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明知蒋介石对他存有猜忌，为何放弃留下来的机会，主动赴台

1949年，六十万桂系大军已经瓦解，与白崇禧合作数十年的李宗仁刚刚飞往美国。

有人劝他：“上将，此时去台湾，恐怕凶多吉少。”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思虑再三后，最终还是登上了那架飞往台北的飞机。

他其实是明知蒋介石对他存在猜忌的，为何还要去？

先说说蒋介石他的猜忌，原因其实蛮多的，简单描述出来就是:一他不是蒋的黄埔嫡系，是桂系老二，手里握着几十万广西兵，实力雄厚，跟李宗仁一唱一和，蒋介石觉得这些人随时能跟他叫板。

二是白崇禧还真叫过板，曾经两次逼他下野，还有作战期间有时还不听话，如四平街说停就停，守淮河方案当面答应背后拆台。

在蒋眼里，他是个有能力但危险的“外人”，用着不放心，防着又累，又不能动他，恨了二十多年。

蒋曾在日记里写过：“此人乃党国败坏内乱一大罪人”。

所以说蒋对他不仅仅只有猜忌。

白崇禧是聪明人，蒋对他的看法，他多少是知道一些的，也就是说他是明知的。

在当年的时局下，很多人以为白崇禧当年有三条路：去美国、留香港、退台湾省。事实上，前两条路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可行。

美国这条路，李宗仁走了，理由是“治病”，加上当时他还是代总统的身份，美国人愿意跟他来往。但白崇禧是现役军人，身上还挂的“华中剿总”司令的职衔，美国人对他兴趣不大。

香港这边，他的家眷一度安置在那里。但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他早年反帝抗日，晚年却要躲到英国人的地盘上，这对他来说很难接受。

此外，蒋介石不会容许他留在香港。桂系虽已溃败，但李宗仁在美国，白崇禧若在香港，两人依然可以遥相呼应。与其被逼着走，不如自己主动离开。

所以，当蒋介石一边亲自派人给重金挽留，一边表示“来台湾省自有重用”时，白崇禧似乎已经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

其实曾经有一条比较好的路，他自己没有走

就在1949年年初，淮海战役刚刚结束，白崇禧与我党有接触。

我党甚至释放出可以谈判的善意。

还有更直接的沟通，白崇禧有个老部下叫刘仲容，和我党方面素有往来。1949年三四月间，刘仲容几次往返南京与北平，当面见过教员。教员表示：你回去知会他们，如果他们觉得南京不安全，欢迎飞到北平来，中共待以上宾之礼，对白崇禧也同样优待。

教员还特意提到：白崇禧喜欢带兵，将来新中国成立了，可以让他带三十万军队。

三十万。这个数字白崇禧听进去了。他手下的部队加起来已不足二十万，且士气低落。如果能带着成建制的队伍投向北平，旧部能有归宿，他自己的军事经验也不至于无处安放。

但他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放下了这个念头。

不是条件不够。我党开出的条件，无论职位、待遇，都非常的实在。

那条路一直开着，是他自己选择不走的。至于为何没有选择，只有白崇禧自己才知道了。

当蒋介石派人来接他之前，白崇禧毕竟以谋略见长，不会贸然登机。

去台湾省前，他派了老部下李品仙先行一步，名义上是“办理公署结束事宜”，实际是去探路、看情况。

李品仙从台湾发来电报：蒋介石、陈诚均表示欢迎，态度热络。白崇禧收到电报后，稍稍安心。他想，蒋先生或许确实需要他。

这个判断在当年并非全无道理。蒋氏集团败退台湾省之初，人心浮动，军队涣散，美国态度暧昧。

蒋氏身边能打仗的老将已所剩无几。白崇禧打过龙潭、台儿庄、昆仑关，抗战时期担任过副参谋总长。他判断，有朝一日蒋介石或许还会请他带兵。

更何况，蒋介石还需要他办一件事，就是牵制李宗仁。李宗仁人在美国，迟迟不肯辞职，蒋介石复职名不正言不顺。

能说服李宗仁的，只有白崇禧。这是他的筹码，也是他自认为的护身符。

但以上这些，都不是他做出决定的根本原因。

白崇禧反复说过一句话：“要给历史一个交代。”他对何遂说过，对程思远说过，晚年也对儿子白先勇说过。

何遂曾劝他：“上将回台，恐怕难免一死，不如乘机起义。”白崇禧回答：“我自追随蒋公北伐以来，已逾二十载，历顺境，也历逆境。一生一世，历史第一，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生死利害，在所不计。”

