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逝世30周年，三子寻举报者请求为父平反

1982年的一个傍晚，北京西郊的风有些冷。三位中年男子在院门口站了许久，才抬手敲门。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愣了一下，听清来意后，只问了一句：“你们，是刘青山的儿子？”大儿子点头，说得很慢：“李老，我们想请您，为我父亲说一句公道话。”这一幕，距离刘青山被处决，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

这一对站在门口、与屋里老人四目相对的两代人，其实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屋里的人，是当年将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层层上报、最终推动案件彻底查清的关键举报者李克才；门外的人，则是刘青山留下的三个儿子。按常理推断，两家人似乎该是“仇人”。他们此行却是为父亲“平反”而来，这看上去颇有些吊诡，却又折射出那个时代复杂的情感与记忆。

要弄清这段纠葛，绕不开刘青山这一生的曲折轨迹。从红小鬼，到地委副书记，再到被判处死刑的新中国第一大贪污犯，他的经历，既有血与火的革命岁月，也有新政权初期权力腐蚀下的人性滑坡。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家人和举报者李克才，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也被迫与这个名字长期同行，谁也无法轻易摆脱。

一、从红小鬼到地委副书记：立功与起点

刘青山1916年出生在河北安国县南章村，出身极为普通，是地地道道的贫苦农家子弟。少年时，他就给当地地主扛活，当长工，年纪不大，却已经尝够生活的艰辛。那时候的穷苦孩子，能翻身的路并不多，参加革命，成了改变命运的一个入口。

1931年6月，在徐云甫介绍下，年仅十五岁的刘青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之后的日子里，他积极投身武装斗争。1932年，他跟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与河北地区的武装暴动。那时的冀中地区，敌人“拉网式”清剿，环境恶劣，留下来的，多半是咬着牙硬撑的人。

在冀中支队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刘青山表现活跃，组织能力突出，很快就成了那支队伍中较早的一批骨干干部。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革命队伍里，人手紧张，工作线多，一个干部往往身兼数职。刘青山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培养出决断快、胆子大、习惯拍板的作风，这种性格对他的革命生涯有帮助，却也成为后来问题暴露时的隐患。

后来，他在斗争中被国民党逮捕，遭遇严刑逼供。据当时的回忆资料记载，审讯中，他始终没有交代组织情况和同志信息，坚持到底。1937年10月，他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本身就是组织对其意志品质和战斗经历的认可。那个年代，能进入抗大，就意味着走进了革命干部的“培养炉”。

从抗大结业后，刘青山被派回华北敌后地区工作。1941年3月，他担任中共大城县委书记。时间不长，当年9月，又调任中共任河县委书记，他在冀中一带活动愈加频繁。日军多次“扫荡”，其中尤以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最为凶险。

这次大扫荡中，日军集中了大量兵力，对冀中根据地实行破坏性清剿。刘青山所在地区也首当其冲。他依靠群众，组织县大队打游击、转移机关，进行艰苦的反扫荡斗争。许多当地老人后来回忆，那段时间，干部能不能扛得住，关乎老百姓的生死。刘青山在这一阶段赢得的威信，确实并非虚名。

1944年10月以后，刘青山又被提升为中共冀中八地委城工部长、组织部长，之后出任地委副书记。也就是说，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已经跻身冀中地区的重要领导层。按当时的干部序列，一个从农家走出的“红小鬼”，在二十多岁、三十出头，就站到了这种位置，不得不说属于“拔节生长”的典型干部。

从个人经历来看，这一阶段的刘青山，是有坚实革命功底和群众基础的。正因如此，建国后他落入深渊，才更让人唏嘘：同一个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竟会出现如此巨大反差。

二、新中国初年：权力、金钱与“滑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青山调任天津地区工作，担任冀中区党委和天津地委领导职务。新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干部队伍一方面充满热情，另一方面对如何管理经济、如何处理权力和利益，经验并不充分。有些人守住了底线，有些人则在不知不觉间滑向了危险地带。

在天津地区，粮食、木材、交通运输等领域，都涉及大量物资调配和资金往来，权力集中在几个主要领导手中。刘青山此时已经是地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手中掌握的权力，远远超过他在战争年代所能想象的范围。一些看似“灵活变通”的举动，在当时容易找到理由，却渐渐偏离制度轨道。

据档案材料整理，当时刘青山勾结不法商人，将国家掌控的物资用于非法经营，牟取巨额利润，使国家蒙受损失高达数十亿元（旧人民币）。这里的“亿元”，在1950年前后，绝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数字，而是足以影响地方财政的大窟窿。更棘手的是，许多操作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有步骤、有计划的系统性行为。

他以领导身份，擅自霸占一辆从战争中缴获的美国吉普车，成了当地早早坐上“小汽车”的干部之一。按他当时的说法，打了这么多年仗，坐个车不算什么。这样的念头，表面看有点“打功劳牌”，实质上已是公私不分的典型表现。

