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头顶那块稀疏得跟盐碱地一样的头发,被海岛湿热的风吹得七零八落。
他梗着脖子,冲电话那头喊:“知道了知道了,你们忙,不用管我们!”
吼得像头老狮子,虽然牙都快掉光了。
挂了电话,他把那台屏幕裂成蜘蛛网的旧手机往藤椅上一扔,发出“啪”的一声闷响,像是扔掉一个烫手的山芋。
我正拿个小剪子,修剪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三角梅,闻声回头瞅他。
“儿子又说啥了?”
“没啥,”他摆摆手,眼睛却瞟向别处,“就问问我们钱够不够花。”
呵,钱。
我心里冷笑一声,剪刀“咔嚓”一下,把一根开得正艳的花给剪了下来。
花朵掉在地上,无声无息。
老张的眼皮跳了一下,没敢吱声。
来海南半年了。
从宁夏那个一年有半载要穿棉袄的戈壁滩,一头扎进这个一年四季都黏糊糊的岛。来的时候,我跟老张两个人,像是出笼的鸟,连皱纹里都透着兴奋。
我们把银川那套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交给了儿子张强,自己揣着毕生的积蓄,还有每月加起来五千出头的退休金,登上了南下的飞机。
“去他娘的西北风!”飞机起飞时,老张攥着我的手,在我耳边吼。
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辈子了,他在工厂里当个小技术员,我在纺织厂当女工,俩人跟两头老黄牛似的,勤勤恳-恳,没过过一天轻省日子。唯一的指望,就是儿子张强。
张强出息,考上了大学,留在了银川,娶了媳妇,生了孙子。我们觉得,这辈子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剩下的日子,得为自己活。
海南,就是我们给自己画的那个大饼。蓝天,白云,大海,沙滩。不用再忍受关节炎在阴冷天里的折磨,不用再闻那夹着沙土的空气。
我们在一个叫“候鸟之家”的小区租了套一居室,月租两千五。小区里住的,大半都是跟我们一样,从北方飞来过冬的老头老太太。
起初那几个月,日子过得跟梦一样。
我每天挽着老张,去逛早市。那里的海鲜,活蹦乱跳,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有生命力。我们买指甲盖大小的蛤蜊,回来煮个汤,鲜得眉毛都要掉了。
我们去海边,看那些穿着比基尼的小姑娘,老张假装目不斜视,眼珠子却恨不得黏在人家身上。我拧他胳膊上的软肉,他疼得龇牙咧嘴,还嘴硬:“我这是在批判性地欣赏!”
我们甚至学会了用微信。加上了小区里一帮东北来的老大哥老大姐,天天在群里约着打牌、跳广场舞。
我觉得自己年轻了二十岁。
直到三个月前,第一个电话打来。
是张强。
电话里,他声音有点虚,先是问长问短,绕了半天,才切入正题。
“妈,我……我最近做生意,手头有点紧,你们那边,能不能先挪点钱给我周转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跟老张那点积蓄,来海南前,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做投资,能钱生钱,非要拿去“操作”一下。结果,股市一个跟头,栽进去小半。剩下的,我们当宝贝似的存着,那是我们的保命钱。
“你要多少?”我问。
“……十万。”
十万。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漏了一拍。
老张在旁边听着,一把抢过电话:“臭小子,你搞什么名堂?十万?我们哪有那么多钱给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
良久,传来张强带着哭腔的声音:“爸,我真是没办法了。这笔钱要是不到位,我……我就完了。”
我跟老张,这辈子最听不得的,就是儿子说这种话。
我们心软了。
老张咬着牙,去银行把那笔我们本来打算用来看大病的钱,转给了他。
他安慰我:“没事,强子是个稳当孩子,肯定是有急事。等他缓过来了,会还给我们的。”
我也这么希望。
可是,那十万块钱,像是往海里扔了一块石头,连个响儿都没听到。
紧接着,是第二个电话。
“妈,我……我又需要一点。”
“强子,你到底在干什么?”我的声音都抖了。
“妈你别问了,总之是好事!等我做成了,接你们来银川住大别墅!”
这次,老张没骂他。
他只是默默地抽了一晚上的烟,第二天,把我们最后剩下的五万块,也汇了过去。
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就像被戳破了的气球,一点一点地,瘪了下去。
我们不敢再去逛早市买海鲜了,只能买最便宜的青菜。
小区里东北那帮老大哥喊我们去“AA制”聚餐,我们找借口说不舒服,一次两次,人家也就不再喊了。
老张的咳嗽越来越厉害,我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总说:“老毛病了,死不了人。”
我知道,他是怕花钱。
我们开始频繁地往家里打电话,有时候是张强接,有时候是他媳over。两个人的说辞,翻来覆去就那几句:“挺好的,都挺好的,生意很顺利。”
可那声音里的疲惫和躲闪,隔着几千公里,我都听得真真切切。
我的心,就像被泡在盐水里,又涩又疼。
今天这个电话,已经是这个月第五个了。
每次都一样,老张吼得震天响,挂了电话,就跟蔫了的茄子一样。
我把剪掉的那朵三角梅捡起来,插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瓶里。
“老张,你跟我说实话,强子那边,是不是出大事了?”
