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包肉 | 五十九年前的“广播找人”

1948年5月，时年51岁、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

刚到南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要吴有训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吴有训刚刚在美国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赋闲在家。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忽然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急切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去台湾。

杭立武临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并且反复叮嘱吴有训，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

此时，中共地下党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急忙派人和吴有训联系。吴素来对中共有好感，于是被地下党秘密转移到了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

就这样，在解放战争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

到了上海不几日，有一天，吴有训在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广播时，突然听到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口播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

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天都能听到这个广播找人，一直持续到厦门被解放军占领。

史载，厦门解放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7日，也就是说，这则广播找人从春到秋，持续了五个月。

不知道吴先生当时避居在上海，每天听到他为之效力了二十二年的政府行将败退之时的苦切寻找是什么感受？当我看到这里时，内心竟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

1948年的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对它的国家和人民犯下多少罪孽，但此时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它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还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黄金、权力、美人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

文物是死去的知识，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而一个政权，尽管它的军队、它所仰赖的官僚体系早已彻底朽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但它在自顾尚且不暇之时，没有将它的知识分子和祖先留下的宝贝丢给敌方和瓦砾，而是尽其可能地想尽办法护送到它的臂力能够保护到的地方，这说明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敬畏，对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或死或活的文物的虔诚守望，而从本质上讲，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过诸天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属灵品质。

正是有了这种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经无数兵燹祸乱而文脉不断，才使得一个种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鲜血积淀下来的精神之花没有彻底死在腐败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灯一样照耀着它的子孙。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146天的电波召唤并没有挽回吴有训先生对那个腐朽政权的信心，他决定留下来，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有训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居声名卓著的郭沫若之下。

“文革”期间，吴有训虽未受到冲击，但他的许多科学同道都被圈进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曾经最重要的伙伴叶企孙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加，流落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 “专政”，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中关村街头寻找，终于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二人对视良久，哽咽无语。他掏出一叠钱塞给叶企孙，然后默默地离开。

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家的路上，面对着满街激昂慷慨的广播喇叭，他有没有想起二十年前那场持续了146天的广播找人？

吴有训（1897年4月26日—1977年11月30日），字正之，江西宜春高安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他的学生包括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 选自狄马著《五十九年前的“广播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