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10日,地点是大连老鳖湾。
行刑的枪声划破长空,一位八十六岁的高龄老者,身体一歪,栽倒在地上,血流了一地。
放在寻常时候,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推上刑场,这事儿太稀罕了。
一般来说,就算犯了天大的错,活到这个岁数,不管是出于那一丝恻隐之心,还是觉得没必要,大概率能保住条命。
他站在被告席上时,心里其实也是打着这个算盘。
脑袋低得沉沉的,嘴里不停念叨着自己“没几天活头了”,想靠着那副风烛残年的样子,博一点同情分,哪怕能多苟活几天也是赚的。
可判决书下来得干脆利落:死刑。
凭什么?
就凭这三个字:张本政。
在当年的东北地界,这名字不仅仅代表某个人,它象征着一种极度精明、却也脏得透顶的活法。
作为沦陷区头号“经济汉奸”,他花了半个世纪,玩了一场跨度长达57年的超级赌局。
以前他赢麻了,赚的金山银山几辈子花不完。
可偏偏最后这一把,历史跟他拉了清单。
回看这人一辈子,这不光是一个汉奸怎么变坏的故事,更像是一本反面教材,教你看清一个投机分子是怎么把自己一步步作死的。
咱们把日历翻回1894年。
那时候张本政正好三十岁。
在那之前,他这辈子简直就是“倒霉”的代名词。
家里穷得叮当响,老爹是旅顺黄泥川屯打鱼的,早早就被海浪卷走了。
为了混口饭吃,他练过摊卖花生,做过木匠活,还折腾过两次杂货铺。
结果呢?
干一家黄一家。
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纪,不仅没立起来,还混到了烟台一家酒馆里当跑堂的,兜比脸干净。
就在这节骨眼上,他碰上了这辈子最大的转机——日本商人高桥腾兵卫。
这高桥看着像个阔绰的大老板,想招个手脚麻利、听喝的中国伙计。
张本政就这么凑了上去。
可相处久了,张本政发现了个惊天大雷:这高桥压根不是做什么正经买卖的,皮囊底下藏着个日本特务的身份。
这人在烟台蹲点,就是为了摸清清军的底细,给马上要开打的仗筹备粮草。
摆在张本政跟前的,是一道要命的选择题。
换个正常人,反应无非两种:要么吓得躲远点,要么去衙门告发。
毕竟那是敌国探子,沾上就是要掉脑袋的事。
可张本政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
老实本分做买卖,路走不通,还得赔钱;
去告发特务,顶多赏俩子儿,还得罪了日本人。
可要是跟着高桥混呢?
那会儿甲午战争眼看就要打起来了,日本人急需带路的、报信的、跑腿的。
这是一条在刀尖上舔血,但能一夜暴富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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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本政拍板了人生中第一个、也是最要命的决定:不揭发,不跑路,入伙。
他不但甘心被高桥使唤,还仗着自己是地头蛇,帮着高桥在黄泥川那一带大肆收购军需,甚至亲自下场帮着刺探清军情报。
这笔“赌命投资”,回报来得快得吓人。
1894年11月,日军打进了旅顺。
当无数老百姓在战火里遭殃的时候,张本政却跟在高桥屁股后面,风风光光地回了老家。
有了高桥撑腰,那个曾经干啥赔啥的张本政,摇身一变成了商界奇才。
铺子开了一家又一家,买卖越做越大。
这一年,他尝到了卖国的甜头:原来只要找对了“主子”,搞钱竟然这么简单。
这还只是个开头。
1905年,日俄战争打完,日本人在东北更猖狂了。
张本政那灵敏的狗鼻子又闻到了腥味——海运。
他在烟台扯起了轮船货运公司的大旗。
当时的航运这碗饭不好吃,抢食的人多,但他手里握着王炸:日本人。
靠着日本人的刺刀撑腰,他迅速把当地的海上买卖给垄断了,逼得同行没路可走。
作为交换条件,他名下的船队成了日军的“御用搬运工”,免费帮鬼子拉军火、运物资。
这背后的账算得很明白:我把运输线献给皇军,皇军把市场赏给我。
这是一桩典型的“权钱勾兑”。
这时候的张本政,已经不满足当个小跟班了,他开始主动往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捆绑。
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种捆绑到了顶峰。
这会儿的张本政,野心已经藏不住了。
他在大连等地疯狂铺摊子,钱庄、油坊、铁工厂、烧窑的、发电的,啥赚钱干啥。
这些行当,几乎掐住了当时老百姓生活的脖子。
他发着令人作呕的“国难财”,兜里的银元哗哗地响。
但他也门儿清,这些钱是踩在沙堆上的,得不停地给日本人“上供”才保得住。
于是,咱们看到了那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数字。
为了讨好日本主子,张本政大手一挥,一次性就捐了74万日币。
要是对这个数没概念,那换个说法更扎心:他和别的汉奸凑在一起,总共给日军捐了40架飞机。
40架飞机啊,那是什么概念?