他坐在藤椅上,背对着我,身子缩成一团。
“能出什么大事,”他声音闷闷的,“年轻人创业,哪有那么容易的。”
“那我们的钱呢?”我追问,“他什么时候还?”
“快了,就快了。”
他的声音,比蚊子叫还小。
我走到他面前,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
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现在布满了红血丝,浑浊得像一潭死水。
“老张,我们……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
他浑身一颤,像是被针扎了一下。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瞬间涌上一股怒火:“胡说八道什么!怎么就回不去了?银川的家不是家?那是我们的根!”
“可我们的钱……”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他“噌”地站起来,在狭小的客厅里来回踱步,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钱没了可以再挣,家没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
我没再说话。
我看着他暴躁地走来走去,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绝望的银光。
我知道,他说得对。
可我也知道,他说谎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老张的鼾声,跟拉风箱似的,一阵紧,一阵松。搁在以前,我早一脚把他踹醒了。可今晚,我却觉得这鼾声,是世界上最能让我安心的声音。
它至少证明,身边这个人,还在。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被窗外路灯映出的、摇摇晃晃的树影,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我想起张强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家穷,住工厂分的筒子楼,连个独立的厕所都没有。张强懂事,从小就知道省钱。别的孩子吵着要买零食,他从来不开口。有一次,我带他去公园,他看见别的孩子人手一个气球,眼巴巴地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拽了拽我的衣角,说:“妈,我们回家吧,气球不好玩。”
我当时心酸得差点掉下泪来,咬咬牙,花五毛钱,也给他买了一个。
他拿着那个红色的气ą球,高兴得一整天都没撒手。晚上睡觉,都得把气球拴在床头。
结果第二天早上,气球没气了,瘪瘪地耷拉着。
张强哭了,哭得撕心裂肺。
我抱着他,一边哄,一边想,等将来有钱了,我一定给你买个永远不会漏气的气球。
为了这个“永远不会漏气的气球”,我跟老张拼了命地干。
他在车间里搞技术革新,手上被铁屑划得全是口子。我在纺织机前三班倒,震耳欲聋的噪音,让我现在耳朵还整天嗡嗡响。
我们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张强身上。
他也很争气。考上重点高中,又考上重点大学。毕业那天,他穿着学士服,站在校门口,给我和老张打电话。
“爸,妈,我毕业了!以后,我养你们!”
我跟老-张在电话这头,哭得像两个傻子。
我们以为,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可谁能想到呢……
窗外的蛙鸣,一声接着一声,吵得我心烦。海南的夜晚,不像宁夏,宁夏的夜是死的,是寂静的。这里的夜,是活的,到处都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黑暗里盯着你,让你无处遁形。
我翻了个身,摸了摸身边老张的胳膊。
瘦了。
来海南半年,他起码掉了十斤肉。脸颊都凹下去了,颧骨凸得吓人。
我的心,又被揪了一下。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必须得知道,银川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我趁老张去小区活动室跟人下棋,偷偷摸进了他的房间。
他的那台宝贝手机,就放在床头柜上。
我拿起手机,手心里全是汗。我从来没翻过他的东西,总觉得这是夫妻之间最起码的尊重。
可现在,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试了几个密码,都不对。生日,结婚纪念日,甚至张强的生日。
我急得团团转,最后,福至心灵,输入了“123456”。
开了。
我长吁一口气,感觉自己像个做贼的。
我点开微信,直接找到他跟张强的聊天记录。
不看还好,一看,我的血“嗡”的一下,全冲到了头顶。
聊天记录,满满当当,全是转账。
一笔,一笔,又一笔。
除了我们知道的那十五万,后面,陆陆续续,又转了七八笔。
少则三五千,多则一两万。
加起来,足足有二十多万!
我们的积蓄,我们那点可怜的养老钱,全没了!
我死死地盯着屏幕,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在我心上剐。
我看到老张低声下气的哀求:“强子,这真是最后一笔了,我们连下个月的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我看到张强的回复,永远都是那一句:“爸,相信我,最后一次,真的,马上就翻本了!”
翻本?
翻什么本?
我往上翻,翻到几个月前。
我看到张强发来的链接,标题刺眼——“XX理财,月入十万不是梦!”“抓住风口,你就是下一个巴菲特!”
我还看到他发来的截图,上面是红得刺眼的K线图,还有一堆我看不懂的数字。
“爸,你看,今天又涨了!我投进去的钱,已经翻倍了!等我再追加一点,下个月,就能把你们的钱连本带利还回来!”
