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探望徐向前，徐向前：听说你把杨得志和罗瑞卿都弄到沟里了？

1962年初秋，耿飙前来探望徐向前，两人相识多年，虽不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却也是革命路上的老熟人。

寒暄没说几句，徐向前便话锋一转，语气轻松却带着一点调侃：“听说你把杨得志和罗瑞卿都弄到沟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耿飚一听，脸上的笑容顿时凝住了几分，干咳两声：“这事儿，您都知道了啊。”

那么，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1909年，耿飙出生在湖南醴陵的一个小县城里，父亲耿楚南年少时曾是个“练家子”，他把对武艺的执着传给了年幼的儿子。

但是父亲并不苛求他练成什么“神功”，倒是常念叨一句话：“练武，是为了强身救人，不是逞凶斗狠。”

这句话，耿飚记了一辈子，可练武虽强身，却不能果腹，十三岁那年，耿飚辍了学，决心去闯一闯。

他听人说，邻近的水口山矿场虽然苦，却能挣几个铜板，于是趁着父母不注意，他背起破布包就跑去了矿井。

耿飚个子瘦小，被分配去当“沙童”，他负责在最狭窄的巷道中爬行，清理石屑、背沙运石，稍一耽搁，就有工头皮鞭伺候，毫不留情。

他曾一度以为，靠着自己一身蛮力可以立足，却很快明白了什么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最终，他决定和另一个少年逃离这里，回到家后，他还是日复一日地干活，并且风雨无阻地练拳。

直到有一天，他听说有人在广场演讲，说要让百姓翻身做主、打倒压迫者，那人，就是毛主席。

耿飚听得热血沸腾，讲完后，他一把拉住毛主席的袖子，声音干涩却坚定：“我力气大，能干活，也不怕死，能不能让我加入？”

毛主席看着眼前这个脸上还有煤灰、眼里却盛满光的少年，微微一笑，说：“好啊，你以后可要争气。”

就这样，耿飚的人生轨迹悄然改变，他从矿井少年，变成了红色浪潮里的一颗种子。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突围西进，湘江战役，是一场注定要用血来换时间的恶战。

彼时的耿飚已是团长，敌人兵力比我军多出数倍，他带着红四团守在要道，死死顶住。

他知道，这一仗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让主力部队多走几个时辰，多活一批人。

看着战士们不停地倒下，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从战壕里跃出，弯着腰冲到前沿。

他扯开手榴弹的引信，用力掷向敌人火力点，爆炸声震得人耳膜发疼，火光映着他满是灰尘的脸。

那几天，红四团几乎是用身体筑起一道防线。

若说湘江是血海，那么尖峰岭则是地狱，尖峰岭地势险峻，敌人三面合围。

耿飚的团指挥所本在中段，却因阵地失守，瞬间成了最前线。

警卫员杨力冲进屋里报告：“团长，敌人已经摸到土堆后面，离我们不到几百米！”

耿飚猛地站起身，没有半点犹豫：“放弃指挥所，所有人跟我上！”

七八个敌人借土堆掩护，步步逼近，手榴弹呼啸而出，炸翻了一批，可敌人却像潮水一样又压上来。

子弹打在墙上，尘土簌簌落下，杨力端着冲锋枪挡在耿飚前面，喊得嗓子都哑了：“团长，先撤！”

耿飚却忽然一声大喝：“拿我的马刀来！”

那把马刀，是他随身多年的旧物，刀柄早被磨得发亮，他一把抓过，像猛虎出笼般冲出掩体，寒光闪处，敌人都被打得措手不及。

半个小时后，土堆前横七竖八躺着一个排的敌人。

战斗持续了整整五天五夜，山岭间昼夜不息的枪炮声，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所有人困在生死边缘。

尖峰岭之后，耿飚整个人都变了，他依旧爱笑，却多了一层沉静；依旧敢拼，却更懂得取舍。

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有人说他是“武夫”，可见识过他打仗的人都知道，那不是蛮勇，而是胆魄。

抗战进入胶着阶段时，晋察冀军区成为敌后抗战的中坚力量，而在这片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热土上，一个被称为“杨罗耿”的铁三角组合，正悄然凝结成型。

“杨”是杨得志，时任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司令员，作战果断、谋略深远。

“罗”是罗瑞卿，军区政委，政治工作一把好手，善于稳人心、凝士气。

“耿”便是耿飚，担任参谋长，调兵遣将、前线协调，样样不落。

他们三人，一个是头，一个是魂，一个是拳头，各司其职，配合默契。

有一次，为了伏击日军一个精锐小队，三人研究战术到深夜。

耿飚看着敌军的行军路线，用刀尖在地图上重重一点：“就在这儿设埋伏，地形有利，打了就走，干净利落。”