在那个中国军队连制空权都不知道是啥的年代,这些飞机每一架可能都在往中国的城头扔炸弹,都在收割中国军民的性命。
除此之外,他把自己名下的轮船公司,彻底变成了侵华日军的后勤大队。
这一通操作下来,他直接从一个“做生意的汉奸”升级成了日军侵华的“铁杆帮凶”。
回报自然也是丰厚的。
日本天皇在东京亲自接见了他,给他挂上了“五等勋位瑞宝章”,还发了金牌。
他在伪政权里身兼数职,那是相当的风光。
这会儿的张本政,已经完全活在梦里了。
他觉得日本这艘大船永远不会翻,他能一直这么荣华富贵下去。
可是,凡是逆着历史潮流走的决定,最后都得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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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
张本政的大靠山,瞬间塌了。
这时候,他那老狐狸般的投机本能又动了:赶紧找下一个下家。
他没坐以待毙,而是火速在大连拉起了“保安队”,主动跟国民党特务眉来眼去,表忠心。
转头就在国民党特务的指使下,纠集了一帮旧警察和地痞流氓,在大连接着干坏事。
他心里的算盘打得贼精:我有钱,有人,有枪。
不管谁坐江山,都得用我这样的人。
只要换面旗帜插上,以前的烂账就能一笔勾销。
可这回,他失算了。
虽说投靠了国民党那边,但他作孽太多,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也可能是为了榨干他最后一点油水),还是把他抓了。
罪名是“附逆祸国”,判了12年。
对于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头来说,这跟终身监禁没两样。
可张本政还是不死心。
他又使出了“钞能力”,想方设法搞到了“保外就医”的条子。
前脚刚迈出监狱大门,后脚就撕下面具,乔装打扮溜到了天津。
他躲在一个阴暗的犄角旮旯里,像只受了惊的耗子,妄想着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节骨眼上隐身。
他以为,只要熬到自己老死,这笔账就没人能算清了。
可惜啊,天亮了,新中国成立了。
1951年,在天津潜伏多年的张本政被揪了出来。
当他被押回大连时,迎接他的是排山倒海般的声讨浪潮。
在法庭上,这位曾经被日本天皇接见的“大人物”,脑袋终于耷拉下来了。
他试图把年龄当成最后的挡箭牌,哭着喊着求饶命。
但法庭的判决逻辑硬得像铁:
年龄,不是罪恶的免死金牌。
甲午年他投敌,日俄战争他资敌,抗战时候他献飞机。
这半个世纪里,死在他捐的飞机下的冤魂,死在他运的军火下的亡灵,何止千千万万。
如果仅仅因为他老了,就放他一马,那些死难者能答应吗?
历史能答应吗?
1951年6月10日,大连老鳖湾刑场。
86岁的张本政结束了他罪恶累累的一生。
他这辈子,都在做选择题。
选木匠还是选杂货铺,选中国还是选日本,选坐牢还是选跑路。
他自以为每次都选了那条“赚得最多”的路。
但他忘了一条最要命的商业铁律:
出卖祖国,是一笔收益极高,但本金是“命”的买卖。
只要输一次,那就是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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