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大扫荡太惨烈，牺牲将领名单触目惊心，主席：取消政委决定权

自抗战以来，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尤其华北战场大量杀伤日伪军，破坏日军交通运输线，给日军造成了极大困扰。

由于华北“治安”太差，日本大本营十分生气，便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调走，转而让“中国通”冈村宁次接替职务。

冈村宁次不愧是“老江湖”，一上任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于1942年集中5万日伪军，对八路军冀中军区实施大扫荡，因扫荡开始时间是五月一日，故而被称为“五一大扫荡”。

此次扫荡与以往不同，冈村宁次除了采取军事压迫之外，还派遣特务进行渗透，同时利用政治宣传手段孤立八路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最终，冀中军区减员1.6万余人，被害群众达到2万余人，还有5万余人被捕，损失极其惨重。

此次扫荡当中，八路军牺牲将领比较多，尤其是8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治委员王远音，让毛主席觉得非常可惜。

在了解到常德善和王远音牺牲的原因后，毛主席感到更加心痛，于是作出一个重要决策：取消政委决定权。

到底怎么回事？

01

说起来，八路军并不害怕日军扫荡，因为总能找到针锋相对的办法，或进行游击战，或绕到敌后进行破坏，总之都能化解。

但五一大扫荡不一样，冈村宁次为了实施此次扫荡，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比如情报搜集，兵力调动和物资准备，等等。

1942年5月1日，冈村宁次一声令下，围在冀中军区周边的日军开始实施大扫荡，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梳篦清剿”等战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冀中军区中心区进行压缩包围。

为了不让八路军“溜走”，冈村宁次还派人封锁了所有公铁道路，形成了一个“铁环阵”，目标直指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及军区、军分区各领导。

在此次扫荡中，常德善领导的八分区，下辖饶阳、武强、献县、河间等县，恰好是日军包围合击的重点区域。

常德善是一位老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过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战爆发后在120师担任支队长，后来调任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长期在敌后从事抗战，善打游击战，作战灵活多变，曾夺取多次反“扫荡”、反“蚕食”作战的胜利。

日军发起“五一大扫荡”时，冀中军区领导人的准备其实并不充分，以为这一次还像以前那样只是小规模扫荡，扫荡结束后就会“雨过天晴”，有着“敌来我去，敌去我回”的想法，便采取坚壁清野之策，在物资准备和人员组织上存在漏洞，结果一开始就吃了大亏。

常德善的嗅觉很灵敏，扫荡开始后就发现不对劲，首先敌人数量多且队形密集；其次敌人所到之处都挖沟建碉堡，将各区域独立起来，很明显打算长期固守，最后敌人加大了宣传力度，对倾向于共产党的人员打击力度空前之大，并且手段极其残忍。

基于这三点，常德善判断，敌人不消灭冀中军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决策：不与敌人纠缠，马上突围出去。

由于常德善决策及时，在敌人包围之前，八分区机关人员及所属两个团，就突然从日军盘踞的重要据点武强县突围而出，并不断袭击其他日军据点，采取避实击虚之策，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日军周旋，以掩护冀中军区机关和部队突围。

在此过程中，常德善决策果断，打仗勇猛，每一步都赶在日军前面，歼灭了大量日军，当然自身损失也比较大，30团还被打散失去联系。

5月中旬，在军区机关转移的关键时刻，常德善率部摧毁津浦路上的两列日军火车，吸引了大量日军围追堵截，有力掩护了军区机关转移。

5月下旬，军区机关已经转移出去，根据地大多被日军占领，还有不少军民被俘，军区下令常德善率部返回中心区，通过游击战的方式清剿日军，以便日后夺回根据地。

02

日军在实施“五一大扫荡”之后，一共在冀中军区辖地建造了1700多个据点，还挖掘4000多公里封锁沟，将军区分成大大小小2600余块，八路军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范围被极大压缩。

常德善率部返回冀中军区后，发现情况很不好，敌人据点虽然人少，但武器比较精良，且相互之间能够呼应，而八分区兵力太少，武器弹药和粮食也很匮乏，无法对日军造成实质性打击，还很容易被包围。

更糟糕的是，当时日军扫荡并未结束，正在实施所谓“压倒战”，四处清剿抗日力武装。

鉴于形势不利，常德善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他主张到外围作战，让部队得到休整后再杀个回马枪。

但是，政委王远音却有不同意见，主张返回中心区，寻找失联的30团。

王远音的初衷其实是好的，他很同情根据地的受害群众，想要留下来收拢失散部队的人员，能多坚持一天是一天，坚持到反扫荡作战胜利。

因为意见不统一，王远音与常德善爆发了激烈争执，常德善气不过，便对王远音说，“我是司令，军事上听我的，政治上听你的，你不要瞎指挥！”

王远音也不含糊，大声对常德善说，“别忘了，我是政委，不只管政治，还有最后决定权！”