我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这个傻子,我那个从小就懂事得让人心疼的儿子,他被人骗了!他掉进了传销,或者是什么网络赌博的坑里!
而我那个一辈子精明的老头子,他竟然也跟着一起,疯了。
我感觉天旋地转,手里的手机“啪”地掉在地上,屏幕摔得更碎了。
我冲出房间,疯了似的往小区活动室跑。
我甚至都忘了穿鞋。
滚烫的水泥地,烫得我脚底板生疼,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找到老张,我要问问他,为什么要骗我!
活动室里,几个老头正围着一盘棋,杀得难解难分。
老张坐在中间,皱着眉头,手里捏着一个“马”,举棋不定。
看到我赤着脚冲进来,所有人都愣住了。
“桂兰?你这是咋了?”一个相熟的东北大叔问。
我没有理他。
我死死地盯着老张。
他也正看着我,眼神里,先是惊讶,然后是慌乱,最后,是死灰一样的绝望。
他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跟我出来!”
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转身就走。
他默默地放下棋子,跟了出来。
我俩一前一后,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
正午的太阳,毒得像火。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一声比一声凄厉。
我一直走到小区的最深处,一个平时没什么人来的小亭子。
我猛地转过身。
“张建军!”我连名带姓地喊他,“你长本事了啊!学会骗我了!”
他低着头,不说话,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二十多万!那是我们俩攒了一辈子的钱!那是我们的命根子!你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全给他了?”
“你知不知道,为了攒那些钱,我四十多岁了,还跟着厂里的小姑娘一起上夜班,熬得眼睛都快瞎了!”
“你知不知道,你那年冬天犯胃病,疼得在床上打滚,我连一百块钱的特效药都舍不得给你买,就给你熬小米粥喝!”
“你全忘了!你个老糊涂!”
我一边骂,一边捶他的胸口。
我的拳头,软绵绵的,打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疼。
可我的心,疼得像要裂开。
他任由我打,任由我骂,一声不吭。
直到我打累了,骂累了,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他才缓缓地蹲下来,想来抱我。
我一把推开他。
“别碰我!”
他伸出的手,僵在半空中。
过了很久,他才沙哑地开口:“桂兰,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我们的钱呢?我们的家呢?”
“钱……钱会有的,”他声音发虚,“强子说了,他……”
“他还说什么!他还说要接我们去住大别墅呢!你信吗?张建军,你睁开眼睛看看,你儿子已经被鬼迷了心窍了!他是个赌徒!是个骗子!”
“不许你这么说他!”他突然激动起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他是我儿子!他再混蛋,也是我儿子!”
他的力气很大,抓得我生疼。
我愣住了。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那里面,除了愤怒,还有我看不懂的痛苦和挣扎。
“张建军,”我突然冷静下来,“你是不是还有事瞒着我?”
他躲开我的眼神。
“没……没有。”
“看着我的眼睛!”
他和我对视了几秒钟,终于,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颓然地松开了手。
“桂兰,”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头,声音里带着哭腔,“我们的房子……没了。”
轰——
我感觉我的脑袋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你说……什么?”
“银川的房子,被强子……被他拿去抵押了。”
“他……他做生意,被人骗了。不仅把我们给他的钱全赔进去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那些放高利贷的,天天上门逼债。他没办法,就……就把房本偷出去,做了抵押……”
“前几天,他还不上了,房子……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了。”
老张的声音,断断续续,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
银川的房子。
我们那个五十多平米,冬冷夏热,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
我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单位分的房子,只有一个小单间。
后来有了张强,我们就在房间中间拉了块布帘子,外面是我们,里面是他。
再后来,我们用攒了十年的钱,加上跟亲戚朋友借的,才买下现在这套房子。
虽然不大,虽然很旧,但那是我们的家啊。
是我跟老张,一砖一瓦,一钉一铆,亲手布置起来的家。
墙上,还挂着张强一岁时的照片。
阳台上,还种着我从宁夏老家移栽过来的仙人掌。
我以为,我们在海南待腻了,随时可以回去。
回到那个虽然破旧,但能让我们安心的地方。
可现在,老张告诉我,那个地方,没了。
我们,无家可归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突然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直流。
“报应啊,真是报应!”
“我们养了个好儿子!一个能把爹妈卖了的好儿子!”
“张建军,你满意了?你现在高兴了?”
