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仍待提起的那口气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从古希腊便开始讨论的哲学悖论，与电视剧有什么关联？可是越看央视的开年大剧《太平年》，便越让人想到这个问题。

《太平年》聚焦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五代十国。短短53年，正史中记录的大战便达73次，“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中原的5个政权，中原外的10个政权，彼此攻伐，到北宋初，全国户口剧减160余万，相当于总数的1/3。

生灵涂炭、道德崩溃、文明退步……然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冯道、水丘昭券、桑维翰、慎温其、钱弘俶、郭荣、郭威、赵匡胤等一代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与担当，坚守着“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在长久的和平岁月里，向观众讲好“太平可贵”并非易事，而把其中蕴含的“人民渴望太平，太平来自国家统一，统一是大趋势，分裂是逆潮流而动，天下为公者终胜，汲汲私利者终败”的历史逻辑讲好，就尤为艰难。

《太平年》之所以一开播便“大火”，原因在于它较好地达成了创作目的。这也体现了历史剧的擅场——能把看似简单的道理，讲深入、讲透彻。

正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问，如果只是停留在逻辑思辨、理论探讨的层面，则永远无法给出让大家都认可的答案。所以康德指出，该问题的关键在于“问错了”：“鸡”与“蛋”存在于一个长期进化的链条上，因此，只有从进化链条的角度来审视，才能理解二者的关系并非谁先谁后；若是切出链条中任意两点，称为“鸡”与“蛋”，强行比对，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康德的意思是，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回到历史的复杂关系中，而非简单地贴标签、掰逻辑。因为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A，就不会有B，单独讨论B，毫无意义。书本上记录的历史，是抛弃大量关联信息后的简化版，是对真实的降维。在二维世界中不论怎样脑筋急转弯，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三维世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不是历史“错了”，而是看历史的人“错了”。

“太平可贵”是干巴巴的四个字，几乎每个时代都会反复提起它，但正如《太平年》中所呈现的，只要还有骄横的割据者（如石敬瑭、石重贵父子），还有德不配位的野心家（如刘承佑），还有浑水摸鱼的奸佞（如何承训、史弘肇），还有把残暴当个性的变态狂（如张彦泽），还有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的武夫（如胡进思），还有视权力为私货的当家人（如钱弘倧）……太平就难持久，百姓就会过苦日子。

人人盼太平，太平却难得，因为历史是动态的、多元的、鲜活的，其中的任何一杯水都不是它的全部，也没有所谓的最关键的一杯水。领略历史的真实，提升智慧与经验，只能靠还原其中复杂、互动的关系。所谓历史的真实，不只是人物、事件、服化道的真实，更是关系的真实。

《太平年》确实描摹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钩沉出50多年间中原残酷纷争、吴越偏安一隅之间的关联，前者“求太平而不得”，后者“表面太平，内部却危机四伏”，虽然表面上看似不同，其实是旧世代的“一体两面”。只要不突破权出私门、权为私用的瓶颈，历史就会被困在马尔科夫链中，只能在低水平上不断地重复，无法实现系统升级。从而反证回归百姓视角、从贵族世代走向平民世代、以太平为中心的历史意义。

如此呈现，突破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困境，做到了讲历史而非讲概念。

可遗憾的是，比真理多走一步，就有可能陷入谬误。创作者们在挣脱了概念逻辑的诱惑后，却未能摆脱故事逻辑的诱惑，可历史毕竟不是故事，不能为了好看、有趣，便把想当然、生编硬造等内容硬塞进历史里面。在《太平年》中，孙太真、俞大娘子等故事就偏离了主题，这种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式的调料因其塑料感和重复性，不仅拖慢了叙事节奏，也造成了真实性的塌陷。

作为近年来极为难得的一部优秀历史剧，仍有一些观众发出抱怨：“为什么《太平年》似乎总差着一口气，没提起来。”在我看来，差的这口气就是误以为讲历史就是讲个好玩的故事，能和当下观众互动起来，从而走向过度追求表面效果的误区，以画面的震撼力代替对历史精神的深挖。这说明了，创作者尚未深入思考“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问，只想“你给我一个答案，我去表现它”，结果是“确实往下挖了，但是没挖成井”。

如何提上欠缺的这一口气？这恐怕不只是《太平年》的创作团队要思考的问题。（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