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揭秘：‘零号病人’如何引发SARS与COVID的联系

在2003年1月，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发现了两例在广东省就诊的患者感染的‘非典型肺炎病例’。研究团队开始追踪接触者，最终发现导致这些疾病的病菌自2002年11月16日一名患者生病以来就已经在传播。

11月的早期病例是‘食品加工人员’——那些在餐馆工作或在‘湿货市场’中作为摊贩的人，这些市场中活禽和更为奇特的动物，如果子狸和浣熊犬，被挤在拥挤的环境中。

当中国的疾病调查员意识到疫情可能正在展开时，这种疾病已经传播了两个月，并且已经蔓延到医护人员中。

这种疾病在2月传入香港，并在2003年2月21日，一位来自中国南方的肾脏病专家前往该地区参加婚礼时引发了疫情爆发。他在旅行期间感到不适，最终因该疾病去世。

在三月份，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病例调查员卡洛·乌尔巴尼博士来到越南河内调查一名在到达河内之前曾前往香港的商人的病例，并在河内住院。乌尔巴尼最终感染了这种疾病并于同月去世。

截至3月12日，世卫组织已对来自中国、香港和越南的人们发出关于一种来源不明的严重肺炎的警报。到3月15日，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正式将该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并在3月24日确认新型冠状病毒是其病因。

到那时，疫情已经接近高峰。大流行持续了数月，传播到中国以外的28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有29例——并影响了超过8000名患者，其中774人死亡。该疾病的病死率估计在9.6%左右。

在2004年初，SARS再次短暂复发，但通过积极而迅速的接触追踪和控制措施，其传播很快被遏制。

第二次爆发使科学家能够追踪到SARS病毒源自果子狸和市场上出售的浣熊犬。次年，科学家提出马蹄蝙蝠可能是该病原体的原始动物宿主，但直到2017年，研究人员才找到确凿的证据：在中国云南省的偏远洞穴中发现了携带丰富SARS样病毒的蝙蝠。这些洞穴距离村庄仅一英里。

“人类感染和类似SARS疾病出现的风险是有可能的，”作者在当时的论文中发出警告。

虽然当时的SARS疫情令人恐惧，但最终它只是为2020年3月至2023年5月席卷全球的COVID-19大流行进行的预演，早期病例在2019年11月开始出现。这两种病毒属于同一类冠状病毒，可能源自相似的动物宿主。

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成功地将SARS的教训应用到了COVID大流行中。例如，当SARS首次出现时，中国的传染病监测系统非常基础。虽然他们确实报告了传染病和食源性疾病的病例，但当时的沟通主要依靠电话，没有标准化的病例报告系统，也没有跟踪接触者或收集实验室结果的机制。在SARS疫情结束后，中国迅速实施了全面的接触追踪和疾病监测系统。

当导致COVID-19的冠状病毒SARS-CoV-2在中国出现时，这在后来的疫情中显得尤为重要。在第一波疫情期间，该国记录了数十万例感染病例，这波疫情在2月中旬结束——而就在几个月前，调查人员首次报告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而且，严厉的封锁措施也可能帮助控制了病毒在国内的传播。）

尽管确定SARS大流行的原因花费了数月时间，但在首次病例被发现后不到两周，识别出SARS-CoV-2病毒。而SARS没有特定的治疗方法，到了2020年3月中旬，针对新识别病毒的疫苗已经进入临床试验，这得益于研究了几十年的mRNA技术。

世界从SARS中可以吸取的其他教训只部分被学习到。2017年，当SARS的来源被确定时，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袁国勇告诉《自然新闻》，这一发现“强化了我们不应打扰野生动物栖息地，也绝不要将野生动物放入市场。”他还表示，尊重自然“是远离新兴感染危害的方式。”然而，这种做法仍在继续。

在某种程度上，SARS疫情让公共卫生机构产生了虚假的安全感。SARS及相关冠状病毒疾病，如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比SARS-CoV-2致命得多，但也更容易控制。疫情相对容易通过接触追踪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来控制的，而不需要分发疫苗。

这是因为SARS的传染期比COVID-19短。它在疾病的第二周最具传染性，那时人们的病情很严重，而SARS-CoV-2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就容易传播，有时甚至在症状出现之前就能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