杨得志沉吟半晌，点头表示同意，罗瑞卿则在一旁细致思考群众疏散、战后安抚等后续工作。

打仗讲究的是“快、狠、准”，耿飚擅长的就是“狠”，可他再冲，战友总得有人给他兜底，杨得志和罗瑞卿便是他的那道防线。

在一次突袭中，敌人突然调集大部队包抄侧翼，情势危急，耿飚被困在前线，和战士们一起死守。

电台里，他声音沙哑地呼叫后方：“老杨，老罗，再不来，我们真得陪他们拼刺刀到底了！”

没过多久，远处传来密集的机枪声，那是熟悉的火力支援，随后一队骑兵冲破烟尘，杨得志亲自带队赶来接应。

而后方，则是罗瑞卿组织的民兵运送弹药与伤员，一刻没耽误。

突围后，几人坐在一块破屋的门槛上喘气，满身硝烟，彼此的衣角都带着血迹。

耿飚咧嘴一笑：“行啊，你们俩这阵脚搭得真准，差点我就去见阎王了。”

他们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共过生死、互相托命的兄弟。

耿飚最爱干的事有两样：一是开车，二是赛马。

早些年，红军会师后曾有过短暂修整，一次部队驻扎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中层干部可以稍事放松。

耿飚闲不住，听说附近有牧民丢了几匹马，他二话不说，带着战士翻山越岭去“寻马”。

翻过几座山坡，他一眼就瞅中了一匹白得发亮、四蹄漆黑的野马。

这匹马性子烈，一见生人便嘶鸣奔逃，可耿飚兴致来了，哪管它愿不愿意，他蹑手蹑脚地靠近，趁其不备，翻身跃上。

结果那马发了疯似的在草原上狂奔，前蹄腾空、后蹄乱踹，几乎要把他甩飞。

可耿飚却像黏在马背上一样，紧紧抓住鬃毛，一路斗了大半天，才终于把这匹马收服。

1935年，红军刚打了胜仗，士气正盛，杨得志换了匹青马，耿飚还是他心爱的白马。

陈赓一看这两人，就在一旁煽风点火：“你俩不如来一场赛马，看看谁是真正的‘马上英雄’。”

耿飚哪里肯认输，杨得志更不甘示弱，起初他们势均力敌，可渐渐地，杨得志的青马越跑越快，眼看就要领先出一个马身。

可谁也没想到，草丛里突然蹿出一只野兔，青马惊吓之下猛一歪头，直接将杨得志掀了下去。

人马分离，杨得志重重摔在草地上，当场昏了过去。

耿飚连忙下马给杨得志做急救，好在抢救及时，杨得志苏醒了过来，但他长了记性，发誓再也不跟耿飚比赛。

可谁知，命运的“车轮”兜兜转转，还真让他摔了第二回，这次，是耿飚亲自把他和罗瑞卿送进了“水沟”。

那天清晨，三人接到通知，要赶往总部开会，司机临时有事，耿飚便拍拍胸脯说自己来开车。

虽然二人都觉得他不靠谱，但因为着急，所以还是硬着头皮上了车。

前半程，车子开的还算平稳，坑洼的山路在他手里居然走得顺畅，耿飚得意地喊：“怎么样？我这技术，不比老驾驶员差吧？”

话音刚落，一道大水沟赫然出现在前方，耿飚本想绕过去，奈何车速太快，没来得及减速，轱辘“咕咚”一声陷了进去。

水花四溅，整个车头深陷，车厢内早已成“水帘洞”，杨得志和罗瑞卿湿了个通透，狼狈不堪。

耿飚一脸懊恼，边跳下车边嘟囔：“哎呀，这沟怎么比上回的还深？”

罗瑞卿抹着脸上的泥水，哭笑不得：“你不是说你技术‘杠杠的’吗？”

杨得志叹了口气：“以后谁再让耿飚开车，我跟他急。”

事后，这段“开车翻沟”的奇事传得满城风雨，连徐向前都听说了。

直到多年后的那天，耿飚登门拜访，刚坐下，徐帅便一本正经地开口：“听说你把老杨和老罗都弄沟里去了？”

耿飚摸了摸鼻子，有些尴尬地笑：“首长也知道了啊？这事儿其实是个意外。”

徐向前哈哈大笑：“我就说嘛，你要是真安分了，我还不习惯呢。”

这一笑，把话题聊开了，也把几位老战友之间的情谊再次拉近了一寸。

耿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身上，有刀锋的凌厉，也有浪子的洒脱，他可以挥刀杀敌，也能策马狂奔。

他的心永远像少年的马蹄，不愿停歇、不肯服老，就算岁月老去，热血也从未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