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亡得有多荒谬？

宣和六年，也就是公元1124年，北宋户部抛出了一份账单，让后来的经济学者看一眼都觉得后背发凉。

这一年，大宋朝拥有了惊人的1.235亿人口。

别忘了，那年头既没有化肥催产，也没见过杂交水稻，地里刨食能有两三百斤收成就算烧高香了。

再加上南方那会儿还有一半的地皮属于荒郊野岭，这数据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帝国的土地承载能力，已经绷到了随时会断的临界点。

也正是在这当口，北宋的地盘扩充到了极致——280万平方公里。

这个成绩单，直接盖过了被吹捧上天的唐玄宗李隆基，硬是拿下了两宋十八位君主里的冠军。

那会儿的汴京城，满眼繁华，像是烈火上烹着热油。

谁能想得到，仅仅过了三个寒暑，这个庞然大物就稀里哗啦塌了个干净，还摔出了那个让汉人痛彻心扉的“靖康之耻”。

后人提起这茬，总是习惯性地指着宋徽宗赵佶的鼻子骂，说他昏聩、败家、宠信奸邪。

骂得没毛病，但还不够透彻。

要是咱们把赵佶当年的决策清单摊开来细看，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位背了一千年“轻浮”骂名的皇帝，他做出的绝大部分决定，其实都藏着一套严丝合缝的底层逻辑。

甚至哪怕换个稍微有点脑子的正常人坐那个位置，面对那种死局，八成也得硬着头皮走这条道。

等到赵佶把屁股挪上龙椅时，摆在他面前的摊子，早就是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从神宗搞熙宁变法那会儿起，大宋朝廷就陷进了一个出不来的怪圈：党争。

这可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一场刺刀见红的地缘政治绞杀。

旧党的大佬清一色是北方汉子，死活要废新法；新党的骨干则多是南方才子，咬死了要推行变法。

几十年折腾下来，朝廷就没干过几件正经人事。

神宗想变法，高太后一垂帘听政就给全废了；等到哲宗亲政，又把新法捡起来，把旧党往死里踩。

轮到赵佶登场，这哥们儿一开始的想法挺单纯：咱们和稀泥吧。

他特意把年号定为“建中靖国”，潜台词就是：各位大佬别吵了，各退一步，咱们凑合过日子行不行？

结果咋样？

两边谁都不买账，掐得更凶了。

政令出了中书省就是废纸一张，国家机器只能空转。

这会儿，摆在赵佶面前就两条路：要么继续维持这个半死不活的僵局，要么干脆选边站队。

赵佶选了后者。

他大笔一挥改年号为“崇宁”，把蔡京拉了上来，彻底倒向了新党。

这步棋，被后世喷得最惨。

蔡京那是谁啊？

“六贼”的老大，贪官里的祖师爷。

但在赵佶心里，这笔账是这么算的：用蔡京，这家伙肯定贪，肯定坏，但至少能让这个国家“转”起来。

事实还真就这么回事。

蔡京掌权后，虽说往自己腰包里揣了七成，但好歹给国库搂回了三成。

北宋的财政收入愣是飙到了9000万贯（甚至有说法是1.6亿贯）。

兜里有了钱，国家机器终于转动了，办学校、搞救济、修工程，全都铺开了场面。

对于一个急需政绩来证明自己屁股坐得稳的年轻皇帝来说，你是想要一个清廉但瘫痪的朝廷，还是想要一个贪腐但能干活的政府？

赵佶选了效率。

这笔买卖，搁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还真不能说是算错了。

腰杆子硬了，赵佶的眼神自然就飘向了那个让赵家几代人都抬不起头的地方：西北。

在大家的印象里，宋朝当兵的就是软柿子，谁都能捏一把。

但在那个时间节点，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

赵佶手底下的宋军，虽说在野地里跟辽国铁骑硬碰硬有点悬，但要收拾西夏，那简直是手拿把攥。

怎么打？

既然面对面冲锋容易吃亏，那就发挥“钞能力”。

宋军在西北边境玩出了一套“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

你西夏骑兵不是跑得快吗？

我不跟你跑，我就修碉堡。

修好一座，战线就往前推一截。

你拔掉我一座，我有的是钱，转头再给你修十座。

这还得配合“经济绞杀”。

西夏那地方穷，全靠卖青白盐过日子。

宋朝直接把贸易线给掐断了，严查走私，谁敢倒卖西夏盐超过十斤，直接掉脑袋。

紧接着宋朝自己搞专营，虽说把老百姓坑苦了，但确实把西夏的财政给搞崩盘了。

这一套组合拳打出去，效果那是立竿见影。

到了宣和年间，赵佶派童贯拿下了横山，西夏连最后一道天险都丢了。

要不是后来出了岔子，西夏亡国也就是个早晚的事儿。

这让赵佶产生了一种极其要命的错觉：大宋兵强马壮，我是个中兴之主。

正是这种错觉，直接推着他做出了那个把大宋送进坟墓的终极决定。

恰好那时候，东北亚那嘎达乱套了：一帮叫“女真”的野人，居然把大宋怕了一百多年的辽国按在地上摩擦。

机会这不就来了嘛。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赵佶，看着那个霸占燕云十六州几百年、欺负了你祖宗一百多年的辽国快断气了，你会咋想？

