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000土匪包围解放军，匪首听错哨兵一个字，我军化险为夷

1950年初，贵州普定县一带土匪活动很猖獗。李名山是织金县的大恶霸，他自封八县游击总指挥，把国民党保安团残部、叛变武装和地方地主势力拢在一起，慢慢拉起几千人马。

4月初，这些人分散在云贵交界山区，专门破坏交通，袭击征粮队和基层干部。补郎山区地势复杂，洞穴多，适合藏身。李名山带人抢了补郎粮仓，逼得区乡政府先撤回县城。驻守的146团2营主力外出，只剩武工队、苗族游击队和区乡人员加起来140多人。

土匪人数占优，但多数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只有少数国民党残兵有点战斗力。4月中旬，李名山在织金滥坝马场召集郭家祥、黄京、胡锦刚这些人开会，商量下一步行动。普定县委得到消息，派苗族游击队配合146团2营去奔袭，抓了部分土匪。土匪吃亏后暂时散开，李名山没死心，很快又把队伍重新整起来。4月下旬，他们开始骚扰春耕，截杀运输人员，想把县城周边挤压得越来越小。

4月26日早上，146团2营押着俘虏离开补郎，留下武工队长兼区委书记贺兰皋、指导员秦德明带的两个班，加上苗族游击队队长杨兴斋、副队长杨云皋等，总共140多人。土匪从水井寨方向先动手，杨兴斋和张泽民带人突破包围赶回补郎。

贺兰皋指挥大家抢占猛戛高地，秦德明带驻军占三岔路口，刘海源、张俊才带队控制补郎小屯坡。土匪用八二炮、六〇炮和轻重机枪连续冲锋，守军靠山头、大树和石头挡住，打退好几轮进攻，毙伤土匪一百多人，其中包括匪营长李学英。

战斗打到下午，土匪兵力多，但地形窄，展开不开。守军弹药越打越少，伤亡也慢慢增加。苗族神枪手杨起荣在小屯坡连毙多名土匪，战斗英雄李鸣语那个阵地打退七次冲锋，最后只剩两个人。土匪想从侧翼包抄，守军及时调整，阵地还稳得住。补郎南面窝子寨的轮训队听到枪声，马上集合，乘三艘小船强渡三岔河赶来支援。

河对岸土匪哨兵看见船只，慌忙跑回去报告，说有三船人正渡河。李名山手下传话时口音重，把“三船人”说成近似“三个团”。这个消息传到李名山耳朵里，他一下就慌了，以为解放军主力三个团到了。本来就松散的土匪队伍顿时乱套，有人直接扔枪跑路，指挥也管不住了。贺兰皋抓住机会，组织剩下的人反击。轮训队渡河后和守军会合，内外夹击，土匪全线崩溃，一直追到天黑才停。

这场战斗守军牺牲19人，包括杨云皋被俘后遭残害，杨德益、杨朝荣等也牺牲。伤了21人。土匪损失超过300人。补郎保卫战就这样以少胜多结束，保住了当地春耕和群众安全。

战斗结束后，主力部队回来继续清剿。残余土匪躲进深山，活动范围越来越小。5月18日，李名山等主要匪首在普定县被抓获，开了万人公审大会，依法处决。普定地区的匪患到这里基本平息，地方秩序慢慢恢复。

这次战斗说明，守军利用地形熟悉和团结协作，挡住了人数占优的敌人。土匪虽然人多，但组织松散，意志不强，一次传话出错就引发整个崩溃。后续清剿靠群众支持，逐步把残匪肃清，为新中国初期稳定打下基础。

补郎地区后来参加战斗的游击队员和民兵，继续在地方建设中出力。很多人身上留下伤疤，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整个剿匪斗争到1953年才彻底结束，全国范围都类似，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换来了基层稳定。

李名山这类人，本来就是靠旧势力混日子，解放后还想复辟，手段残忍，杀害不少干部和群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历史潮流挡不住。补郎保卫战只是全国剿匪的一个小例子，却很典型，靠人民军队和群众结合，才把匪患压下去。

贵州当时地理条件特殊，山多洞多，土匪容易藏匿。解放军主力分散执行任务，地方守备力量有限，这给土匪可乘之机。但正因为这样，苗族游击队这样的本地武装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熟悉地形，动员群众，成了守卫补郎的主力。

战斗中守军阵地分散，但配合默契。每个制高点都守得死死的，土匪冲几次都撞墙。弹药消耗大，战士们还是坚持到最后。轮训队那三艘船来得及时，直接成了压垮土匪的最后一根稻草。

误听那件事，现在看有点戏剧性，但当时确实发生了。哨兵报告“三船人”，传话过程出了偏差，李名山信以为真，队伍一下就散了。这也反映出土匪内部不稳，一有风吹草动就顶不住。

胜利后，普定县恢复生产，群众生活逐步正常。剿匪工作继续推进，周边县也跟着清理残匪。整个过程靠政策和军事结合，争取群众，孤立匪首，才取得成效。

补郎战斗的意义，在于它保护了交通要道，没让土匪切断云贵联系。守军以小博大，靠勇气和智慧赢了。这段历史值得记住，提醒后来人，稳定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