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想告“叛乱”失败了！前法官直言：政府在法院已经没人信了

2026年2月10日，当华盛顿的一个大陪审团正式驳回联邦检察官针对所谓“总统敌人”的起诉请求时，“史无前例”这一词汇在公共舆论中被运用到了极致。

这场司法风暴的引信点燃于2025年11月一段同样史无前例的视频。视频中，六名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向军方及情报部门成员发出警告，重申他们有义务拒绝服从任何非法的行政命令。此举触怒了唐纳德·特朗普，他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激进姿态，指控这些议员犯有煽动叛乱罪，并声称该罪名最高可判处死刑。随后，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皮罗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诉尝试。

这场闹剧的终局——联邦大陪审团拒绝了珍妮·皮罗的起诉请求——其本身在法律程序上或许并非孤例，但它折射出的背景却极具冲击力：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在大陪审团面前遭遇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挫败。

大陪审团制度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权利法案》诞生之前，而它在现代美国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则是由宪法第五修正案正式确立的。其设立的核心初衷，是对检察官提起的刑事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司法审查。

在该制度下，由16至23名普通公民组成的群体将听取联邦检察官或助理检察官提交的事实陈述。他们的任务并非判定被告是否有罪，而仅仅是确定是否存在“合理理由”相信犯罪行为已经发生，从而决定是否启动公诉。

这意味着，在程序上检察官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他们可以单方面选择提交哪些事实证据，而在这一阶段，被告方完全没有辩护的机会。通常情况下，由于缺乏对抗性，大陪审团往往会倾向于支持起诉建议。这是一个在程序正义上显得并不那么对等的制度：没有辩护律师，只有法庭记录员、大陪审员、检察官及其传唤的证人。虽然潜在目标人可以尝试自证，但基于不自证其罪的法律风险，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大陪审团的审理程序始终处于绝对保密的封印之下，除非获得联邦法官的特别授权，否则其内情严禁外泄。

因此，在涉及这六名议员的案件中，外界无从得知检察官究竟呈报了何种材料，甚至连具体的指控罪名和证词细节都不得而知。我们唯一确证的事实是：大陪审团集体投下了反对票，拒绝批准联邦检察官的起诉请求。

这种情况在法律实践中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尽管我们现在正目睹大陪审团频繁地对政府行为表现出抗争姿态。在我担任联邦地区法官的近20年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大陪审团集体驳回正式起诉书的情况，这在司法惯例中完全属于反常现象。

大陪审团做出此类决定，意味着他们彻底否定了检察官提交的整个案件前提。在通常无法听到反方证词的情况下，大陪审员的态度极度明确：“即便我们采信你们提交的单方面事实，我们也认为此案完全不具备提起联邦公诉的法律价值。”

在程序上，他们确实可以像此前在弗吉尼亚州处理莱蒂西亚·詹姆斯案那样重整旗鼓。但这在政治与司法策略上是极度危险的，因为这无异于让联邦检察机构在公众面前经历第二次颜面扫地的羞辱。

宪法第五修正案设立大陪审团，本意是将其作为防止检察官滥用职权、随意指控平民的制衡堡垒。正如纽约法官索尔·瓦赫特勒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大陪审团甚至可以“起诉一个火腿三明治”——这一机构的制衡作用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渐被削弱。

正因如此，过去几个月里大陪审团接连驳回起诉书的行为才显得如此惊人。在我看来，这与联邦法官对政府的态度转变如出一辙。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司法部正在失去其在整个法律界赖以生存的公信力基石。

这种信任危机在公开法庭上屡见不鲜：法官们越来越难以采信联邦检察官的陈述，因为后者曾多次在公开程序中留下公然说谎的记录。现在，这种质疑蔓延到了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大陪审团。这些成员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时刻关注着世界的动向。

我认为，当美国总统公开给国会和参议院的被告贴上“煽动叛乱”且“应判死刑”的标签时，司法的纯粹性已被严重污染。这种来自最高行政长官的直接施压，不仅打破了权力的平衡，更从根本上破坏了正当法律程序的公正性。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在如此恶劣的政治干扰下，作为普通公民的大陪审员依然保留了最为核心的公平正义感。

这意味着我们的司法体系正在遭受全方位的拖累与损耗。在我担任联邦法官的岁月里，我对司法部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尊重，因为他们曾是正直与专业主义的代名词。无论我是否认同他们的法律观点或起诉决定，我从未怀疑过他们提起诉讼的底线。

然而现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由于总统的一时兴起，司法部正迅速沦为打击政治异见者的私器，这是对联邦检察权最为严重的滥用。

此外，即便起诉最终失败，其过程对被告也是极大的摧残。被起诉者必须耗费巨额资源聘请律师进行自救。在某种意义上，诉讼过程本身就演变成了一种惩罚。我高度怀疑这正是总统的真实意图：通过司法缠斗制造名誉上的损害与精神上的创伤，使其严重程度等同于定罪。虽然法院系统仍是防止草率起诉的最后堡垒，但被告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然太过沉重。

约翰·E·琼斯三世，现任迪金森学院院长，曾任美国联邦法官，长期致力于捍卫司法独立与法治精神。

乔·阿德图恩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