我指着他,歇斯底里地尖叫。
老张抱着头,把脸深深地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地,发-出野兽一样压抑的呜咽。
我俩,就像两只被掏空了内脏的玩偶,瘫在那个小小的亭子里。
头顶的太阳,依旧毒辣。
可我却感觉,浑身发冷,冷得像是掉进了冰窟窿。
那天之后,我跟老张,就没再说过一句话。
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各自吃饭,各自睡觉,各自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老张的烟,抽得更凶了。
他经常一个人,搬个小马扎,坐在阳台上,从天亮,坐到天黑。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还能看到他指尖那一点猩红的火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我知道,他比我还痛苦。
我是绝望,而他,除了绝望,还有无尽的悔恨和自责。
他觉得,是自己害了儿子,是自己毁了这个家。
张强的电话,还是会打来。
我没再接过。
都是老张,躲到阳台上去接。
我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能看到老张的背影,越来越佝偻,像一棵被风霜压弯了的老树。
我们的日子,彻底跌入了谷底。
房租,成了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把刀。
我们卡里剩下的钱,加上两个人的退休金,省吃俭用,也只够再撑三个月。
三个月后,我们连这个小小的,临时的“家”,都将失去。
怎么办?
我整夜整夜地想,想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回银川吗?
回去住哪里?天桥底下吗?
去投奔亲戚?
我跟老张,都是好强了一辈子的人。现在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哪有脸去见他们?
更何况,张强欠了一屁股债,我们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那些放高利贷的,可不认什么老弱病残。
留在这里?
我们两个加起来快一百四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能干什么?
去餐厅洗盘子?人家嫌我们手脚慢。
去工地搬砖?我们这把老骨头,扛得动吗?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蛛网困住的飞蛾,无论怎么挣扎,都逃不出这片绝望的网。
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转机,以一种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那天,我下楼倒垃圾,看到楼下王阿姨(就是那个东北来的大嗓门阿姨)正对着一堆旧衣服发愁。
“桂兰,你说这些衣服,扔了可惜,不扔又占地方,咋整?”
我走过去,拿起一件。
是一件真丝的连衣裙,料子很好,只是袖口那里,被勾破了一个小口子。
我职业病犯了,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王阿姨,你要是信得过我,拿给我,我给你补补。”
“你?你会这个?”王阿姨一脸惊奇。
我笑了笑:“我以前,在纺织厂干了三十年。”
我把那件连衣裙拿回了家。
我找出当年从宁夏带来的针线包。那里面,有我用了大半辈子的顶针,有各种颜色的丝线,还有一把磨得锃亮的剪刀。
我戴上老花镜,坐在窗边,一针一线地,开始缝补。
我的手,已经有些僵硬了。
但当我的指尖,重新触碰到那些熟悉的丝线时,一种久违的感觉,瞬间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我忘了时间,忘了烦恼,忘了那些压得我喘不过气的债务和绝望。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手中的这件衣服,和穿梭其间的针线。
我用一种极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针法,把那个破口,缝合了起来。
然后,我又找了点同色的丝线,在那个位置,绣了一只小小的蝴蝶。
那只蝴蝶,栩栩如生,翅膀仿佛正在微微扇动。
它不仅遮住了那个瑕疵,还让这件原本平平无奇的连衣裙,多了几分灵气。
当我把衣服还给王阿姨时,她拿着衣服,看了半天,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我的妈呀!桂兰!你这是什么神仙手艺!”
她激动地在楼下嚷嚷,嗓门大得半个小区都听见了。
“你这哪是补衣服啊!你这是艺术创作!”
她非要塞给我五十块钱。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
那是我来海南后,挣到的第一笔钱。
我捏着那张还有些温热的钞票,回到家里,把它放在老张面前。
他正坐在阳台上抽烟,一脸的生无可恋。
他瞥了一眼那张钱,没说话。
“张建军,”我坐到他身边,“我们……也许饿不死。”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光。
“什么意思?”
“我还能动,你也能动。我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你让我……跟你一起去给人补衣服?”他皱起了眉头。
“你想什么呢?!”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忘了你在厂里是干什么的了?”
老张在退休前,是厂里的八级技工。
别的不敢说,摆弄个水电、修理个家电,那都是小菜一碟。
“候鸟之家”这个小区,住的都是老人。
老人多,家里的毛病就多。
不是水管漏了,就是灯泡坏了,要么就是电视机没信号了。
小区的物业,懒散得很,报修个问题,三五天都不见人影。
要是老张能……
我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一遍。
他听完,沉默了。
他掐灭了烟,把头埋在手里,很久很久,都没有动。
我以为,他又要拒绝。
我以为,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又要冒出来作祟。
“行。”
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只要能活下去,让我干啥都行。”
那一刻,我看到他眼睛里,重新燃起了一点光。
虽然微弱,但不再是死寂。
说干就干。
第二天,我就用王阿姨给我的那五十块钱,去打印店印了一百张小卡片。
卡片很简单,上面写着:“专业织补,精修家电。价格公道,随叫随到。”
下面,是我的手机号码。
我和老张,一人一半,开始在小区里“扫楼”。
我们从一楼开始,挨家挨户地,往门缝里塞卡片。
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丢脸的事。
每塞一张卡片,我都感觉自己的脸,在被人狠狠地扇耳光。
我想象着,门背后的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这两个落魄的老人。
是同情?还是鄙夷?
