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怒了，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

作者丨AI柠檬

编辑丨Shadow

近日，一则新闻在跨境圈内迅速发酵：比亚迪在美国的四家关联公司，正式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对象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及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多个核心部门。要求法院宣告相关行政命令越权无效，退还已缴关税及利息，并禁止继续执行相关措施。

比亚迪主张，IEEPA（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未授权总统征收关税，关税征收权属于国会，相关行政命令缺乏法律依据，构成对立法权的违宪委托。同时，援引《行政程序法》，认为相关措施属“武断和反复无常”的决策。

过去，面对海外市场的政策“黑天鹅”，中国企业的传统应对剧本无非三种：忍一时、退一步，或绕路走。而比亚迪在2026年初的选择，为这本剧本添上了颠覆性的第四页：

以规则对抗规则，在对方的主场，用对方的法律，发起一场旨在重塑游戏规则的博弈。这正是比亚迪一案为所有面临类似困境的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的最关键启示。

海外销售成比亚迪第二增长曲线

一年卖车100万辆

比亚迪的这次起诉并非情绪化反击，而是基于其长期布局能力。事实上，这家中国新能源龙头，早已不是“试水出海”的阶段性玩家。

比亚迪的国际化起点，甚至早于多数人的认知。早在1998年，比亚迪就在荷兰设立海外公司，主要从事电池和电子业务，为后续全球化积累了经验和本地化基础。

真正的第一次规模化出海，则发生在2010年前后：新能源公交、大巴等商用车，成为其打开海外市场的“先锋部队”。

2021年是关键转折点。随着国内新能源车产业链成熟，比亚迪正式启动乘用车出海计划，并迅速进入加速期。

从欧洲、东南亚到拉美市场，产品线和市场覆盖持续扩展。截至目前，比亚迪已进入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400多座城市，海外业务从“补充项”逐步演变为核心增长引擎。

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比亚迪全球新能源汽车（NEV）销量约460万辆，其中纯电车型销量超过 225万辆，继续位居全球前列。

海外市场表现尤为突出：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约145%，并计划在 2026年将海外销量进一步提升至约130万辆。

从收入结构来看，海外业务的重要性同样在快速上升。比亚迪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其境外业务收入达到2218.85亿元，同比增长38.49%，占公司总营收的28.55%。

如果拉长时间轴来看，2014年比亚迪海外业务营收仅为74.64亿元，十年间增长28.7倍，海外市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增长曲线。

2025年8月，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海外市场销量有望占到总销量的近一半。此外，多家媒体在2025年5月也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比亚迪设定了到2030年实现海外销量占比达到50%的目标。

从美国市场来看，比亚迪的布局同样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9年）。当时，其在芝加哥注册成立了北美分公司。此后，它在美国市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关键阶段：

2010年在洛杉矶设立了北美总部，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美国的业务运营中心。2013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兰卡斯特市建立了纯电动大巴工厂，这是北美地区最大的同类工厂，实现了从销售到本地化生产的重大跨越。

不过，由于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102.5%的关税，比亚迪的乘用车（如轿车、SUV）目前基本无法进入美国市场。目前其在美国的销售仍高度集中在电动大巴车市场。

既然如此，为何要为其投入如此巨大的法律与战略资源？答案在于，这场诉讼的核心诉求并非仅为当下受限的业务，而是旨在定义未来的竞争规则。面对一个被高关税封锁、却拥有全球风向标意义的战略市场，比亚迪选择以法律为杠杆，试图撬动长期政策壁垒。这既是对其二十余年全球化能力的检验，更是为2030年海外占比50%目标扫清障碍的关键战略投资。

从字节到大疆，中国企业在反抗

如果把比亚迪的起诉，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上来看，它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更像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趋势节点：

越来越多中国出海企业，开始在海外市场主动运用法律武器，回应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不确定性。

对跨境卖家而言，最熟悉的一个案例来自字节跳动。2023 年，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持续推动针对TikTok的限制性立法与行政措施。

面对可能被迫剥离、封禁的极端结果，字节跳动并未选择沉默或彻底退出，而是在2024年直接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挑战相关行政令和立法的合宪性。

