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鼻咽癌时身无分文！父母冷漠推脱，全靠亲戚朋友拉了我一把

讲述：刘妙 文：风中赏叶

喉咙隐痛持续了三个月，我总以为是教师职业用嗓过度。直到左边脖子上鼓起个不痛不硬的包，校医室老师盯着看了会儿：“去医院查查吧，别耽误。”

那是我在城中村租住的第七个月，刚还完上季度的花呗。银行卡余额：3271.64元。我在社区卫生站开了点消炎药，包块却像发了酵的面团，一周比一周明显。

第一个医院说是淋巴结炎，输液五天不见消。第二个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用细长的镜子从我鼻子探进去，沉默地调整着角度。“鼻咽部有新生物。”他写下这几个字时，钢笔尖划破了纸，“需要活检。”

活检费用要两千多。我打电话给家里，母亲在电话那头叹气：“你弟弟下个月订婚要送彩礼，家里实在转不开。”父亲接过电话：“不就是个炎症？年纪轻轻哪来什么大病。”电话挂断后的忙音，比我耳朵里持续三个月的蝉鸣声还刺耳。

是堂姐陪我去的活检。她刷的信用卡。等待病理的那五天，我照常上课，讲课到一半突然鼻血倒流进喉咙，冲到洗手间吐出一口暗红色的血痰。镜子里的人眼眶深陷，脖子上的肿块已经藏不住高领毛衣了。

结果出来的下午，诊室里挤满了患者。医生抬高声音念出“非角化性癌”时，前后左右的人都安静了一瞬。那张A4纸在手里簌簌地响，我突然想起大学时攥着的奖学金证书，纸的厚度好像差不多。

“治疗要多少钱？”

“放疗为主，配合化疗。有医保的话，自己大概要准备五六万。”

我点点头，走出诊室时数了数：五六万，是我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

最绝望的不是确诊，而是确诊后发现自己连绝望的资格都没有。房东在催下季度房租，学校那边我只能请病假，基本工资扣完三险一金还剩八百。我在医院走廊里翻通讯录，从上划到下，又从下划到上。

转机是从高中同桌开始的。她直接转了五千，留言只有四个字：“先治病。”接着是大学室友、前同事、甚至毕业后就没联系过的社团学长。微信对话框里，红色的转账提示一个接一个弹出来。教过的学生家长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联合捐了三万，班长妈妈对我说：“李老师，孩子们等你回来。”

堂姐帮我办了异地医保备案，表哥开车载着我跑肿瘤医院做定位模。放疗科的机器像个巨大的白色蜗牛，技师给我戴上热塑面罩，加热后变硬的面具紧贴着五官，我在逐渐窒息的错觉中听见他们说：“不能动，要坚持二十分钟。”

放疗到第十二次时，口腔黏膜全破了，咽口水像吞玻璃渣。我只能用搅拌机把食物打成糊，隔壁病床的阿姨看我年轻，每次家里送汤都多盛一碗给我。她女儿悄悄告诉我：“我妈说你像她在外地工作的闺女。”

第三十次放疗那天，脖子上的肿块已经摸不到了。但镜子里的我瘦了二十六斤，颧骨高高耸起，放疗区域的皮肤像烤焦的纸。母亲终于来了趟医院，拎着一袋苹果，坐了半小时就说家里农忙要走。我送她到电梯口，她突然回头：“你弟订婚女方要买房……”我点点头：“钱我会还的。”

电梯门关上后，我在防火通道里坐了很久。窗外是肿瘤医院新建的住院大楼，灯火通明。我想起主治医生的话：“鼻咽癌对放疗敏感，你年轻，治愈率很高。”治愈之后呢？债务、虚弱的身體、可能复发的阴影，还有那个始终觉得我“添麻烦”的家。

但我还记得更多——堂姐深夜送来的营养餐，同事们轮流帮我代课的排班表，学生折的一罐子千纸鹤压在枕头下。放疗导致唾液腺受损，我随身带着水瓶，每次喝水的吞咽痛都提醒我：这条命是许多人一点点凑起来的。

最后一次放疗结束，技师帮我解开面罩。仪器缓缓移开时，我看见机身上贴着一张泛黄的便签条，上面写着：“坚持住，春天会来的。”字迹已经模糊了。

如今我带着干燥的口腔和僵硬的颈部肌肉活着，每天要喝三升水，吃食物全靠味觉记忆想象滋味。债务还没还清，复查每三个月一次。但我在周末给留守儿童补课，堂姐家孩子的作文辅导我也全包了。

疾病没有让我变得伟大，只是让我格外清楚：有些血缘薄得像张纸，而有些善意厚得像堵墙。我还在还债的路上，但已经不怕了——那么长的放疗路都一个人走过来了，生活的坎，总能迈过去的吧？至少现在，我知道身后有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