老张比我更不堪。
他一个大男人,又是厂里曾经受人尊敬的技术员,现在要干这种“下九流”的活儿,那份煎熬,可想而知。
他的手,抖得厉害,好几次,卡片都掉在了地上。
“要不……算了吧?”他小声说,脸涨得通红。
“张建军!”我压低声音,吼他,“你想饿死在海南吗?你想让儿子回来给我们收尸吗?”
他身子一震,不再说话,默默地捡起地上的卡片,继续往门缝里塞。
我们就像两个偷偷摸摸的贼,花了一个下午,才把整个小区的楼,都“扫”了一遍。
回到家,我俩都累瘫了。
我感觉,比我当年上二十四小时的夜班,还要累。
晚饭,我俩谁也没心情做。
就着白开水,一人啃了个冷馒头。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在等。
等那个也许永远都不会响起的电话。
一晚上,过去了。
手机,死一般地沉寂。
第二天,过去了。
还是没有。
第三天,我快要绝望的时候,电话,终于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哆哆嗦嗦地接起来。
“喂,你好,请问是……卡片上那个修家电的吗?”
是一个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女声。
“是是是!我们是!”我激动得差点把手机扔了。
“我家电视机坏了,你们能过来看看吗?”
“能能能!我们马上到!”
挂了电话,我冲进房间,把还在床上挺尸的老张给拽了起来。
“来活儿了!快起来!”
老张还有点懵,被我连推带搡地,拎着他那个破旧的工具箱,就出了门。
客户家,住在五楼。
开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大姨,烫着一头时髦的卷发,身上穿着香云纱的衣服,一看就是个讲究人。
她领着我们进了客厅,指了指墙上那台超大的液晶电视。
“就是它,昨天看着看着,突然就黑屏了。”
老张放下工具箱,走上前,有模有样地检查起来。
他先是看了看电源,又敲了敲机身,最后,拿出工具,开始拆后盖。
我站在一边,手心里全是汗。
我生怕他修不好,砸了我们这第一单生意。
那个大姨,也抱着胳膊,站在旁边,一脸的审视。
“我说师傅,你行不行啊?别给我拆坏了。”
“放心吧,”老张头也不抬,沉声说,“我干这个,比你年纪都大。”
他神情专注,动作麻利,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我看着他,突然有些恍惚。
我好像,又看到了三十年前,那个穿着蓝色工装,在车间里挥汗如雨的年轻技术员。
那时候的他,也是这样,自信,笃定,好像天底下,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老张直起身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好了。”
“好了?”大姨一脸不信。
老张拿起遥控器,按了一下。
“唰”的一下,电视屏幕亮了。
画面清晰,声音洪亮。
大姨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哎呀我的妈!神了!真是神了!”
她围着老张,左看右看,像是看什么稀有动物。
“师傅,你真是太厉害了!我找物业,他们说得返厂修,起码得半个月!你这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老张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开始收拾他的工具。
那份从容,那份淡定,仿佛他不是来修电视的,而是来指点江山的大将军。
“多少钱啊,师傅?”
“小毛病,主板上一个电容烧了,换一个就行。”老张说,“手工费三十,材料费五块,你给三十五就行。”
“三十五?”大姨的嗓门又高了八度,“师傅,你没开玩笑吧?这么点钱?”
“就这么多。”
“那可不行!”大姨从钱包里,直接抽出两张一百的,“必须二百!这是你应得的!剩下的,就当我请你喝茶了!”
老张推辞不过,最后,收了一百。
从大姨家出来,走在楼道里,我跟老张,谁都没说话。
但我能感觉到,身边这个男人,整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了。
他的腰板,挺直了。
他的脚步,有力了。
回到家,他把那张一百块钱,拍在桌子上。
“桂兰,晚上,我们去吃海鲜。”
我看着他,眼睛一酸,差点又哭出来。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好。”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自从修好了东北大姨家的电视,我跟老张的“生意”,就莫名其妙地好了起来。
那个大姨,简直就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
她在小区的各个广场舞队、合唱团、棋牌室里,见人就夸老张的手艺。
“哎呀我跟你们说,那个老张师傅,简直就是华佗在世,鲁班重生!我家那台几万块的电视,物业说要报废,他半个小时就给整好了!”
于是,我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
“喂,是张师傅家吗?我家洗衣机不转了,你们能来看看吗?”
“你好,我家那个抽油烟机,声音跟拖拉机似的,能修吗?”
“那个……我有个翡翠镯子,断了,你们那个织补的,能不能……给想想办法?”