尽管最终结果并不完全如愿，但这一诉讼过程，本身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延缓政策落地、争取谈判空间、将问题拉回法律讨论框架。

类似地，大疆在2024年的行动也体现了这一趋势。此前，大疆因被美国国防部列入所谓“中国军事公司”清单，遭遇声誉与商业层面的双重压力。

与以往许多企业选择低调承压的方式不同，大疆选择直接起诉美国国防部，明确指出该决定缺乏事实依据、程序不透明，并对企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案件仍在推进中，但这一步，已经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对海外制度性风险时，开始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反击。

如果把这些案例摆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打这场官司，很多时候目标不只是为了赢。尤其在那些牵扯政治的复杂议题里，企业更实际的算盘，可能是借法律程序来争取时间、增加对方推进政策的难度、为以后的类似争议留个口子，哪怕只是让政策制定者多走几步程序、多几分顾虑。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选择在对方的地盘，按对方的规则出牌。美国毕竟是个判例法国家，法院相对独立。

一旦某个判决或程序性裁定对你有利，它带来的保护往往是长期的，甚至能辐射到其他类似情况。对企业来说，这条路虽然费时费力，可一旦走通，就能实实在在地降低未来的系统性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比亚迪这次起诉，并非一时冲动的硬碰硬，反而像是延续了中国一批出海企业这几年慢慢形成的一种默契：

既然政策风险无法完全避免，那就用法律把它框住，至少让它变得可预期、可应对。

而这一趋势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不只关乎大疆、比亚迪这样的大公司。随着跨境电商作为新兴渠道在中国制造出海版图中重要性不断提升，类似的合规挑战、平台规则突变、关税争议等“制度性风险”，也正悄悄逼近大量中小卖家。

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出现了：比亚迪这场官司，到底能给广大做跨境电商的企业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启发？

给跨境电商的启示

规则博弈成出海必修课

比亚迪这场高规格诉讼，对广大跨境电商卖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模仿其具体的法律动作，而在于理解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在全球化深水区，最大的安全垫不是成本优势，而是对规则的理解与运用能力。这要求企业必须完成从商业思维到规则思维的升级。

这一思维转变，首先意味着打破被动接受的惯性。过去，面对平台不公封号、货物莫名被扣或“337调查”等挑战，许多卖家的选择往往限于申诉或妥协。

比亚迪案例提示我们，法律途径应当成为一种预设的、主动的商业策略。美国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意味着一次有利的判例或程序性胜利，可能为整个行业打开空间。

比如，在前几年的亚马逊封号潮中，有中国卖家联合起诉亚马逊，质疑其封号流程的正当性，这正是将商业纠纷引向规则框架内解决的有益尝试。

思维转变之后，必须有坚实的行动支撑，即从“成本控制”转向“合规投资”比亚迪敢于应战的底气，来自其在美国市场二十余年的实体化运营根基。

对中小卖家而言，这意味着出海不能再是“轻装上阵”的冒险。系统的合规体检：提前梳理目标市场的关税、认证、数据隐私等法规，应成为开拓新市场的标准动作。

长远来看，考虑设立本地法律实体、善用自贸协定优化供应链，这些看似增加成本的前置投入，正是构建长期风险免疫系统的关键。

在专业战场上，必须使用专业武器。跨境电商面对的平台政策、税务稽查与知识产权诉讼极为复杂，构建本地化的专业支持网络不再是可选项，而是生存的必需品。与熟悉当地法规的律师、会计师建立稳定合作，是在危机发生时能够快速、有效响应的根本保障。

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指向一种长期主义的新常态。规则博弈周期长、见效慢，其回报在于构建一个更可预期、更稳健的经营环境。这意味着，跨境电商的核心竞争力正从“拼价格、拼流量”的闪电战，转向“拼合规韧性、拼规则适应力”的持久战。

总结来说，比亚迪这场官司，给跨境电商人实实在在提了个醒：在海外想做得稳、走得远，光会卖货不够，还得懂规则、会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