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全史｜割地称臣、燕云遗恨，蒲城文庙如何守住大唐文脉？

乱世之中，文脉不断

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国号梁，史称后梁。煌煌大唐三百年，就此落幕。中原大地，进入一段短促而惨烈的大分裂时代——五代十国。短短五十三年，中原五易王朝，十四位君主，兵变相寻、篡弑相继、干戈不息、礼崩乐坏。北方契丹铁骑南下，燕云十六州拱手让人，中原门户洞开，遗恨四百余年。

当天下皆以武力相尚、斯文扫地之际，在关中腹地、唐陵所在的蒲城（唐奉先县），一座始建于唐贞观四年的文庙，却在兵火连天中香火未断、弦歌不辍。它没有金戈铁马的传奇，却以一庙之微、一邑之力，守住了大唐文脉的最后火种。

今天，我们以《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为依据，正本清源，还原五代全史的真实脉络，同时走进蒲城文庙，看乱世之中，文化如何成为民族不灭的脊梁。

一、后梁：篡唐开乱世，白马清流尽

五代之始，始于后梁。朱温，本为黄巢降将，以狡诈与残暴起家，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完成篡唐。开平元年（907），大梁立国，定都开封。然而，这个王朝从诞生起就带着原罪：以暴易暴，以篡代篡。

后梁的最大污点，是白马驿之祸。权臣李振、柳璨等人，迎合朱温之意，于天祐二年（905）将朝中清流名士三十余人尽杀于白马驿，投尸黄河。李振扬言：“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一朝之间，大唐士大夫阶层被连根拔起，礼义廉耻扫地以尽。

乱世之中，文教最易先亡。中原各地孔庙、学宫多遭兵毁，官府停学，儒生四散。但在蒲城，情况截然不同。蒲城为唐奉先县，是睿宗桥陵、玄宗泰陵等四座帝陵所在，号称“唐陵博物馆”。此地士民重礼，地方乡绅与遗臣自发守护文庙。《蒲城县志》载：“梁革唐命，郡国多废学，独奉先文庙，祀事不缺。”

没有朝廷拨款，没有官方祭祀，一群布衣儒生，以私财守庙，以私学传经。他们不敢公开称唐，却在典籍、碑刻、祭祀仪轨中，默默延续大唐正朔。后梁十七年，暴政横行，而蒲城文庙，成为关中极少数未中断的文化孤岛。

后梁终究是乱世政权。朱温晚年荒淫乱伦，亲子养子互相残杀；末帝朱友贞猜忌功臣，重用小人。923年，李存勖攻入开封，后梁亡。十七年江山，只留下一个教训：无德无文，仅凭武力，必不能久。

二、后唐：沙陀复唐号，衣冠暂还归

灭梁者，后唐李存勖。其祖李克用为沙陀首领，受唐封晋王，以“复唐”为名与朱温对峙数十年。同光元年（923），李存勖称帝，国号仍为唐，史称后唐，定都洛阳。一时间，天下仿佛看到大唐复兴的希望。

后唐一度恢复礼制，重开科举，修撰典籍，文气稍振。蒲城作为唐陵旧地，更受重视，文庙祭祀得以半官方化，关中遗臣多有往来。然而，这份复兴只是昙花一现。

李存勖功成之后，宠信伶人、猜忌功臣、搜刮民财，朝政迅速崩坏。天成元年（926），兵变四起，李存勖死于乱军之中。明宗李嗣源即位，虽为粗通文墨的武将，却能整顿吏治、轻徭薄赋，是五代少有的仁君。后唐迎来短暂的小康，文庙学宫亦得以修缮。

可历史的悲剧在于，藩镇之弊未除，皇权脆弱。明宗死后，儿子李从厚、养子李从珂自相残杀，朝政再度混乱。此时，一个改变中国四百年地缘格局的人物，登上舞台——河东节度使石敬瑭。

清泰三年（936），石敬瑭起兵反唐。为求必胜，他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称臣、称子，并许诺：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即燕云十六州；岁贡帛三十万匹。

燕云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北部及河北、山西北部地区，是中原北方的天然屏障：燕山、太行山横亘其间，长城扼守险要。失燕云，则中原无险可守，铁骑可长驱直入黄河流域。

石敬瑭的交易，是以国土换皇位，以尊严换生存。耶律德光大喜，亲率铁骑南下，大败后唐军队。李从珂自焚而死，后唐亡。十四年江山，复唐之梦碎于卖国之谋。

蒲城文庙的儒生，目睹衣冠再堕、疆土割裂，只能闭门祭孔，更谨守典籍。他们知道，武力可亡，文脉不可亡；国土可暂失，道统不可失。

三、后晋：割地称儿皇帝，燕云遗恨长

石敬瑭称帝，国号晋，史称后晋。他以“儿皇帝”之名，载入史册。割让燕云十六州，成为中原王朝永远的痛。

契丹得燕云，一跃成为农牧二元帝国：既有草原骑兵，又有汉地赋税、农耕与手工业，国力暴涨。此后四百年，辽、金、元相继以此为基地南下，北宋无险可守，不得不养百万重兵，财政耗尽，最终靖康之耻、南宋偏安。直到明朝徐达北伐，燕云才重回中原，相隔四百三十二年。

后晋一朝，名为中原王朝，实为契丹附庸。石敬瑭对契丹百依百顺，自称“儿皇帝”，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屈辱至极。大将安重荣直言：“陛下以中国事夷狄，屈辱万端，敝中原以奉无厌之虏，使生民涂炭，天下痛心。”然安重荣最终被杀，头颅送契丹以示忠诚。

