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是文学的密码，用小说发送隐秘的人生札记

我从小喜欢编故事，看小说，我比较愿意相信在现实生活之外有另一个世界，文学是通往另一个世界想象的途径。因此，文学创作带给我的一大乐趣就是可以虚构，我可以在虚构的故事里更完整、更自由地去感受、思考和表达。社会人生本身太偶然，太零碎，但是故事可以“编”，可以更集中、简练、精彩。亚里士多德说，历史是对个别的叙事以描述已然的事，而文学是对普遍的叙事以描述应然的事。在我看来，虚构是文学的密码，是其精髓所在。但我的虚构也是有限的，它与我的人生紧紧相连。隐身在不存在的人物和故事后面讲述我自己的人生，好像使用密码发送信息，这里有一种秘密的快乐。

作家张曦

世纪之交，我在复旦读博。《小艾求职记》和《芳邻》，就是为自己三年的复旦生活留下某种记忆，《芳邻》中清苦勤奋的读书与如火如焚的爱欲渴望形成焦灼的张力，这是虚构的上海租房一角承载的复旦回忆。《小艾求职记》里的南区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那个晃动在南区的、带着对都市的欲望也是对生活纯净的向往的影子——小艾，却和南区一起活着了。那是世纪之交的上海，各种喧嚣和声音……那种世纪末情绪，多少也出现在小说里。有朋友说这几篇读起来没有任何“过时的年代感”，反而很鲜活，也是因为虚构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能够超越时间的束缚吧。

读博期间，我租住在复旦附近一所老公房里，房子只有一室，却有一个巨大的拐角阳台。我很爱这个阳台。站在阳台上看得见两条交叉的马路，四面八方驶过永不停止的车辆……《阳台上的女人》借用了这个阳台，用一种特意处置的空间感表达男女爱情的无望与无解。两个自私的人如何相爱——如果爱的本质，不是自我的实现，而是自我的破碎。我想表达真爱的难以实现，和它对生活的毁灭性打击。结尾的时候我总不满意，翻开里尔克的诗集寻求灵感，最终，里尔克的诗句和我的句子长在了一起，无论是男人的落魄，还是女人的疯癫，都具有了象征意味。

我一直认为，爱情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和战争一样，它是人生的非理性顶点。我喜欢写爱情故事，喜欢激情之下观照到的真相，那一刹那的“照亮”极具形式感和寓言性质。《办公室里的七朵花》，写一个初在上海安身的外地男青年，对办公室迟暮的上海美人的狂热爱欲及其幻灭。我本意是抒发进入工作的压抑和茫然。采用男性视角，肆意打量，也是为了可以更粗野有力地表达这种压抑和茫然。《逃离》是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咏梅从大学时便爱上了胡雷，几经波折，他们终成眷属，并且在上海奋斗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但即便在如此美满的条件下，女人仍难以分享男性伴侣的成功，而浮华生活甚至成了咏梅的难以承受之重。正因为她仍然爱着胡雷，因此她更无法忍受被忽略和漠视，最终选择了逃离。这篇小说凝聚了我对婚姻生活的反思，世俗的“成功”对于婚姻和爱情可能并非祝福，而是致命的打击。

《只是朱颜改》纯然是虚构，其真正的主人公是上海的老房子。那几年我因为工作在淮海中路的缘故，经常在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闲逛，对老房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借着租房买房之名，看了不少老房子。近百年的老洋房一定有故事发生，于是我写了两女一男在南昌路新里的爱情纠葛——我还是觉得，爱情纠葛最能表达历史。他们的身影闪现在那些梧桐树掩映的水泥拉毛墙壁边，这篇小说并不深刻，但里面的男女却都有一种基于现代理性精神的重义与重利，清楚不差分毫，这是我理解的老洋房的浪漫。

近年来很多电视剧都以上海为背景，这里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显示上海，基本会出现外滩、黄浦江，即使普通工薪阶层租房，也大都要么能看到东方明珠、黄浦江，要么就是“巨富长”地区的老洋房、梧桐树。

除了《只是朱颜改》，其他小说我都并未特意凸显这种“上海符号”，我每次去南京路、外滩，基本都是陪外地朋友。所以我觉得那种动辄四件套的城景，是一个典型的观光客心态。我写的那些带着梦想来到上海的外地人，首先考虑的是谋生，求职，而后是谋爱，结婚，买房……他们首先感到的，是漂离故土的不安、失落以及更加紧迫的想要求得接纳和安稳，跟上这座城市的步调，实实在在成为这城市的一员。但是每一个新上海人，诚如他们离开故土，他们对于上海，也并不“忠诚”，他们心里对于“远方”和“异乡”的渴望，并未因暂时的安稳而熄灭。这正构成了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复杂内涵和丰富紧张的精神追求。

我小说里的所有人都是新上海人。比较典型的，如《谁来自远方》里的凌青和她的堂弟李福平，看起来凌青已经在上海结婚，买房，有安稳的职业，但她心里却存着对“北京来的”学者王宜思隐秘而炽烈的情愫，同时又扯不断与故乡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日，不知谁自远方来，这正是一个典型的新上海人的精神状态。

《只是朱颜改》如档案一般梳理了凌青一步步进入上海市中心的过程，但最后她还是放弃了爱情，卖掉了房子，并对过去的生活感到愧悔。这种愧悔，也表现在《芳邻》的结尾，因为袁明的死去，“我”在深夜黯然流泪，施自红则回到了老家黄山，在圣歌中寻得一丝安慰。《残酒春欲晚》里，三位已成功融入上海生活、就职于高校的女知识分子，均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虽然她们要为此承担经济的重压、丈夫的不解，但她们仍因此而再一次鼓起了人生的勇气——也许，这就是新上海人，他们忠诚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自己。他们永不停下脚步。

而我要说，我爱上海。这是我在上海二十年隐秘的人生札记，他们表达了我的心灵，也许演绎着别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