王远音一句话让常德善哑口无言，再也说不出话。

正如王远音所说，政委拥有最终决定权，这是因为八路军受到早期条件主义影响，中央赋予了政委比较大的权力，可以在军事上一票否决并最终拍板。

政委制在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存在，一般而言政委不会主动干涉指挥员的军事决策，但权力毕竟摆在那里，如果要用，还真没问题。

最终，常德善向王远音妥协，答应回中心区寻找30团，然后进行游击战。

恰在这时，冀中军区下令八分区主力23团向冀鲁豫地区转移。

如此一来，常德善手下能用的兵力就只剩下400来人了，这么点人回中心区简直是找死，他便同王远音商议，能否到外围休整一下，观望一下局势再作打算，王远音坚持返回中心区。

无奈之下，常德善只得带着部队出发，于6月初返回中心区并与坚持游击战的30团取得联系，6月7日进驻雪村。

此时，王远音还为与30团幸存的200来人取得联系而高兴，不懂军事的他哪里知道，他坚持返回中心区，其实是将部队陷入死地，因为冈村宁次的决心很大，下令“一个八路也不留”，而且布置了一张大网。

03

常德善刚率部队进驻雪村，冈村宁次就得知了消息，便开始调动兵力，打算将八路军全歼。

6月8日，30团抵达雪村外围，刚开始构筑工事，日军4000余人就乘坐汽车、摩托车和马匹从四面八方扑来，很快便将雪村团团包围。

600八路对4000日军，这仗没法打，更何况八路军没有重武器，轻、重机枪也很少，弹药更是奇缺，毫无胜算可言。

看到如此情形，王远音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这次回来非但没能救到任何人，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早知如此就听常德善的，说不定能多杀几个鬼子。

这时候，常德善表现得很大度，虽然他对王远音存在不满，但两人毕竟是战友，而且王远音的出发点是好的，所以他好言劝慰王远音，说现在还不是自我批评的时候，先想办法突围再说。

现实情况是，还没等八路军构造好防线，日军就率先发起进攻，先是一顿炮火输出，雪村顿时陷入火海当中，紧跟其后的是日军步兵冲锋，双方爆发激烈，仅几个小时，八路军就损失惨重，尤其是指挥员大部分牺牲，比五一大扫荡中任何一次战斗都惨烈。

眼看部队减员严重，常德善与王远音商议决定，各自率部突围，然后在河间、肃宁以北会合。

常德善善于观察，在战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最终成功逃了出去，但刚走到河肃公路以北，日军骑兵和自行车队就追上来了，双方爆发激战，八路军将士为了掩护常德善，一个个中枪倒下，常德善的大腿还中枪了。

随着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常德善知道自己逃不出去了，便对警卫员小胡说，“不要管我，我掩护你出去，你去白洋淀找地委书记金城同志汇报情况！”

小胡走后，常德善用机枪向敌人扫射，虽然击毙不少日军，但日军人数太多，他本人还身中数枪不断流血，终因寡不敌众而中弹牺牲。

后来，当地百姓找到了常德善的遗体，发现他身中20多枪，仅太阳穴就中了6枪，身上千疮百孔，血都流干了。

王远音也没能逃出去，在突围时身负重伤，血流如注，最终以身殉国，年仅26岁。

这是一次一边倒的战斗，常德善和王远音就不该回去，但主要问题不在王远音，而在于政委决定制的弊端。

04

政委制源于苏联红军，早在1929年就被引进到我国，当时相关条例规定，政治委员有权停止军事指挥员的命令，拥有最终决定权。

从苏联引进的东西，很多都水土不服，政委制也一样，造成了许多的悲剧。

1932年召开的宁都会议，更是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政委更是成为“单线首长”，权力大到没谱。

长征时期，红军曾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了军事指挥官的权威，但基层部队中“政委决定权”却被惯性保存下来，王远音对常德善的否决及最终拍板，就是这种惯性的延续。

五一大扫荡太过惨烈，尤其雪村战斗损失巨大，许多优秀指战员牺牲，让毛主席心痛不已。

此前，毛主席已经意识到政委制的弊端，五一大扫荡后开始研究相关改革，中央军委很快便开始了军事领导体制的革新，最终确定军事指挥员在战斗中拥有最高决策权。

把军事和政治分开，无疑是正确的决策，虽说军事的目的是配合政治，但政治工作也要确保战争取得胜利。

雪村悲剧便是政治压倒军事的结果，常德善是军事专家，王远音则是政治高手，二人在战争中定位不准确，是悲剧的根源所在。

当然了，不是说政委就不重要的，毕竟“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能改变，只不过作用发生变化，政委要做到确保方向不跑偏，而非在战术细节上进行粗暴干涉。

随着战争的进行，政委制度逐渐完善，到1947年逐渐成熟，确定了集体领导制，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明确规定：

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

战争决策可以通过党委会决定，这样既能保障方向不跑偏，战略战术也能得到执行。

常德善和王远音是我军发展的一个缩影，他们的牺牲固然是我军重大损失，却也推动了军队向好的一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