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考古新发现：中华文明的曙光从这里升起

《中国考古大讲堂》第五季“寻根·探源”系列讲座以翔实的考古发掘材料、丰富的研究成果，溯文明之源，探华夏之根。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牛河梁遗址田野考古项目领队贾笑冰讲述的牛河梁遗址新发现。

贾笑冰

牛河梁遗址是20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性考古大发现，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该遗址于1981年被发现，1983年开始发掘，遗址内曾发现了著名的“女神庙”和以玉猪龙为代表的精美玉器。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2020年以来牛河梁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的新成果。

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祭坛、积石冢保护展示馆内景。（新华社发）

『这里有中国第一座祭坛』

牛河梁遗址保护区占地近60平方公里，地处辽宁省朝阳市下辖的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遗址距今约5800年—5000年，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已知规模最大、由多个遗址点构成的遗址群。

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确定牛河梁遗址群最初的遗址点一共有16个。而目前保护范围内新确认的遗址点数量已经达到51个，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推进着我们对牛河梁遗址乃至红山文化的认识。

考古发掘显示，这里是红山文化中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址，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聚落，也是红山文化先民崇拜先祖的圣地。

牛河梁遗址群的最新考古发现，首先是祭坛。为什么说它是祭坛呢？我们经过发掘，发现这个“坛”有着不同直径的3个同心圆，逐级升高形成了三个台阶。这3个圆圈的直径，内圈为11米，中圈为15.6米，外圈为22米，三圈直径的比值均为√2。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围成圆圈的三重坛所用的石头都是经过挑选的六棱石柱，内圈石圈的内侧立有红山文化特有的中空且上下开口无底的筒形陶器，属祭祀礼器。从牛河梁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这个祭坛位居整个遗址区的偏南侧，与后世的礼仪制度——北郊祭地、南郊祭天完全吻合。可见，这个祭坛与红山人的祭祀礼仪密切相关。

再说说这三个圆圈的比值√2为什么那么重要。古人是如何得到圆的呢？古人没有圆规，绘制这样的圆形祭坛需借助方形，祭坛的三个圆就是通过画两个方形得到的。圆形和方形分别对应着古史记载的“三天两地”——三圈代表天，两个方形代表地。为什么是三个圆圈？它们是与两分（春分、秋分）、两至（夏至、冬至）时太阳运行的轨迹相对应的。这类圆形坛多与祭天相关，文献中讲“太坛祭天，太折祭地”，太坛即指大型圆坛，太折则是指非常大的方形的台子。

这种三重圆坛结构及√2的比例自古以来是一脉相承的。从考古发掘来看，陕西血池的祭天遗址、内蒙古北魏时期的坝顶祭天遗址、陕西唐代圜丘等祭天遗迹、北京清代天坛的基座及圜丘均是如此。这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观和对天象的认识，而这一结构目前可追溯到的最早证据便是牛河梁遗址的祭坛。

牛河梁遗址的另一个重要遗迹是积石冢。在牛河梁遗址群第二地点中，中间是圆形的祭坛，两侧长方形的便是积石冢。为什么叫积石冢？它是红山人的一种独特的墓葬形式，用土石混合或纯石头的方式掩埋，所以叫积石冢。积石冢按体量和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种等级。第二地点的1号冢有两座中心大墓（M26和M25），规格高，体量大。其中M26南侧有台阶状墓道，这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墓道。墓道是把墓主人的棺木和随葬品抬进去的通道。我们知道，商周时期王族、贵族的大墓都是有墓道的。而距今约5800年的牛河梁遗址中的墓道，可能真正开了中国墓葬制度的先河。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反映了墓主人的高等级地位。比如箍形玉器是一种筒形器，大多出现在高等级大墓中。这些玉器虽缺乏日常实用功能，却是红山文化中最重要的标志社会等级的礼器，象征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M4用石板垒砌棺椁，墓主人头枕禽类玉器。有人说是凤，有人说是天鹅，总之与禽类相关。墓主人的胸前放置着箍形玉器，腰腹间有玉人、玉凤组合。以鸟类为代表的“属天类玉器”是红山文化玉礼器组合中等级较高的一种。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坛庙冢的发现，使红山文化的研究一开始就站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见证。

『9座新发现的大型台基建筑』

牛河梁遗址最新发现的第一地点的9座大型台基，规模宏大，总面积超6万平方米，含附属设施达10万平方米，这意味着红山人用人力通过垫土、砌石的方式改造了整个山脊的自然地形。