我和老张,开始变得异常忙碌。
老张每天背着他的工具箱,穿梭在小区的各个楼栋里。
修水管,换灯泡,通马桶,装热水器。
有时候,遇到一些棘手的活儿,他会一个人,在人家家里,琢磨大半天。
有一次,一家人的智能马桶坏了,全日文的说明书,他愣是捧着手机,一个词一个词地翻译,最后硬是给修好了。
那家人感动得,非要认他当干爹。
而我,则在家里,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就在那扇终日被阳光照射的窗户下。
我接的活儿,五花八门。
有被烟头烫了个洞的羊绒大衣,有被狗啃坏了的真皮沙发,甚至还有被孩子用剪刀剪碎了的婚纱。
每一件,都是挑战。
但我喜欢这种挑战。
我喜欢看着那些破损的,被人嫌弃的东西,在我的手里,重新焕发出光彩。
我用金线,把断掉的翡Cui镯子,一点点地缠绕起来,做成“金缮”的效果,比原来还要漂亮。
我用彩色的丝线,在被烫坏的羊绒大衣上,绣出一片怒放的梅花,暗香浮动。
我把那件破碎的婚纱,拆解开来,用上面的蕾丝和珍珠,给主人的女儿,做了一件美轮美奂的公主裙。
我的名气,也渐渐地传开了。
甚至有其他小区的人,慕名而来,拿着贵重的衣物,请我修补。
我们开始有了稳定的收入。
虽然不多,但足以支付我们的房租和日常开销。
我们甚至,还能攒下一点钱。
每当晚上,我跟老张,坐在灯下,数着那些零零碎碎的,带着汗水和油污的钞票时,我们都会相视一笑。
那笑容里,有心酸,有疲惫,但更多的,是踏实。
是一种脚踏实地,靠自己双手挣钱的踏实。
我们不再谈论回不去的家,不再谈论那个让我们伤透了心的儿子。
我们只是,默默地,努力地,活在当下。
活在这个我们曾经无比向往,又差点将我们吞噬的海岛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滑了过去。
我们的生活,像是驶入了一条平静的河道,虽然偶有波澜,但总归是平稳的。
我和老张之间,也恢复了往日的默契。
我们很少说话,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意。
他出门前,我会帮他把工具箱擦得干干净净。
我做活儿到深夜,他会默默地给我端来一杯热牛奶。
我们像两棵在暴风雨中幸存下来的老树,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温暖着对方。
有一天,老张收工回来,神秘兮兮地,从背后拿出一个东西。
是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方块。
“啥玩意儿?”我问。
他嘿嘿一笑,打开报纸。
是一块……板砖?
不对,是一块用木头做的,方方正正的牌子。
牌子上面,用刻刀,歪歪扭扭地刻着几个字——“张师傅家电维修,马师傅高级定制”。
“你……你这是干啥?”
“挂门口啊!”他一脸得意,“咱也算是个正经铺子了,得有个招牌!”
我看着那块丑得不行的“招--牌”,又看看他那张布满皱纹,却因为得意而发着光的脸,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笑着笑着,眼泪又下来了。
“哭啥?”他有点手足无措。
“没啥,”我抹了把眼泪,“就是觉得……挺好的。”
是啊,挺好的。
我们没有大别墅,没有花不完的钱。
我们甚至,连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都没有。
但是,我们有彼此,有这门能让我们活下去的手艺,有这个小小的,丑丑的,却写满了我们希望的“招牌”。
这就够了。
然而,生活,就像一个顽皮的编剧,总在你以为一切都将风平浪静的时候,给你安排一场猝不及一防的狗血剧情。
那天,我正在家里,给一件旗袍绣凤尾。
门,被敲响了。
我以为,又是来送修衣服的邻居。
我喊了一声“请进”,头也没抬。
门口,传来一个迟疑的,怯生生的声音。
“妈……”
我的手,猛地一抖。
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指尖。
血,瞬间涌了出来,在素色的旗袍上,开出一朵刺目的红花。
我僵硬地,一点一点地,抬起头。
门口,站着一个人。
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年轻人。
他瘦了,黑了,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怯懦。
但他,确确实实,是我的儿子。
是张强。
我看着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以为,我会冲上去,撕烂他的脸。
我以为,我会抄起剪刀,把他捅个窟窿。
我以为,我会声嘶力竭地质问他,为什么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
但,我没有。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扑通”一声。
他跪下了。
“妈,”他朝着我,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我错了。”
眼泪,从他的眼眶里,决堤而出。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我爸。”
“我不是人,我是个!”
“我把家给败了,把你们的养老钱给骗光了,我还……我还让你们在外面受苦……”
他一边说,一边左右开弓,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
那声音,又响又脆,听得我心惊肉跳。
我还是没有动。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冰冻住了。
我的心,也像是被冰冻住了。
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甚至,没有一丝波澜。
它就像一块石头,沉在冰冷的湖底。
就在这时,老张回来了。
他拎着工具箱,哼着不成调的小曲,一脚踏进家门。
当他看到跪在地上的张强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他手里的工具箱,“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扳手、螺丝刀,散落了一地。
“你……你来干什么?”
老张的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
“爸……”
张强抬起满是泪痕的脸,又朝着老张,磕了一个头。
“滚!”