在生活上，他对自己要求明显松驰。为了享受，他常常要求吃各种补品，不管是否对症；为了享受，他带着身边亲信出入天津尚未整顿干净的烟花柳巷，挥霍公款；为了享受，他对本已明确禁止挪用的公款照单全用，一切以个人喜好与所谓“工作需要”为理由。长此以往，其生活方式与党内要求渐行渐远。

对他来说，“我拼死拼活打江山，享受点算什么”成了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依靠过去的功劳，他对自己行为的审视逐渐模糊，甚至产生一种错觉：既然立过大功，享受一点特权似乎理所应当。遗憾的是，这种思想在当时少数干部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刘青山和张子善，则是走得最远、问题最严重的那一类。

更严重的是，在具体工作决策上，他不仅在经济活动中搞非法经营，还参与、推动了对国家粮款等重要资金的挪用。1950年9月，他们提出挪用地方粮款10亿元搞机关生产。听起来是“发展生产”，但程序上严重违规，风险极大，在当年的财经纪律背景下，已经触碰了明确红线。

可以看出，从建国初期到案发前这段时间，刘青山的心理和行为，有一个从功臣心态自我膨胀，到生活腐化，再到经济犯罪的完整轨迹。这条路走到尽头时，已经不止是个人作风问题，而是严重的贪污、挪用国家财产的刑事犯罪。

三、举报与审判：李克才的抉择

说到刘青山案，必须提及另一位关键人物——李克才。1917年出生的他，同样出身河北农村，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先后担任行唐六区、八区区委书记和县长，后来还当过冀东地区行署专员，是老资格的地方干部。

1949年7月26日，李克才接到通知，调任天津行署副专员。那时，刘青山是专区党委书记，张子善任专员，李克才算是直接在他们手下工作。起初，他对这两位新领导颇为尊敬。刘青山有冀中暴动的经历，张子善则走过学生运动、坐过牢，这样的履历在当时颇受推崇。

三人搭班子之初，工作还算顺利。但从1949年年底开始，一些异常情况陆续浮出水面。《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披露天津地区违规从东北贩运木材被扣押的情况。对于经常接触具体事务的李克才来说，这不是小事。他很快去找两位领导询问缘由。

有意思的是，面对质疑，两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张子善装出“不知情”的样子，而刘青山则非常强势，直接承认这件事是自己主导拍板。他对李克才的提醒显得不以为然，还带着几分嘲讽意味，说了类似“出了事别怂，没你什么事”的话。在这样的氛围下，下级要坚持原则，难度可想而知。

1950年9月，刘青山、张子善提出要挪用10亿元地方粮款用于机关搞生产。李克才认为风险太大，明确表示不同意。但两人一意孤行，仍然推动执行。到了1951年，问题进一步升级。7月间，张子善以“盖房”为名，要求有关部门开具证明，计划骗取20亿元贷款。李克才拒绝签字，却没能阻住这一步。张子善很快通过其他渠道，利用职权拿到了贷款。

面对这样的情况，李克才并非一开始就“走极端”。他先是在内部提出意见，试图通过组织生活、会内批评等方式加以纠正，甚至以个人关系多次劝说，希望对方悬崖勒马。但结果非常有限，刘、张二人对各种提醒完全不上心，反倒对坚持原则的人颇为不满。

在这种僵局下，他只好选择更严肃的途径。1951年10月的一天，他借着到省里开会的机会，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向上级领导作了详尽汇报。此前，他已经多次通过内部渠道反映，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这次，他下定决心，以“公开举报”的方式，把一系列事实全盘托出。

举报之后，调查很快铺开。经过一段时间的核查，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超最初预想。刘青山、张子善不仅存在生活腐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活动中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且涉及金额巨大、手段恶劣。事实清楚后，两人被相继逮捕，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1951年1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根据调查与审讯结果，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了“处以死刑”的处理意见。华北局在向中央上报时，在“死刑”后面加注了“或缓期两年执行”的建议，显示出一定犹豫：一方面案件重大，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两人在革命战争中的资历和功劳。

中央收到报告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毛泽东详细阅读材料后，沉默片刻，给出的意见只有两个字：“死刑”。周恩来说到“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况呢？”毛泽东又说了两个字：“不准。”可见中央对此案的态度极为坚决，这不仅是针对两个人的处理，更带有鲜明的警示意味。

1952年2月9日，在河北省公安厅看守处，刘青山和张子善分押两室，等待最后宣判。刘青山身材高大，带着典型“工农干部”的气质。长期以来，他说话办事大大咧咧，既能骂人也能豪爽认账。听完死刑判决后，他曾失声痛哭，但在最后时刻，还是留下了几个交代：“告诉我弟弟，把我的尸首带走，津市局有大小皮包，都是党的财产，交给党。”那种矛盾心态，既有对过往功劳的执念，也有对犯下大错的迟来的承认。