有人事后诸葛亮，说这就是“唇亡齿寒”，不该联金灭辽。

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在当时的情境下，赵佶脑子里的逻辑链条特别清晰：

第一，拿回燕云十六州是祖宗的遗愿，办成了就是千古一帝，能跟秦皇汉武扳手腕。

第二，辽国连咱们的碉堡战术都啃不动，女真人就算再猛，难道牙口还能比辽国好？

第三，如果不趁现在动手，等金国把辽国吃干抹净了，燕云十六州照样拿不回来。

于是，海上之盟签了，宋金联手，准备夹击辽国。

这盘棋推演起来，似乎每一步都走到了点子上，可偏偏漏算了一个致命的变量：宋军真实的战斗力，到底是个什么成色？

这事儿还得从方腊起义说起。

宣和二年，方腊在南方闹事。

赵佶吓了一跳，赶紧把正在西北打胜仗的童贯调到南方。

童贯表现得简直像个战神，急行军两千里，不到半年就把方腊给灭了。

这一下子，赵佶的自信心更是爆棚：内能平叛，外能拓土，我大宋军队优势很大啊！

可谁知道，当童贯带着这支刚刚灭了方腊的“胜利之师”北上伐辽时，遮羞布被一把扯了下来。

面对已经被金国打残、只剩一口气的辽国残部耶律大石，20万宋军居然被打得尸体堆成了山。

这一仗，把大宋的底裤都给输没了。

北边的金国人原本还对大宋存着几分敬畏，一看这阵势，立马看懂了食物链的顺序：女真打辽国像打狗，辽国残兵打宋军像打狗，宋军打方腊像打狗。

那方腊得是个什么水平？

当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猎手发现对手其实是个虚胖的胖子，接下来的剧本，想不发生都难。

话虽这么说，即便到了金兵南下的时候，北宋其实也不至于死得那么快。

金军头一回南下，西路军被堵在太原动弹不得，东路军在汴京城下也啃不动城墙，最后只能拿着钱撤退。

真正把北宋送上绝路的，不是敌人的刀太快，而是刻在赵家皇室骨子里的基因缺陷。

这个缺陷叫“恐武症”。

当年高粱河车神赵光义，全军还在死战呢，他先跑路了；后来的宋真宗，在澶州前线，明明形势一片大好，是被宰相寇准逼着才勉强没跑。

传到赵佶这一代，这个基因变异得更离谱了。

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

按照接班的规矩，怎么轮也轮不到他。

所以，他从小受的教育里，压根就没有“治国理政”这门课。

史书上记得明白，直到哥哥宋哲宗即位，赵佶封了端王，都14岁了，才被允许“出就傅”，也就是去上学。

一个艺术天才，一个政治巨婴，被命运硬生生按在了火山口上。

他信了一个叫郭京的骗子，说能撒豆成兵，用“六甲神兵”退敌。

结果就是宣化门大开，金兵一拥而入，汴京陷落。

2亿人口，280万平方公里疆域，几辈子攒下的财富，最后都成了那个冬天最昂贵的陪葬品。

回过头看赵佶这一辈子，他其实一直在做“聪明”的决策。

为了解决党争，他选了独裁的蔡京；为了解决边患，他选了经济战和碉堡战；为了收复故土，他选了联金灭辽。

每一项决策，在当时看来，都有它的道理，甚至可以说是那个局面下的最优解。

但这些局部最优解叠加在一起，却导致了全局的大崩盘。

为啥？

因为他所有的决策，都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繁荣之上。

他以为蔡京弄来的钱是国富，其实是民穷；他以为童贯打的胜仗是兵强，其实是对方太弱。

当潮水退去，裸泳的不光是赵佶，更是那个为了防范武将造反、不惜自废武功一百多年的大宋体制。

所以，与其说北宋亡于昏君，不如说亡于一种精致的平庸。

这种平庸，在盛世时能维持体面，一遇到真正的风暴，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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