老张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你给我滚!”
他指着门口,浑身发抖,“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你现在就给我滚!”
“爸,你听我解释!”
“解释?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是想再来骗我们一次吗?告诉你,我们没钱了!一分钱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你满意了?”
老张的情绪,彻底失控了。
他冲上去,对着张强的后背,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每一脚,都像是要了张强的命。
张强不躲,也不还手,就那么跪在地上,任由他打。
“够了!”
我终于,开口了。
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老张停下了手,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瞪着张强。
我慢慢地,站起身,走到张强面前。
我蹲下来,看着他那张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脸。
“起来吧。”我说。
“妈……”
“我让你起来。”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说吧,”我看着他的眼睛,“为什么来?”
“我……”他低下头,不敢看我,“我……我是来……接你们回去的。”
“回去?”我冷笑一声,“回哪里去?回那个已经被你卖掉的家吗?”
他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房子……房子我正在想办法……我会把它赎回来的!”
“赎?你用什么赎?用你那些‘月入十万’的理财吗?”
“妈,你别说了,”他痛苦地抱住头,“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当初,是鬼迷了心窍。我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都靠炒股、炒币发了财,我心里不平衡。我也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也想证明自己……”
“结果,我掉进了骗子的圈套。他们一步一步地,引诱我,让我把所有的钱都投了进去。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后来,我又去借了高利贷,想翻本。结果,越陷越深……”
“这半年,我没敢跟你们说实话。我每天,都活在噩-梦里。一边是逼债的,一边是你们……我怕你们知道了,会承受不住。”
“前段时间,我……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甚至想过去死。”
“但是,我想到了你们。我想到,如果我死了,你们怎么办?”
“所以,我去了公安局,自首了。”
“警察抓了那些骗子,我的大部分钱,追不回来了。但是,高利贷那部分,因为涉嫌‘套路贷’,被判定为无效合同。”
“我不用再东躲西藏了。”
“我现在,在银川一家餐厅里,当后厨,洗碗,切菜,一个月三千块钱。”
“我知道,这点钱,对于我欠下的债,对于我毁掉的家,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但是,妈,爸,”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的光,“我会还的。我发誓,我就是去要饭,去卖血,我也会把房子赎回来,把欠你们的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们。”
“我今天来,就是想……就是想看看你们。然后,把你们接回去。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不管多苦,多难,我们一起扛。”
他说完,客厅里,一片死寂。
我看着他,这个我生命中最重要,也伤我最深的男人。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我回头,看了看老张。
他靠在墙上,闭着眼睛,两行老泪,从他满是皱纹的眼角,无声地,滑落下来。
我知道,他心软了。
这个嘴硬了一辈子的男人,终究,还是拗不过“父亲”这两个字。
我叹了口气。
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是我们的儿子。
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他终究,是我们的儿子。
“吃饭了吗?”
我问。
张强愣住了。
“啊?”
“我问你,吃饭了没有?”
“没……没有。”
“等着。”
我转身,走进了厨房。
我从冰箱里,拿出昨天剩下的米饭,又打了两个鸡蛋,切了点葱花。
我给他,做了一碗蛋炒饭。
就像他小时候,每次考了一百分,我给他做的奖励一样。
我把那碗热气腾-腾的,飘着香味的蛋炒饭,放在他面前。
“吃吧。”
他看着那碗饭,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
他拿起筷子,手抖得,连饭都夹不起来。
他索性,放下筷子,直接用手,抓起饭,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
他吃得狼吞虎咽,像是饿了几天几夜的难民。
眼泪和米饭,混在一起,被他一起,吞进肚子里。
看着他那个样子,我那颗冰冻的心,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酸涩的,温暖的液体,从那条缝里,慢慢地,流淌出来。
张强,最终还是没有“接”我们回去。
不是我们不想回,而是,回不去了。
回去,住在哪里?
他租的那个十平米的,连窗户都没有的地下室吗?
回去,做什么?
三个人,一起去餐厅洗盘子吗?
“你们……就在这儿吧。”
临走前,张强红着眼圈,对我们说。
“这里,好歹有个住的地方,有个营生。等我……等我那边稳定了,等我把房子赎回来了,我再来接你们。”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塞到我手里。
“妈,这是我这个月发的工资,还有跟工友借的,一共五千块。你们先拿着。”
我没要。
我把钱,又塞回了他的口袋。
“我们有钱。”我说,“你留着,自己用。”
“你记住,只要你不倒下,我跟你爸,就倒不下。”
他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我拍着他的背,就像他小时候,我哄他睡觉那样。
“强子,别怕。天,塌不下来。”
送走了张强,我跟老张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只是,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老张的话,多了起来。
他不再整天沉着一张脸,偶尔,还会跟我开个玩笑了。
他修东西的时候,嘴里会哼着几十年前的老歌。
我知道,他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了。
只要儿子没倒下,只要儿子还在努力,他就有了盼头。
而我,也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我不再整夜失眠,不再对着大海唉声叹气。
我开始,真正地,用心去感受这个我生活了快一年的海岛。
我发现,海南的清晨,真的很美。
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把整个天空,都染成了金色。
我发现,楼下那个卖肠粉的阿婆,人特别好。
她会多给我加一勺她自己做的辣椒酱,还总夸我的手艺好。
我发现,我们小区的保安,那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每天都会对着我们笑。
他说,他也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看到我们,就想起了他在老家的爸妈。
有一天,东北的王阿姨,又来找我。
她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
“桂兰,我跟你说个事儿。”
“啥事儿啊?”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的,我们社区那个‘候鸟艺术团’吗?”