1952年2月10日下午1点，保定市东关的公审大会结束后，枪声响起，刘青山、张子善伏法。对于刚刚立国不久的政权来说，这是一次极为严厉的反腐行动。自此，“刘青山、张子善案”作为典型案例，被广泛宣传，用以告诫干部队伍：功劳不能当护身符，贪腐绝无“安全线”。

四、家人、平反与无法抹去的阴影

刘青山被处决后，组织上对其家属给予了明确安排。上级部门向他的妻子范勇传达决定：长子、次子由国家负责抚养，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幼子由母亲抚养。这样的安排，一方面体现了对烈属、干部家属的一贯照顾，另一方面也表明政策上的区分：罪责由本人承担，子女不因此受到连带“清算”。

那一年，大儿子刘铁骑只有7岁，二儿子刘铁甲4岁，三儿子刘铁兵刚出生不久。名字中的“铁”字，是父亲当年怀抱着美好想象取下的。范勇说过，地委大院里原先有张子善的儿子“张铁雄”，后来孩子夭折，但“铁”字沿用下来。刘青山给三个儿子起名“铁骑”“铁甲”“铁兵”，寄托的是一种“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期望，希望他们长大后能保家卫国。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非常突然。父亲从“立功干部”到“被执行死刑的贪污犯”，在外界的眼光里，这个家庭的标签从荣耀变成沉重负担。令人注意的是，三个儿子长大后，并没有长期沉浸在自卑情绪中。大儿子刘铁骑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的确我是个名人的后代，不过周围的人对我很好，我有很多朋友，有时工作中发脾气，大家都能理解。我也没有太多压抑感和自卑感。”这番话，一方面显得豁达，另一方面也隐约反映出，他们不得不经常面对外界的好奇与打量。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有步骤地为过去一些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社会氛围之下，许多曾被错划、错判的人陆续恢复名誉。在这样的背景中，刘青山三个儿子心里产生了波动。他们很自然地想到父亲当年的结局：他毕竟参加过革命，打过仗，有功劳；会不会其中也存在某些可以重新审视的地方？这种想法，并不难理解。

于是，三兄弟经过商量，决定找到当年的举报者李克才。当年，是这个人将刘青山、张子善的情况层层上报，促成案件的彻底查处；三十年后，他们希望从同一个人口中，听到一次新的评价。“李老，您能不能为我父亲说几句？”这句话背后，有家庭情感，有对子女身份认同的渴望，也带着一点朴素的期盼。

李克才听完他们的请求，态度并不轻率。他认真翻阅、整理了当年的案件材料，重新梳理事实与证据。经历过战火、政务和风波的老人，很清楚“平反”二字的分量。在那个平反潮中，有不少是真正的冤案，也有些是历史条件下的复杂问题。唯独刘青山这一案，他无法给出“另一种结论”。

最后，他明确地对三兄弟说明，刘青山当年的定性和判决，是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严肃决定，不存在“冤枉”。既然事实并无错误，就不能为了迎合某种情绪，轻易改写定论。对于前来请求的三个儿子来说，这个回答无疑是沉重且难以接受的。但在法律与历史事实面前，个人愿望终究要退到后面。

值得注意的是，李克才并没有因此对刘青山的一生采取简单否定。他承认刘青山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积极表现，也清楚对方曾经冒过生命危险、立过功。但他同样坚持：功劳不能抵消后来的罪行，更不能成为贪污腐化的理由。两段完全不同的人生表现，只能放在各自的时间坐标中去看，而无法相互抵消。

从这一点上看，三兄弟此行虽未换来“平反”，却在事实上完成了一次痛苦的对话：家属的感情诉求，与历史、法律的冷静判断，在这个节点上正面相遇。刘青山的儿子们，既无法否认父亲在革命中的贡献，也不得不承认他晚年的严重错误。这种矛盾，长久压在他们心里，形成了难以完全愈合的伤口。

刘青山曾给家庭带来过光荣，也的确给孩子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对外界而言，他是一桩大案中的主人公；对孩子们而言，他则是那个曾经寄托期望、又因严重错误离他们而去的父亲。两种身份重叠在一个人的身上，重叠在一个家庭的记忆中，最终构成一段复杂而沉重的历史印记。

从1952年保定东关那两声枪响，到1980年代那次沉默的会面，时间跨过三十年。政权从初创走向巩固，社会从战后恢复迈入改革年代，而当年的当事人，有的已离世，有的垂垂老矣。历史对事实的判断，并没有因时间流逝而改变。那些写进档案的数字、那一笔笔公款去向、那些清点出来的证据，都在提醒后人：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辉煌，也可以堕落；功与罪，不会因为相隔时间久远，就互相抵消。

对于那三位在门口徘徊许久、终究还是敲响房门的中年人来说，这一事实也许难以完全接受，却又无法回避。他们既是革命功臣后代，也是贪污犯之子，这种双重身份，并不因为一场对话而轻盈起来。真正改变的，是他们对父亲形象的认识更为清晰：既有烽火年代的勇往直前，也有和平建设时期的严重迷失。这样的复杂，才是历史本来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