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向明：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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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宣化区文物管理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龚湛清作汇报

郑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西南隅塔儿村乡郑家沟村西100米处的高地上，海拔1014.6米，东北距宣化古城30公里，北距张家口市中心25公里。南有桑干河，北临洋河，东北为燕山山脉，西为阴山山脉，南有太行山山脉，处于“三山两河”之间，为山间丘陵地带，属阴山山系熊耳山延脉。经调查，在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7个地点，共计9座积石冢。

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界墙分布示意图

此次发掘的一号冢位于遗址东部，发现于2021年底，2022～2025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四年时间共揭露出石护墙四重、土台三级，发掘墓葬90余座，祭祀坑180余座，出土遗物600余件（套），基本明确了冢体分布范围、冢内堆积关系、营建顺序及遗迹布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对宣化郑家沟一号积石冢上的6个人骨样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学测定，结果多在距今5334～4896年之间。美国贝塔（BETA）实验室对冢上7个炭粒样品进行了碳十四年代学测定，结果也多在距今5361～4824年之间。宣化郑家沟这批遗存的发现表明冀西北地区可能是红山文化晚期人群活动的重要区域，其不仅延长了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还大大扩展了红山文化人群的活动范围，显示了红山文化由东北向西南发展的新趋势，更是红山文化向红山古国转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权威解读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作点评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此次论坛。首先祝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入选两项六大考古新发现。这些年来，河北考古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尤其是在史前考古领域，以张家口地区为重点，呈现出“坝上坝下”全面开花的局面。在坝上地区，有距今1万年前后的尚义四台遗址，以及稍后裕民文化多个早期定居聚落遗址的发现。而在坝下地区，则有本次入选“六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宣化郑家沟遗址。

就郑家沟遗址而言，从刚才龚湛清先生的报告题目就能看出，其与红山文化联系密切，是认识该遗址重要性的一个关键角度。遗址年代集中在距今5300-4800年之间，总体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目前在张家口坝下地区已发现200多座积石冢，光在宣化附近就有近百座。这里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位于燕山山脉西端、太行山脉北端合围的山间河谷盆地，北边是洋河，南边是桑干河，都属于永定河上游，再往西就进入大同盆地。在这样的山间谷地、丘陵地带，能出现如此规模的遗存，而且远离红山文化的核心区，确实出乎学界以往的意料，填补了区域考古的空白。

以前学界研究红山文化，多聚焦于辽西地区的核心区。而宣化及周边地区这批带有浓厚红山文化风格积石冢的发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数量，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选择了规模最大的积石冢之一——郑家沟一号冢进行发掘，该冢面积达1500平方米，经过两年的科学发掘，冢的结构和形成过程已基本搞清，收获十分丰富。

根据龚湛清先生的最新梳理，郑家沟一号冢的形成过程大致是：先在整个山梁上垫土奠基，然后围绕中心大墓形成圆形冢圈，大墓周围不断埋人；其后又扩大规模形成梯形结构，并继续埋设更多的墓葬，最后在顶部铺设积石封冢。整个冢内包含有90余座墓。

将郑家沟积石冢与红山文化核心区的遗存做对比，可见一些共性，同时又有不少差异性和自身特色。

辽西地区有圆形冢、方形冢，而郑家沟一号冢为合二为一的形制。像辽西积石冢一样，该冢也设有中心大墓（发掘时已空），其他部分墓葬中也出土玉器，这些玉器尤其是玉猪龙等较大型玉器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玉器高度相似。此外，其他一些器物包括少量彩陶片，也能印证这类遗存与红山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是否可直接将其认定为红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还需要更多出土资料来确认。

郑家沟一号冢与辽西红山文化积石冢相比还有很多差别。首先，与辽西地区单冢埋人较少、或数个单冢构成一个大的积石冢群的现象有别，郑家沟1号冢本身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墓地，其内的90余座墓大概葬了110人，其中大部分是二次迁入葬，还有少量迁出葬和一次葬。这种上百个墓集于一冢的现象以前极为罕见，按照对史前公共墓地的一般理解，葬在同一墓地内的人很可能属于一个血缘群体。其二，冢内的结构有所不同。郑家沟一号冢内的墓葬主要分布在西部高处，而东部较低处则是专门的祭祀区，发现了180个密集有序排列的祭祀坑。有些祭祀坑内有积石、灰烬，少量有动物碎骨或人骨，从层位关系看延续时间较长，说明祭祀活动与墓葬埋葬过程应该是同步进行的。这种在冢内专门设有祭祀区并有大量祭祀坑的现象，在辽西红山文化遗址中几乎不见。其三，还有一个重要差异体现在个别墓的葬仪内容上。在祭祀区靠近墓葬区的位置，有三座并排的较大墓葬，其中一座保存较好，墓主人上半身放置一件玉钺，双臂各佩玉环，头部和身下还各有一件玉璧，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小件饰品。这种以玉钺、玉环、玉璧为核心的随葬组合，突出世俗权力象征的葬仪，并非辽西典型红山文化的特征，反而与黄河中下游的传统密切相关——类似的葬仪内容在时代相近、地理位置相对较近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大墓中比较常见，比如济南章丘焦家遗址、滕州岗上遗址等。显然前者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应是上层社会礼仪交流的产物。这说明郑家沟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多元性，既有红山文化的核心因素，也吸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些重要元素。以上这些差异和地方特色其实更凸显了郑家沟一号冢发现的重要学术价值。

在周边地区，与郑家沟遗存同时，相邻区域有雪山一期文化（北京昌平），但因发掘资料有限，其分布范围及与郑家沟遗存的关系还有待澄清。往西北方向有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文化的庙子沟类型遗存，可能也与郑家沟存在一定联系。另外，遗址中出土的弧边三角纹彩陶片，显示其与中原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的联系。苏秉琦先生曾将张家口地区称为“Y字形三岔口”，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和节点。郑家沟遗址的发现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区域在多方文化传播、交流、融合等方面的意义。

新发现往往伴随着新问题，这些问题甚至比已取得的成果更有价值。首先，与郑家沟等地积石冢相对应的居址尚未发掘，是否存在大型聚落？是否存在类似牛河梁遗址群那样集坛、庙、冢于一体的祭祀礼仪中心？其次，无论是辽西红山文化还是张家口地区的这些“山民”遗存，其生业模式一直未能明确解决——是依靠农业支撑，还是农业占比不高？王明辉老师的初步研究显示可能以粟黍作物为主，但仍需要通过大植物遗存的系统发现和更多科技考古检测（如残留物、同位素分析）来进一步验证；最后，张家口地区的积石冢大小不一，小者仅五六十平方米，不同规模的冢在结构上有何区别？大型冢内部是否普遍存在墓地与祭祀区的划分？冢与冢之间、或冢群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将成为未来工作的核心导向，也是我们深入认识这一区域文化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