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沈浩干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挺“叛逆”的事儿。他领着小岗村的干部们,跑了一趟山西大寨和河南南街村。这事儿在当时那可是有点“砸自家招牌”的嫌疑。你想啊,小岗村是什么地方?那是“大包干”的圣地,是单干致富的图腾。结果呢?沈浩站在南街村那一片红红火火的集体企业跟前,看着人家整齐划一的公寓楼,再想想自家村里为了一头猪都能吵破头的烂摊子,心里那叫一个五味杂陈。他在南街村的留言簿上,提笔就写了十个大字:“学习南街村,重走集体路。”这哪里是留言,简直就是对自己过去二十年发展逻辑的一次“打脸”式复盘。他算是看透了,光靠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在这个大市场面前,就是拿鸡蛋碰石头,没戏。
咱们把时间轴拉回到源头,看看这“病根”是怎么种下的。把时针拨回1991年3月,那时候小岗村的名头已经响彻全国了。上海那边为了帮衬这位“老大哥”,那是真下了血本,直接送来一份厚礼:一百头良种母猪,三头种公猪,外加十五万启动资金。搁那时候,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金矿”。要是脑子稍微正常点,这就能搞个现代化养猪场,那是妥妥的“聚宝盆”。可结果呢?剧情走向让人大跌眼镜。猪还没进圈,村里先炸了营。为了争个场长、会计的位子,村干部和几个精明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底下的村民一看,好嘛,你们想掌权吃肉,我们连汤都喝不上?得了,谁也别想当官!大伙儿一合计,搞出了个简单粗暴到极点的招数:把猪分了,把钱分了!于是,那一百头本该生财的种猪,变成了各家灶台上的一顿红烧肉;那十五万本钱,像撒胡椒面一样稀里糊涂填了各家各户的油盐酱醋坑。这就是当时小岗村最真实的写照:只有“分”才是正义,谁谈“合”谁就是想占便宜。
这种“分”字当头的逻辑,到了2004年,已经成了小岗村的一块“心病”。那年2月,沈浩刚被派去挂职。本来去“改革第一村”那是镀金的好机会,可老同学们一听是去小岗,一个个把头摇成了拨浪鼓,直说那是“火坑”。沈浩进了村,也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官话,他在日记里给村子把了脉:“自私保守、因循守旧”,这几个词虽然扎心,但真是一针见血。到了2004年3月28日,他更是写下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大实话:“一夜越过温饱线,二十五年不富裕。”包产到户确实救了急,让大家吃饱了肚子,可也把农村搞成了“原子化”的一盘散沙。大家各扫门前雪,集体的概念早扔到爪哇国去了。
更要命的是,“分”完了还得面对“乱”。这种散沙状态,简直就是滋生“村霸”的温床。2004年8月29日,几个村民摸黑溜进沈浩住处,倒了一肚子苦水。原来,村里几个地头蛇仗着有人撑腰,那是相当嚣张。公家的房子他们占,集体的推土机他们拿回家用,甚至连村里的池塘都被霸占了养鱼。最缺德的是,为了护自个儿那点鱼,愣是不许村民抽水浇地,眼瞅着庄稼旱死也没人敢管。为什么?因为没人管得了。各顾各的日子过久了,谁还愿意为了公家事儿得罪人?沈浩在日记里叹气:“正气压不住邪气。”这就是基层组织瘫痪的代价,没了集体这个“大拳头”,老实人只能被欺负。
沈浩也不是没想过折腾点新项目。他刚去那会儿,不信邪,跑断了腿从上面弄来项目。可项目一落地,他又傻眼了。2005年8月30日,村里想修路、盖医院、建市场,这都是造福子孙的好事吧?但在小岗村,每走一步都像过火焰山。村民们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修路?占我家地得赔钱;盖医院?挡我家风水得赔钱。每个人都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没人管全村的死活。沈浩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路子的事儿。那种“小生产”的局限性,就像个紧箍咒,把小岗村死死困在了原地。这时候他才悟出来,所谓的“重走集体路”,根本不是否定当年的大包干,而是时过境迁,药方得换了。这叫螺旋式上升,不叫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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