在这样的时代，斯文扫地到极点。朝廷不修礼，地方不兴学，读书人要么依附藩镇，要么隐于山林。而蒲城文庙，依旧坚守。此地远离中原兵祸，又有唐陵守护，乡绅儒生世代相袭，庙不毁、祭不停、学不废。他们不议论朝政，不结交藩镇，只讲《诗》《书》《礼》《易》，只传孔孟之道。

《关中金石记》录有后晋时期蒲城文庙残碑，文字恭谨，体例一遵唐制。没有年号，没有尊号，只有“夫子庙堂，万世所尊”八字。这八个字，是乱世中最倔强的文化宣言：无论谁坐天下，斯文不改；无论江山如何易主，道统不绝。

石敬瑭死后，侄子石重贵即位，不愿再称臣，试图反抗契丹。耶律德光大怒，三次南下，开运三年（946）攻入开封，后晋亡。十一年江山，以割地始，以亡国终。燕云遗恨，从此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四、后汉：沙陀再立国，短命四年间

契丹在开封纵兵抢掠，民怨沸腾，被迫北撤。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机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定都开封。

后汉是五代中最短命的王朝，仅四年。刘知远在位一年即死，隐帝刘承祐年幼，权臣擅政，猜忌诸将，朝政混乱至极。朝廷以严刑峻法治国，搜刮民财，不重文教，天下再度动荡。

在这样的黑暗里，蒲城文庙的坚守更显珍贵。它不是朝廷设立的官学，而是民间自发的文化信仰中心。战乱之中，书籍最易焚毁，儒生们将经典抄录成册，藏于庙中墙夹、唐陵地宫；他们收教乡中子弟，不问出身，只传文化。

此时的文庙，早已不只是祭祀孔子的场所，而是大唐文脉的避难所、关中士人的精神家园。它见证了四朝更替，看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却始终以一砖一瓦、一字一句，告诉后人：文明不是武力的附庸，而是民族的根本。

乾祐三年（950），邺都留守郭威起兵，攻入开封，隐帝被杀。后汉亡。四年时间，再次证明：无文不治，无德不昌。

五、后周：改革启治世，为宋开太平

五代的曙光，终于出现在后周。郭威即位，国号周，史称后周。他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上台即改革弊政：罢苛捐、减赋税、惩贪腐、废苛法、重文教。

郭威死后，养子柴荣即位，即周世宗，五代第一明君。他整顿禁军、裁汰冗弱、均定田赋、兴修水利、恢复科举、礼遇儒生，短短数年，后周国力大振，南摧南唐，北破契丹，大有一统天下之势。

后周重文治，各地学宫逐步恢复。蒲城文庙作为关中唐文脉的代表，得到官方认可，修缮一新，祭祀典礼恢复盛唐规模。此时的文庙，不再是偷偷摸摸的坚守，而是光明正大的传承。儒生们走出庙门，参与地方教化，整理唐代典籍，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储备文化根基。

显德六年（959），柴荣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九岁。次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废后周，建北宋。五代结束，天下重归一统。五十三年乱世，五朝更迭，终于落幕。

六、蒲城文庙：五代不乱，文脉长存

纵观五代，后梁残暴、后唐昙花、后晋卖国、后汉短促、后周启治。王朝走马灯，百姓如草芥，礼崩乐坏，斯文坠地。而蒲城文庙，自唐贞观始建，历经五代五朝，兵火不毁、祭祀不辍、学统不断，成为一个奇迹。

它为何能守住大唐文脉？

第一，地缘之安。蒲城居关中腹地，远离中原主战场，又为唐陵所在，藩镇兵将亦不敢轻易毁坏帝陵与文庙，得保平安。

第二，士民之守。无官方拨款，则以私财奉祀；无官方师资，则以遗儒讲学；无朝廷支持，则以乡约自治。文脉在民间，不在朝堂。

第三，道统之坚。儒生们坚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信念，不攀附权贵，不迎合乱世，只以文化为信仰。

五代乱世，无数政权凭武力崛起，又凭武力灭亡。石敬瑭割地称臣，换一时皇位，遗臭万年；而蒲城文庙，不费一兵一卒，却守住了民族的精神根脉。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武力可征服一时，文化可传承千秋；王朝可灭，文明不灭。

燕云有恨，文脉无疆

五代全史，是一部武力至上、道德沦丧的悲剧史，也是一部割地称臣、燕云遗恨的屈辱史。五十三年，五度易代，告诉后人：无德不立，无文不久，无防不安，无魂不存。

燕云十六州的丢失，让中原四百余年无险可守，成为军事与地缘的永久遗憾；而蒲城文庙的坚守，让大唐文脉在乱世中不绝如缕，成为文化与精神的永恒骄傲。

当我们今天走进蒲城文庙，看六龙壁巍峨，看古碑林立，看殿宇庄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座古建筑，而是五代乱世中，中国人对文化的敬畏、对道统的坚守、对文明的执着。

王立群先生常说：“读史使人明智，鉴往可知来者。”五代之鉴，在于国不可无防，君不可无德，民不可无文。蒲城文庙的启示，在于文化存，则民族存；文脉续，则国运长。

燕云有恨，终有收复之日；文脉无疆，方是永恒之基。这，就是五代全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历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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