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住家保姆 今年57岁 由于耐不住寂寞 过年前每天晚上会去散步

我是刘姨，今年五十七，在城南李教授家做住家保姆已经五年了。

李教授夫妇都是文化人，孩子出国了，家里常年就我们仨。白天我把家里拾掇得窗明几净，饭菜做得合口，他们待我也客气。可每到晚上七点，教授两口子进了书房看书，整栋房子就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这种安静，刚开始觉得是福气——从前在老家，家里老小六口人，吵得脑仁疼。可时间长了，这安静像潮水，一点点漫上来，淹得人心里发慌。尤其是今年冬天，老伴在老家带孙子，儿子媳妇忙得一个月才通一次电话。有时候一整天下来，除了“早饭好了”“明天买什么菜”，我竟没说过一句整话。

于是从腊月初开始，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每天晚上七点半，出门散步一小时。

第一次出门那晚，我记得特别清楚。教授夫人从书房探出头：“刘姨，这么晚还出去？”

我攥着围巾一角，声音有点紧：“屋里闷，走走就回。”

她点点头，没多问。我走出那栋安静的别墅，踏入冬夜街道时，竟像重新学会了呼吸。

我们小区算高档，绿化好，路灯暖黄，晚上散步的人三三两两。起初我只在小区里绕圈，后来胆子大了，就沿着人行道往附近的公园走。

公园不大，有个小广场，晚上总有人跳舞。我从不加入，只找个长椅坐下，看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人，在音乐里转身、摆手、笑。他们的笑声在冷空气里传得很清楚，有时候我看着看着，眼眶就热了。

腊月十二那晚，我照常坐在老位置。一个穿红棉袄的大姐跳完舞，径直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见你好几回了，怎么不一起跳？”她喘着气，额头有细汗。

我摇摇头：“不会跳，看看就挺好。”

“有啥不会的，跟着动就行。”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叫王秀芬，住对面小区。你哪儿的？”

就这么着，我认识了第一个“夜友”。秀芬姐比我大两岁，退休小学教师，儿女也在外地。她说每天晚上来跳舞，“不是为了跳舞，是为了听人声”。

这句话像把小锤，轻轻敲在我心口上。

从那以后，我和秀芬姐几乎每晚都能碰见。有时候说儿女，有时候说老家，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就并排坐着看月亮。她教我认广场上的人：那个总穿蓝色运动服的是老陈，儿子车祸走了，一个人住；那对牵着手慢慢走的老年夫妻，老太太去年中风，老头每天扶着她复健；还有几个带孙辈来的老人，眼睛一刻不离孩子，嘴里念叨着“慢点跑”……

“都是怕寂寞的人。”秀芬姐说。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李教授夫妇去参加学术会议，要三天后才回来。走前交代我把家里看好，还多给了两百块钱：“刘姨，过年买点自己喜欢的。”

那三天，房子空得吓人。我打开所有灯，电视从早开到晚，可那种空是从墙壁里渗出来的。晚上我去公园特别早，秀芬姐还没来，我就绕着广场走圈。

“刘姐！”有人喊我。是常和老陈下棋的老赵，他指着不远处石桌：“老陈还没来，咱俩杀一盘？”

我连忙摆手：“不会下棋，真的不会。”

“我教你，简单！”老赵已经摆开了棋子。

那晚我学会了象棋的基本走法。老赵一边教一边说他的故事：当过兵，守过海岛，退休后老伴走了，女儿接他去住，他不愿意，“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可一个人在家，时间长得像不会走。”他说这话时，正跳马吃掉了我的炮。

秀芬姐来的时候，我已经输了三局。她站在旁边看，突然说：“明天咱包饺子吧？小年没过成，补上。”

于是腊月二十四晚上，公园的石桌上出现了面板、擀面杖和一盆馅。老陈带了白菜猪肉馅，秀芬姐准备了韭菜鸡蛋，我贡献了从李教授家厨房拿来的面粉——当然，是我自己花钱买的等价东西。

路灯不够亮，老赵从家里拿了充电台灯。我们四五个人围着石桌，会的擀皮，会的包，不会的负责摆饺子。说话声、笑声混着冬夜的白气，那些饺子奇形怪状，有的胖得站不住，有的瘦得露馅。

煮饺子是在秀芬姐家的小公寓里。十几平米的客厅，我们挤在一起，锅里的水汽糊了窗户。吃第一口饺子时，老陈突然抹了下眼睛：“去年这时候，我一个人吃了袋速冻饺子。”

那晚离开时，已经十点多了。秀芬姐送我们到楼下，递给我一个饭盒：“明天热热吃。”

