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博古之子看望王震，谈起博古，王震沉默半晌：你爸爸是好人

博古儿子秦铁小时候对爹没啥印象——他爹博古39岁就因为飞机失事走了，那时候秦铁才5岁。长大之后听人说爹以前犯过大错，害红军遭了不少损失，这就懵了：我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他特意找了王震将军问这事，王震听完盯着他看了好半天，没说话，最后才慢慢开口：“你爸爸是好人，真的。”

这话让秦铁更想搞清楚爹的事儿了。博古原名秦邦宪，家里以前是书香世家，祖父父亲都当过官，后来爹生病赋闲，家道中落，日子穷得叮当响。但他娘挺开明，砸锅卖铁也供他读书。博古脑子活，国文算术都拔尖，跟同龄人比明显更有想法。

14岁考上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18岁那年听说五卅惨案，他不顾自己有肺病，以学生会长的身份带着苏州无锡的学生闹反帝斗争。躺在病床上还写：“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不愿赧颜惜命于胡虏蹄下。”这一年，他在瞿秋白、恽代英影响下入了党，第二年就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他成绩好，转去中国问题研究院读研究生，还当工人班的政治教员兼党指导员。四年后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当宣传干事，还编《劳动报》这些工人报纸。没过多久，顾顺章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了大破坏，中央委员不够数，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让24岁的博古当总负责人。

博古听完吓一跳：“我刚从国外回来，好几年不在国内，不懂国情，也不会打仗，这不合适啊！”但中央已经定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担子，成了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那时候他身上还有孩子气，没多少领导经验，被大家戏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因为不懂军事，他特别信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伍修权后来回忆说：“我们叫李德‘太上皇’，啥都管，博古对他言听计从。”1933年国民党派50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才8万多人，没飞机没重炮，力量悬殊。博古听李德的“堡垒对堡垒”战术，跟敌人拼消耗，结果节节败退，红军只能撤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了三天，最后决定增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的军事三人组，让朱德和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最后拍板。会后博古闷闷不乐，话都很少说。

周恩来找他谈心：“邦宪老弟，最近吃不下饭，人都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博古知道他有事，直接问。周恩来就说：“我跟蒋介石在黄埔共事两年，这人聪明有手腕，要打败他得找比他强的，我觉得就是毛主席。你搞宣传行，但军事真不行。”

博古也清楚自己的问题，当即说：“那就让毛主席来负责吧！”说完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中央书记的条章都交给了周恩来。后来他还把象征最高领导权的文件箱送到张闻天那里，跟潘汉年说：“交权是为了红军的命，为了党的团结，得找有军事才能的人来带。”

之后博古不管自己得失，始终顾大局。他赞同毛主席帮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反对林彪换毛主席领导军事，同意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三人组，还支持毛主席当军委主席。张国焘后来想搞分裂，博古直接怼他：“别瞎搞，要维护党的团结！”毛主席后来夸他是有原则、有组织观念的人。

在陕北根据地的时候，博古做了不少稳定社会、搞经济的工作，对根据地形势起了大作用。40年代他领导延安新闻出版，是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那时候延安办报难，他每天上午审《解放日报》稿子，下午晚上改新华社稿件，还要处理行政，开会都跑着去。

他还抽时间翻译马列经典，延安高级党校必读的五本书里，三本是他翻译的。因为忙，经常忘了吃饭，炊事员送早餐他都说没空，身体越来越差，医生说他心脏扩大要注意，但他还是停不下来。

同事们都说博古为人热情直爽，笑声特别大，孩子们给他起外号叫“母鸭子”。他没架子，大家都直呼其名，他也叫别人“老兄”。中央给他的牛奶，他转头就送给缺奶的编辑女儿喝。

1946年4月8日，博古跟叶挺他们从重庆飞延安，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再也没回来。报社同事等了好久，厨房还留着他的菜，山顶有人来回跑着看飞机，可最终啥也没等到。4月19日延安3万多人悼念他们，毛主席写了悼文，礼炮鸣放24响两次。

博古这辈子，既有过错误，也做了不少贡献，最后走得突然，确实是党的一大损失。秦铁后来懂了，王震说的“好人”，是说他本质不坏，始终顾着党和人民的大局。

参考资料：《中共党史人物传·博古》《人民日报：纪念“四八”被难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