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来源：黑龙江日报）
转自：黑龙江日报
□马宇飞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两大书写方式，一种是高度政治化的宏大叙事，形成了特定的叙事规范与思想规范；一种是“新历史主义小说”，试图颠覆“正史”，呈现新的意识倾向。全勇先的《秘密》呈现出不同于两种书写范式的，新的革命历史书写样式。
面对厚重的红色经典革命书写传统与影响极大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形成的“影响的焦虑”，全勇先的确是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既不想建立一个宏大的革命史，也不想颠覆“正史”，将历史缩减为颠覆崇高的纯粹个人体验，截然对立的新旧书写模式在他这里被放弃，转而从历史的边缘寻找可能遗落的真实，在历史之光很难照耀到的细小夹缝中挥毫泼墨，把有定论的客观历史，被反复书写过的英雄故事，在另外的角度再认知、再解读。这种称得上“险处弄笔”的再阐释，弃绝成规，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
经典化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倾向于“史”的建构，更强调“真实”。新历史主义小说喜欢以虚构的方式在历史碎片中做文章。全勇先的小说同二者不同，他关注的是被大历史遮蔽的历史缝隙，他力图打破现实与虚构的某种界限，穿行于历史与故事之间，出入于文本内外的人物，自然地沟通着现实与想象、过去与当下，这反而让被遗忘、被遮掩、被裁剪的历史多姿多彩而又意味深长。
与红色经典革命历史书写不同，全勇先的小说虽然不乏“讲述英雄故事”的冲动，但没有陷入英雄传奇的认同窠臼。在他的小说叙事中，以往隐没在历史角落被遮蔽的人物反而走向前台，纪德荣这个当过伪满洲国伪警察的小人物，甚至在其他作品中常被定位为“历史反角”出场，让一段似乎司空见惯的战争岁月、英雄书写，重新搅动起历史长河的新波澜。这个新讲史者角色的替换，让整个历史叙述具有强烈的个人性与情感性，但作者不是要以此解构英雄传奇，只是不想再把革命英雄塑造成光芒四射的显赫存在。他通过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小人物的视角，写出了英雄赵一曼被忽略的人性化的生活细节，更写出被挤到历史边缘的小人物的牺牲与伟大。护士韩勇义、伪警察董宪勋，这些常常被英雄光芒遮蔽的小人物，在全勇先的笔下，如雨水泥地里默默疯长的小草，摇曳出自己的风采。
全勇先采用了新历史主义常使用的个人化、主体化的历史书写。“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个人化书写，往往将人的欲望放大为人物命运与历史发展的动因，“一切历史都是欲望的历史”，由此大量地触及人性晦暗丑恶的角落，通过对人性与文化的反思，展露令人触目惊心的丑恶人性，以此质疑“正史”的真实，表达自己的批判、反思之意。
全勇先的历史个人化书写呈现出与新历史主义小说不同的意味，他并不想去颠覆“正史”的意义架构，消解历史崇高感，而是试图回到历史深处去修复历史记忆。他没有回避人性的恶，伪警察田富春只是为了逃避被开除或者短暂的牢狱之灾，就积极戴罪立功，提供关键线索，把赵一曼和相关营救人员推上绝路。但他也没有夸张人性恶，田富春只是一个没有大是大非观、自私又狭隘的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憨厚也有愚昧的自私自利。与人性恶相比，全勇先以更大的热情去挖掘人性的美好。一个最普通的小护士，完全可以因为人性的美好，冒着生命危险帮赵一曼逃脱，作为伪警察的纪德荣在发现犯人逃跑时，放弃抓捕，帮助他们掩盖痕迹，拖延逃跑时间。整个过程没有空洞的革命大道理说教，但读者却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人性的美好与不屈的民族精神。历史在失去人造的神圣光晕之后，有了更丰富、更温暖的朴野之美。
全勇先以新视角重述的历史故事，在历史边缘处记下了“大历史”遗漏的个人悲欢，苦难与挣扎，带有强烈个人化体验的生命沉浮感与悲喜歌哭，延伸和回荡在英雄传奇中。但他要表达的不是对人生无常与历史不确定性的慨叹，而是借有血有肉的各色人物表达出平和、坚忍的人生态度，从而显露出对现实与人性的关怀和对理想价值的向往与追求。
历史不仅仅意味着已经消逝的“过去”，也意味着经由讲述而呈现眼前的“现在”。在当下这样一个很难产生英雄的多元化的时代，对小人物优秀品质与传奇性的认可，无疑更具有时代意义。借由历史书写，不仅释放我们当前“无意义生存”的焦虑，而且唤醒平凡个体的担当意识与英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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