台基是古代大型建筑遗留的基础，这是红山人在距今约5700年—5500年间修建起来的。说明当时红山社会的发展阶段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具有强大的动员和组织管理能力，足以支撑红山人共同完成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超级工程”。

其中的7号台基建造工艺非常复杂。先在基岩夯筑土台，铺设碎石层，再用土石混合填充并修筑两道东西向短墙，最后以土沙交替夯筑完成台面。在台基基础层发现大量筒形器残片，暗示台基有特殊的宗教功能，可能用于敬天敬神。

9号台基依托山体用土夯筑而成，南北长75米，东西宽60米，垫土最厚的部分达4.6米，一般的台基也达到1.5米厚度，体量非常大。根据推测，台基是从山体的低处依次往上修建，像是修梯田似的，有三四层。当时建造这些台基建筑前，古人应该有一个整体规划，之后再逐步实施。

9号台基之上就是著名的“女神庙”遗址，曾出土了真人大小的女神头像残件、3倍于真人尺寸的泥塑耳朵残块，表明当时有巨型神像。此处还发现了逼真的熊下颌骨泥塑、禽类翅膀与爪部残件等动物塑像以及带几何纹饰的建筑构件残块，展现了红山人精湛的塑造技艺和丰富的信仰体系。

为解决5号、6号台基与9号台基间的排水问题，红山人建造了精妙的防洪治水系统：中间有一条斜坡状的通道，通道起始处设对称石砌挡水墙，将雨水导入道路两侧的八字形排水沟，沟外侧另设挡水墙形成双重防护，以防止雨季山洪暴发时洪水对“女神庙”和它所在的9号台基造成直接的冲击。该系统体现了工程智慧，其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可能是中国建筑中轴线理念的最早实证。

除了9号台基上的“女神庙”，其他台基上同样有大型建筑。目前，除了进行重点发掘的7号、9号台基外，2号台基上可能同样曾存在大型建筑。

在部分台基上，存在着祭祀遗存。比如，在3号台基发现了燎祭（以焚烧为主的祭祀仪式）遗迹，有炭化的果核、玉料等祭品；“陶片窝”遗迹，是一处70多平方米类似房子的遗迹，其中出土了大量在红山文化中专用于祭祀的筒形器残片，反映存在瘗埋（将祭品埋入土中的祭祀方式）祭祀行为；5号台基的独立陶盆埋藏坑也属同类瘗埋仪式。我们还发现了一组可能用于“祼礼”的器物组合——带盖刻纹彩陶缸与圆陶片、筒形罐、陶钵配套使用，模拟了以酒浆渗地祭祖的场景。这些都蕴含着尚未破解的宗教内涵，共同构建起红山文化复杂的祭祀体系，为理解中国早期的宗教形态提供了关键实物资料。

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综合馆内景。（视觉中国供图）

『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的对应』

牛河梁遗址的诸多考古发现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它们背后反映的红山社会又是什么样的？解读这些考古现象需要确立阐释框架，这涉及文明标准的问题，也就是符合什么标准才算是文明社会。

我认为，文明标准应该包含两方面：一是物质文化发展程度，即物化表征，如建筑、陶器的复杂程度、技术水平等，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阶段的物质依据。二是精神层面发展程度，包括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了，又需要精神文明来配合。也就是说，精神层面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社会制度的建立，并且有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证据，才能证明这个社会或地区进入了文明阶段。

那么，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除了墓葬、陶器、玉器、建筑等物化表征外，能否和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联系起来呢？

考古发现，牛河梁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一个礼仪中心，它有很多的遗迹、遗物都与礼仪行为相关。在史前阶段，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它们代表的是什么含义。比如，牛河梁遗址存在多种祭祀礼仪，像燎祭、祼礼、瘗埋等。这些礼仪的祭祀对象是谁？它们有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结合后世文献中关于古礼的记载，来看看考古学的证据能否与古礼的记载相对应。

《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载，大宗伯（一种祭祀官职）的职责是以吉礼侍奉邦国的“鬼神示”——“鬼”为祖先神，“神”为天神，“示”为地神（地祇），即天地人三界的神灵。其中记载的“禋祀”“实柴”“槱燎”均为燎祭，也就是一种以焚烧为主的仪式，用于祭祀不同等级的天神。由此推测，牛河梁的燎祭可能用于祭天。“貍沉”则用于祭祀山林、川泽、四方、百物等与地相关的神灵，故牛河梁的瘗埋行为可能是祭地神的礼仪。而“以肆、献、祼享先王”，“肆、献”指生肉和熟肉，“祼”指酒，用于祭奠祖先神，故牛河梁的祼礼可能与祭祀祖先神相关。