今天读这段话，或许有人会觉得难以理解。但回到白崇禧的立场看，他这一生的经历几乎都和“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绑在一起：十九岁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三十四岁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四十四岁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他的职务、功勋、声望，都来自那个已倾覆的政权。

那个政权倒了。他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选择投向另一方——那一边甚至给他留好了位置。但他最终选择的是“他开始的那一方”。

白先勇后概括了父亲的选择（大概意思）：他没有选择留在大陆，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他服役过的那面旗帜。这话带着儿子的理解。

在白崇禧心里，去台湾省不是投奔蒋介石，是归队——回到他服役数十年的那面旗帜下，哪怕那面旗已经残破。

而那条通往北方的路，那条铺着三十万军队、上宾之礼、新政协邀请函的路，被他留在了身后。

白崇禧到台湾省后，把家眷也从香港接了过来。

白崇禧到台北不久就发现，他并没有受到重用，给他当了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闲职，同时挂名一些虚职。

没有实权，那些承诺根本没有兑现。

他敏锐的发现正在被“边缘化”。

更可怕的是他住的公馆对面新开了一家“派出所”，进进出出总有人盯着他。

保密局给他起了个代号，叫“老妹子”——旧社会对心爱又忌惮之人的戏称。

有一次他乘车出门，后面有辆吉普车跟着，半路抛锚了。白崇禧让司机停车，派人过去说：“不着急，慢慢修，我等着。”盯梢的特工满脸尴尬。

还有一次他在咖啡店喝咖啡，临走把另外两桌的账也结了。朋友不解，他说：“那是监视我的人，这客我该请。”

那个曾经让蒋介石三次下野、在淮海战役前夕按兵不动的“小诸葛”，此时只能用这种方式，维持最后一点体面。

蒋介石没有一到台湾就对白崇禧动手，不是因为宽厚，是因为李宗仁还在美国。

李宗仁一天不回来，白崇禧就一天还有用。蒋介石需要他写信、发电报、劝说、施压，最好能把李宗仁劝回台湾省。白崇禧也确实这样做了。一封封电报发往纽约，语气从商量到恳求，最后近乎哀告。李宗仁始终不为所动。

1954年，蒋氏召开“国民大会”，有代表提案弹劾白崇禧，罪名两条：一是徐蚌会战“按兵不动”，二是吞没军费。

白崇禧站在台上，逐条答辩。他拿出战报，说明当年派了多少部队驰援徐州——五个军、一个整编师，几乎全部打光。台下响起掌声，弹劾案不了了之。

但罪名一旦扣上，就再难洗清。蒋介石不需要亲自出手，只需要默许这种声音流传。

1965年，李宗仁夫妇冲破重重障碍，飞回北京。

这个消息传到台北时，白崇禧许久没有说话。后来他对身边的人说：“德邻回了大陆，我今后在台湾地区，没什么面子了。”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牵制李宗仁是他对蒋介石仅剩的用处。如今这个用处，没有了。

而李宗仁回到北京后，受到的是白崇禧当年没有接受、此刻或许会有所感慨的礼物，李的回归让周公亲自到机场迎接，后来他还受到了教员的接见，受到了欢迎。那条十六年前他没有走的路，李宗仁走了。

就在那一年，白崇禧在花莲山区打猎时发生意外。

轨道台车行至木桥中央，螺丝松脱，前车坠入五十米深谷。副官在千钧一发之际把他推出车外，自己随车跌落身亡。

白崇禧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望着谷底，他没有说话。

此后他行动更加谨慎，深居简出。第二年，夫人马佩璋病逝。晚年丧偶，他与一位张姓护士往来较多。特务部门买通医生，在“补药”里下了猛剂。

1966年12月2日早晨，副官发现白崇禧赤身趴卧在床，遗体呈铜绿色，床头的小半杯药酒已空。官方公布死因为“心脏病”，但没有人真正相信。

白家人没有追究。他们知道追究也没有结果。

蒋虽然参加了追悼会，但是更多是给活人看的体面。

就蒋日记里写下：“此人乃党国败坏内乱一大罪人”，这句人后落笔，是把积压二十多年的恨全倒出来——这就是蒋介石对白崇禧的盖棺定论。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明明往北走的路一直开着，那边甚至派了好几拨人、传了好几次话，许了三十万军队、上宾之礼、政协席位——他为什么还是跳进了那个明知凶多吉少的南方？

白先勇后来用了八个字：“从一而终，死得其所。”这是儿子的理解。

如果站在今天回头看，白崇禧那一代人，许多人都在那几年面临选择。有人北上，有人南下，有人远渡重洋。他选了南下。

他不是没看见那条往北走的路。他看见了，甚至派人探过路、接过线、传过话。但他最终还是转过身，朝着那面跟了二十多年的旗帜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