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女人：原子弹下无冤魂

提起二战时期的日本女性，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惨烈的景象，或是送别丈夫时那凄婉无奈的眼神，不由得心生怜悯，觉得她们是无辜的受害者，是不幸卷入战争的弱势群体。剥开历史的层层迷雾，还原那段真实的岁月，你会惊恐地发现，这些看似柔弱的女性，在那一整套疯狂的军国主义机器中，非但不是无辜的旁观者，反而成为了推动战争巨轮最狂热、最坚定的燃料，其疯狂程度甚至让人感到战栗。

那个年代的社会风气，用“扭曲”二字都显得苍白无力。一位母亲对即将出征的儿子说：“你去上战场吧，要是被抓了，就剖腹自杀，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也不打紧。”这话听着简直让人毛骨悚然，这就是当时被奉为楷模的“军国之母”。这种畸形的母爱并非天生，而是从娃娃抓起的教育成果。教科书里铺天盖地都是天皇的伟大、大和民族的优越，将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包装成神圣的使命。早在1931年，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千代子，为了让丈夫在东北战场无后顾之忧，新婚燕尔之际便割颈自杀，留下的遗书里还叮嘱丈夫注意保暖。这种极端的行为被政府大肆宣扬，拍成电影、写进课本，千代子成了“烈女”的代名词。正是这种所谓的“壮举”，直接刺激了丈夫在辽宁抚顺平顶山挥起屠刀，制造了屠杀三千多手无寸铁百姓的惊天惨案。

这种群体性的疯狂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那个臭名昭著的“大日本妇人会”，人数一度膨胀到两千多万，几乎囊括了全日本所有成年的女性。男人们在前线杀人，女人们就在后方“杀人诛心”。谁家男人要是怯战，妻子就闹自杀，母亲就骂街，逼得无数男人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当炮灰。为了鼓励参军，她们甚至抛弃了尊严，搞什么“集体婚礼”，许诺只要敢上前线，就把自己嫁给对方，甚至有人直接喊出“上前线随便挑女人”的口号。更让人作呕的是，不少女性主动申请去前线“慰问”，说白了就是充当随军慰安妇，甚至拉上自己的姐妹、女儿一同前往，在她们看来，身体成了报效天皇的工具，哪怕在日记里写下“服务了二十个士兵”也能生出一种莫名的“自豪感”。留在本土的女人同样疯狂，工厂里女工数量暴增，她们没日没夜地造子弹、造炮弹，每一颗射向中国百姓胸膛的子弹，都浸透着她们所谓的“爱国汗水”。

战败后的日本，翻脸比翻书还快。为了讨好进驻的美国大兵，政府摇身一变，成了皮条客，公开招募女性服务美军，美其名曰“保护良家妇女”，实则将屈辱的卖淫变成国家工程。那些曾经在工厂里造枪造炮的手，如今在街头拉客接客，她们中的一些人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在战后的文学影视作品中，把自己塑造成战争的最大受害者，闭口不谈侵略对他国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只顾着渲染自己的悲情。从狂热的战争推手，到战后的悲情主角，这一系列操作，很难让人再轻易说出“原子弹下无冤魂”之外的宽容话语。

历史的真相往往比电影更残酷，她们用扭曲的“奉献”亲手编织了绞索，不仅要了别人的命，最后也套牢了自己。不正视这份深不见底的罪恶，只谈自己的伤痛，这本身就是一种二次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