可见，《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所记载的大宗伯负责的祭祀天地人三界神灵的职责及相应规格、方式，在距今5800年—57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也就是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就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祭祀礼仪体系。

另有《礼记集解》记载，“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地祇在下，非瘗埋不足以达之”。“人鬼”（祖先神）处于天地之间，祭祀用的酒香芬芳可传达给天神，向下渗透可传达给地神，以祈求“天地交泰”“物阜民丰”。这些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雏形其实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出现。

此外，玉器作为礼器在牛河梁墓葬中大量出现，用于显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和等级。“唯玉为葬”，意思是我只随葬玉器，以玉器及组合彰显身份，是当时礼仪体系和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体现。

『“巫教时代”及其意义』

以上我讲到了牛河梁遗址的坛庙、积石冢、建筑台基、中轴对称的排水设施、道路系统及祭祀礼仪等遗迹、遗物，这些都展现了红山文化祭祀礼仪与后世的紧密联系。在我看来，红山社会代表了中国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可以称其为“巫教时代”。

那么，什么是“巫教时代”？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古代巫教以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为核心，以巫觋（女称巫，男称觋）为中介沟通人神。从宗教学和人类学角度来看，巫术是一种准宗教现象，起源于早期原始社会。其与宗教之不同在于“尚不涉及神灵观念”，宗教通过取悦或讨好神灵以获得帮助，而巫术则是强迫或压制神灵。

在“巫教时代”之前，是“巫觋时代”。“巫觋时代”的行为主体是个体巫师，施行者与受众均为个体或小群体，其行为方式是力图强迫或压制神灵以影响或控制其他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巫术日渐式微，公众巫术占据主要地位，日益演变成初级宗教。巫术活动更多地与社会整体利益的诉求联结在一起。一方面，巫术活动的规模与参与人员逐渐增加，且从事巫术活动的巫师逐渐专业化；另一方面，在意识到强迫和压制无法取得有效结果时，巫师转向以乐舞、献祭来取悦神灵。为显示这一活动的庄严、神圣，需要形成分工、参祭人员相互关系等方面的严格规定，于是就产生了祭祀和与之相应的规则，这就是最初的礼和礼仪。而何时形成了系统的祭祀礼仪，在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考古研究显示，在牛河梁遗址时期，红山人的宗教行为是通过供品取悦和讨好神灵，而非强迫，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脱离巫术，在理性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形成初期宗教。因此，红山文化中期已经进入了古代宗教阶段，形成了较为完备和成熟的仪式体系和初步的祭祀对象体系，比如有了女神像以及大大小小神灵的形象，也有了各种丰富的祭祀行为，也即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巫教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巫教时代”可能始于红山文化，一直延续至商末。它是礼制形成的前身与源头，秩序初成并逐步完善、统一。

“巫教时代”对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及在上古史中的特殊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形成了“敬天、礼地、法祖”的最初观念。这种观念自红山文化时期萌芽，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清代“敬天礼地”的天坛、地坛，遍布全国各地的宗庙和家族祠堂等均源于此。

第二，构建了“天（神）”与“地（地上之人）”的二元关系。天（神）代表超自然力量，地（地上之人）以社会精英阶层为代表，两者如何沟通呢？通过祭祀完成沟通。这种“二元结构加一个中介”的模式是后世天人关系的思想雏形。在商代，商王作为大巫，通过祭祀集团沟通鬼神。西周初期，周公引入“德”的概念，提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统治阶级要有德政，老天才能给你这个天命，让统治延续下去。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将“天”转化为哲学概念的“天道”，强调每个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天命，沟通媒介从集体祭祀变为个人修养。但是，基本的天人二元结构并没有改变。

第三，“巫教时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上古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突破奠定了基础。诸子百家在礼崩乐坏时重新思考天人关系，完成了中国哲学的“轴心突破”，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

总而言之，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证据之一。正是在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红山人的思想种子经数千年发展，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体系。

原标题：《牛河梁遗址考古新发现：中华文明的曙光从这里升起》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徐蓓

来源：作者：贾笑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