我点点头。
“他们最近,缺个服装师。就是……平时演出,帮忙改改衣服,做做道具啥的。”
“我跟团长推荐了你,她看了你给我改的那些衣服,惊为天人!非要我请你出山!”
“你……愿意不?”
我愣住了。
“我……我行吗?”
“怎么不行!你那手艺,当个服装设计师都绰绰大V有余!”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成了“候鸟艺术团”的“首席服装师”。
艺术团里,都是些跟我们一样,从北方来养老的老人。
他们有的会唱歌,有的会跳舞,有的会拉二胡。
每个人,都多才多艺,精神矍铄。
跟他们在一起,我感觉自己,也年轻了许多。
我开始,忙得不亦乐乎。
今天,给跳新疆舞的大妈们,改一条缀满亮片的裙子。
明天,给演小品的“老戏骨”,做一顶夸张的假发。
我甚至,还跟着他们,学会了用缝纫机。
那是一台老式的,“蜜蜂”牌的缝纫机,团里一个上海阿姨从家里带来的。
当我踩着踏板,听着那熟悉的“哒哒”声时,我感觉,我又回到了那个挥洒了我整个青春的纺织车间。
只不过,这一次,我的心里,不再是麻木和疲惫。
而是,满满的,创造的喜悦。
老张,也成了艺术团的“后勤总管”。
音响坏了,他修。
灯光暗了,他换。
舞台背景不稳,他加固。
每次,我们排练或者演出的时候,他都会搬个小板凳,坐在舞台的最角落。
他看着我们在台上,又唱又跳,灯光打在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上,他的眼睛里,会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的光。
年底,我们艺术团,要在社区的元旦晚会上,出一个大合唱。
曲目是,《我和我的祖国》。
我负责,给大家设计演出服。
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做一款最简单,也最大气的款式。
白色的衬衫,配上红色的丝巾。
我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布料市场,才找到一种最纯正的,“中国红”。
我用我那台老旧的缝纫机,一条一条地,把那些红色的丝绸,裁剪,缝合,熨烫。
晚会那天,后台乱成一团。
我挨个,给那些平均年龄超过六十五岁的“演员”们,整理服装,系上丝巾。
当他们,穿着我亲手做的衣服,站上舞台时;
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时;
当几百名观众,跟着他们一起,挥舞着手里的国旗,放声高歌时;
我站在侧幕,看着这一切,眼泪,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是啊。
无论我走到哪里。
无论是那个黄沙漫天的宁夏,还是这个碧海蓝天的海南。
这里,都是我的祖国。
只要,脚下的这片土地,还在;
只要,身边这个人,还在;
只要,心里的那份希望,还在;
那么,哪里,都是家。
晚会结束后,我跟老张,手牵着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夜空里,绽放出绚烂的烟花。
“桂兰,”老张突然停下脚步,看着我,“等过完年,我们……去把房本拿回来吧。”
我愣住了。
“房本?”
“嗯,”他点点头,“不是银川那个。是……我们在这里,买一个。”
“你疯了?”我瞪大了眼睛,“我们哪有钱?”
“我们现在,每个月,能攒下三千块。”他给我算账,“我打听过了,这个岛上,有些偏一点的地方,房价不高。我们攒个十年,应该……够付个首付了。”
十年。
十年后,我们都快八十了。
“你觉得,我们还能再活十年吗?”我问他。
“能。”他定定地看着我,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必须能。”
“我们得,亲眼看着强子,把家重新撑起来。”
“我们得,住上我们自己,在这片土地上,一砖一瓦,挣回来的房子。”
“我们得,看看我们那个‘张师傅家电维修,马师傅高级定制’的招牌,能不能,挂上十年。”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被烟花映得忽明忽暗的脸。
我突然,笑了。
“好。”
我说。
“就十年。”
回家的路,不长。
路灯,把我们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挽着他的胳-膊,就像我们年轻时那样。
我知道,那个在宁夏的,承载了我们大半生记忆的家,是回不去了。
但是,一个新的,属于我们的,未来的家,正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
来时,我们是来养老的。
现在,我们不想了。
我们想,在这里,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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