冒险，是在拿他们的未来职业生涯赌博，但令我非常自豪的是，我许多以前的学生如今已是各自领域的杰出教授。

澎湃新闻：那么，对于有志于进行跨学科人文社科研究的年轻学者，您有什么建议？

哈维·怀特豪斯：找到一个没人能充分回答的问题，并且找一个你自己在乎、并能说服别人也在乎的问题。然后找到回答它的恰当工具，无论这些工具来自哪里。如果这意味着要从许多其他学科学习技术，那就学！不要放弃。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支持。为自己制定一些日常仪式，以便保持专注和投入。多喝咖啡。

澎湃新闻：您早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进行过长期田野调查，这些与活生生的社群相处的经验，给您的研究肯定带来很多便利之处。那么，您认为沉浸式的人类学观察和远距离的历史模型分析，最大的不同与相通之处分别是什么？

哈维·怀特豪斯：长期的沉浸式田野调查产生人类学家所谓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这基本上意味着钻入文化实践背后所有微妙的含义层。例如，如果我要描述一次动物献祭，我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不仅要描绘一个典型仪式序列的简单细节，还要探究象征主义的方方面面、参与者的动机与意图、他们彼此关系的历史、关于如何互动的规范，如此等等，几乎无止境。但如果我想知道动物献祭总体上是否促进了特定的道德原则，那么我只需要关注仪式的少数几个特定特征，即“浅描”（thin descriptions），以便能在数百个不同社会之间精确比较这些相同特征。这些浅描将从深描中提炼出来。因此，定量分析依赖于它所使用的定性数据的质量。这两种方法理应协同工作。

澎湃新闻：您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或写作计划是什么？

哈维·怀特豪斯：我的下一本书将探讨自由民主面临的当前挑战。自由主义是作为应对不平等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出现的。但这个解决方案似乎正在失灵。我将展示世界历史中的七种不平等形式，每种都提出了各自的问题，而过去成功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设法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自由民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变革，而它只能通过汲取历史的七堂课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