我捧着还温热的饭盒走回别墅，第一次觉得这段路不太冷。

年关越来越近，公园里晚上渐渐热闹起来。打工的年轻人放假了，带着父母孩子出来玩。小广场上除了跳舞的，多了滑轮滑的孩子，玩遥控车的少年，还有卖糖葫芦和烤红薯的小摊。

我们这群“夜友”也固定了：每晚七点半，公园第三个长椅见。有时候下棋，有时候就是聊天。说话最多的还是老陈，他儿子走了四年，头两年他几乎不出门，“觉得全世界都该陪着哭”。后来被老赵硬拽出来下棋，才开始慢慢好点。

“寂寞这东西，”老陈说，“你越躲，它越凶。你得走出来，见光，见人。”

腊月二十八，儿子终于打来电话。说今年项目紧，不回家过年了，给我转了两千块钱。我听着电话那头的背景音，像是在饭局上，有人劝酒，有人大笑。

“妈，你照顾好自己，别太累。”儿子匆匆说完挂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站了好一会儿。然后穿上最厚的羽绒服，去了公园。

那晚特别冷，广场上人少。只有我们几个老的还在。秀芬姐看我脸色，什么也没问，递过来一个暖手宝。

“明天年三十，怎么过？”老赵问。

大家都沉默了。老陈去儿子家——不是自己儿子，是侄子，邀请了好几次；秀芬姐女儿从深圳回来，但得初三才到；老赵被战友接去聚会。

“我雇主家过年，就他们两口子。”我说。

“那明天晚上，”秀芬姐突然说，“咱提前过！六点，还在我家，包饺子看春晚！”

大年三十下午，李教授夫妇贴春联，我也帮忙。教授夫人剪窗花的手很巧，剪出福字和锦鲤。她递给我一对：“刘姨，贴您房间门上。”

傍晚，我说要出去一会儿。教授夫人从厨房拿出一个保温盒：“我自己做的八宝饭，带给朋友尝尝。”

我到秀芬姐家时，饺子馅已经调好了三种。老陈带来一瓶红酒，老赵拎着熟食和凉菜。小小的厨房挤不下，有人切菜有人调汁，说说笑笑间，年夜饭摆了一桌。

电视里春晚开始的时候，我们举起了杯。没有昂贵的酒，没有精致的菜，但每个人脸上都有红晕。

“为不寂寞的今晚。”秀芬姐说。

“为还能走动、能见面的每一天。”老陈接上。

“为……”我顿了一下，声音有点哽咽，“为遇见你们。”

那晚的红酒我只抿了一小口，却觉得从未有过的暖和。我们一边看节目一边吐槽，像认识了一辈子的老友。快到零点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李教授。

“刘姨，我们要放鞭炮了，回来一起吗？”

我看着屋里这些刚刚还在笑闹、此刻都安静下来看我的人，对着电话说：“教授，我和朋友们在一起……可能晚点回去。”

电话那头顿了顿，传来笑声：“好，好！玩得开心！新年快乐！”

零点钟声敲响时，我们站在秀芬姐家小小的阳台上，看满城的烟花次第绽放。老陈指着远处一片亮光：“那是我家方向。”老赵说：“我闺女来短信了，说爸新年快乐。”

手机震动，儿子发来视频邀请。接通后，他那边也是一片喧闹：“妈，过年好！你这在哪呢？”

我把镜头转了一圈，秀芬姐、老陈、老赵都在画面里挥手。“我的朋友们。”我说，语气里有自己都没察觉的骄傲。

挂断视频后，秀芬姐搂了搂我的肩。没有说什么，但这个简单的动作，让我突然明白了这一个月来，每个夜晚我寻找的是什么。

不是热闹，不是消遣。

是被看见，被记得，被需要的感觉。

是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有人会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等着见你一面，听你说一句“今天降温了，多穿点”。

回去的路上，烟花已经稀了。我慢慢走着，想起母亲生前常说：“人老了，就像树叶子，风一吹就散了。”

可我现在觉得，散了的叶子落在地上，还能挨在一起，相互取暖。

走到别墅门口时，发现门廊的灯特意为我亮着。推开门，客厅的电视还开着，春晚重播着欢声笑语。茶几上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旁边压着张纸条：“刘姨，新年快乐。茶是刚泡的。——李教授夫妇”

我端起那杯茶，热度从掌心传遍全身。

原来有些温暖，一直在那里，只是需要你走出门，才知道回头时，灯还为你亮着。

坐在熟悉的房间里，我第一次不觉得这房子太空。因为我知道，明天晚上七点半，公园第三个长椅，会有人问我：“今天包的饺子，比上次进步了吧？”

也知道，无论多晚回来，这里的灯，总会亮着。

这大概就是生活吧——在给予和接受之间，在孤独和相遇之间，我们慢慢走出自己的路，遇见同样在行走的人。然后一起，把寂寞走成陪伴，把长夜走成有温度的时光。

而这一切的开始，不过是某个耐不住寂寞的冬夜，一个五十七岁的住家保姆，推开了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