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战前，新兵说：我不去，我怕打仗；连长让副班长去做思想工作

此事发生于1979年2月，地点为云南边境地区，涉及13军39师115团1营2连。彼时，部队正筹备对越自卫反击战，新兵乔国光却突然生出事端。他公然在全连面前宣称自己不愿参战，且畏惧打仗。

这绝非微不足道之事。在当时的情形下，军心稳定至关重要，临战之前出现此类状况，若处理不当，极易对全体官兵产生不利影响。连长察觉情况有异，并未直接依照纪律进行处置，而是委派副班长杨裕东与乔国光进行深入谈心，试图帮助其转变思想观念。

乔国光于1978年应征入伍，时年刚满19岁，是一位典型的城市青年。其入伍时间尚短，仅有一个多月，故而尚未完全适应军营生活。

在那个年代，新兵大多通过应征入伍，背景各不相同。部分来自农村的新兵吃苦耐劳，而部分来自城市的新兵思维灵活但体质娇弱。乔国光便属于后者，在训练过程中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一旦战备任务加重，他便会感到心理压力剧增。

部队记录表明，乔国光入伍后被分配至三排九班，日常表现平平，既无突出之处，也未犯下严重过错。然而，在战前誓师大会上，他公然宣称自己惧怕死亡，不愿奔赴前线，这便引发了问题。

部队档案曾提及，此类临阵畏战的情况虽不常见，但并非个例。尤其是在新兵群体中，心理承受能力较弱者极易出现此类状况。

杨裕东，籍贯重庆，家庭条件相较乔国光更为优渥。他的父亲于1930年投身红军，历经多年奋斗，官至副军级干部。杨裕东较早入伍，凭借自身努力担任了副班长一职。

部队选派他去做乔国光的思想工作，自有其考量。其一，他同样是城市兵，与乔国光背景相似，易于与乔国光展开交流；其二，他并非正职干部，乔国光对他的抵触情绪相对较小。

杨裕东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及，接受这项任务时颇感棘手，但职责所在，不得不为。连长资历深厚，管理严格，在战前尤为关注士兵的心理状态。他深知简单地采取关禁闭或强硬压制的手段并不可取，因为这会挫伤士兵的士气。指导员等人也曾尝试劝说乔国光，然而乔国光不为所动，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到了杨裕东肩上。

1979年2月，边境局势紧张，部队从内地调到云南，很多人是头回面对真刀真枪。13军是主力，39师115团在前沿，1营2连具体负责一段阵地。誓师大会是鼓劲的，口号喊得响，大家表决心，结果乔国光一句话就把气氛搅了。

他之后不训练，不跟战友交流，就反复念叨怕死。这影响不小，连队干部头疼，三条路摆那儿：一是按章抓人，关禁闭或送保卫部门；二是装看不见，硬带上战场，但风险大，怕他乱来伤自己人；三是做思想工作，把人拉回来。最难的就是第三条，得找准点子。

连长他们轮流劝，班长讲道理，排长批评，指导员说原则，但乔国光就是堵着耳朵。杨裕东接手后，没用老一套，他先拉近乎，点出连里其他城市兵，像何崇民是重庆钢厂的，何小林家里在沙坪坝区教育局。

说这些人条件不差，也没怂，意思是大家一样，为什么你就特殊。这招比照，让乔国光觉得不是针对他一个。关键是杨裕东亮底牌，透露自家爸是副军级，条件更好，命更“值钱”，但还冲在前头。你乔国光家开小店，有啥理由觉得委屈？

乔国光听取了杨裕东的劝导，次日便归队，并以积极的态度投入训练。连长询问杨裕东是如何做通乔国光思想工作的，杨裕东直言是借助了自家的背景。此事在连队中有所流传，但并未进行大规模宣扬。虽然这种处理方式略有偏倚，但却行之有效。

1979年入伍的这批新兵情况特殊，多数于1978年底应征入伍，尚未完全褪去普通百姓的习性，便被直接投入战场。绝大多数新兵克服内心的恐惧，奋勇向前。像乔国光这样公开表达畏战情绪的情况较为少见，但其潜在危险不容小觑。妥善处理此类情况，能够有效避免产生连锁反应。

战事于1979年2月17日正式打响，至3月16日部队回撤，历时一个月。在这场战斗中，13军推进至谅山，在橡胶林和喀斯特地貌的复杂地形中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乔国光跟随部队坚持了下来，并未临阵脱逃。

杨裕东在其回忆录《橡胶林的回忆》中记录了这段经历，他认为勇敢往往源于他人的推动和鼓舞，当身边的人都能肩负起责任时，自己也应当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