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而不绝，中小学重点班何以“生生不息”

2026年2月，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以近五千字的篇幅，对义务教育招生秩序作出全流程规制。这份文件以列举方式明确严禁举办“特长班、特色班、快慢班、尖子班、兴趣班和‘奥赛’班、国际班等各类重点班”，措辞之细密，折射出一个尴尬的现实：禁令已非初颁，而变相重点班仍在“生生不息”。

01

禁令为何需要“再禁令”

此次广东《意见》并非首创。2020年广东就已出台类似规范，教育部更在2025年“阳光招生专项行动”中将“严禁设置重点班”列为整治核心。政策的连续重申，恰恰暴露了执行的断续与软化。

一个重要变化在于，此次政策实现了从“入口规制”到“过程规制”的闭环。它不仅禁止掐尖招生，更以“阳光分班”机制切断入学后的生源筛选——要求采取电脑随机确定学生和任课教师团队，邀请家长现场见证监督。这意味着，以往学校通过分班考试二次筛选的“后门”被正式焊死。

但政策堵点的精准识别，恰恰印证了治理对象的高度韧性。当少数学校将“校园开放日”变“秘考日”、以“分层教学”之名行“分层配资”之实，甚至将重点班包装为“特色课程班”“科技创新实验班”时，禁令便面临着从“硬约束”滑向“符号化”的风险。

重点班屡禁不止，并非政策目标不被认可，而是禁令所挑战的利益结构、评价惯性与文化心理，远比政策条文更为顽固。

02

一场持续的“猫鼠游戏”

政策层面的禁令不可谓不明确。自2021年8月起，教育部及地方教育部门连续出台政策，严禁义务教育学校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并要求严格执行均衡编班、均衡配置师资。地方上也探索了诸如电脑随机编班、“S”型均衡编班等措施，旨在从程序上保障公平。然而，政策的执行力在基层却遭遇了显著的衰减和变通。

许多学校将“重点班”转入地下，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存在。常见的策略包括：组织名为“学业水平调查”的难度较大的分班考试，并依据结果进行隐性分层；以“实验班”、“创新班”、“特色班”等名义进行变相设置；甚至在班级编号上做文章，如特定编号的班级被默认为重点班，师生和家长都“心知肚明”。

更有一些学校在初二或初三阶段，以“学生适应后”或“分层教学”为由，进行二次分班，实质上形成了重点班的选拔与淘汰机制。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使得监管难度大增，禁令的威慑力被大大削弱。

03

系统性困局

重点班的生命力如此顽强，绝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教育体系内外部多种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系统性困局。

最根本的驱动力源于“后义务教育阶段”的激烈升学竞争，尤其是高考的指挥棒效应。 有教育学者尖锐指出，只要高考不变，大学录取仍以考试为主要标准，那么重点班问题就近乎“不治之症”。

在现行评价体系下，学校的声誉、领导的政绩乃至教师的考核，都与升学率、重点率紧密挂钩。这种“唯分数的评价体系和功利的教育政绩观”，迫使学校不得不集中优质资源打造“尖刀班”，以在升学竞争中脱颖而出。

一位中学校长坦言：“别人搞重点班，你不搞，考试成绩下滑谁负责？尖子生外流怎么办？”这种“囚徒困境”使得学校即便明知违规，也难以从竞争中主动退出。

其次，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师资的严重不均衡，是重点班赖以生存的土壤。 当校际、区域内教育资源差距显著时，家长对“上好学”的焦虑便会从“择校”蔓延至“择班”。学校则利用这种心理，将最优秀的教师集中配置于重点班，以此作为吸引和留住尖子生的“王牌”，同时也满足了部分家长希望孩子获得“特殊关照”的诉求。

这种人为制造的资源倾斜，反过来又加剧了普通班与重点班之间的鸿沟，形成恶性循环。正如报道所示，重点班的学生可能提前数月甚至一年学完课程，这种“抢跑”进一步固化了学业优势。

监管乏力与问责缺失，使得禁令的威慑力大打折扣。 多年来，相关政策多强调“严禁”、“不准”，却往往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惩罚措施和问责机制。有专家直言：“十条禁令抵不上一条惩罚措施。”

执行过程中，变相的重点班认定困难，一些学校还可能借助行政资源形成“保护伞”，导致查处难度大、违规成本低。没有“一票否决”式的严厉问责，规定就容易停留在文件层面，难以对学校形成有效约束。

此外，一个常被用来为重点班辩护的理由是“因材施教”。 支持者认为，将学习能力相近的学生集中教学，有利于提高效率，满足拔尖学生的成长需求。然而，批评者指出，因材施教应贯穿于日常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通过分层教学、个性化辅导等方式实现，而非通过固化分班、贴标签的形式进行。

重点班本质上是将“因材施教”异化为“因‘分’施教”，它人为地将学生划分为三六九等，对未能进入重点班的学生造成“看扁”的心理伤害，严重违背了义务教育促进全体学生发展的公平初衷。

04

谁是重点班的“共谋者”？

重点班屡禁不止，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素：部分家长群体不仅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更是其坚定的拥趸与隐秘的推动者。

在广州市某知名中学校长的暑期经历中，来自各方要求分入重点班的“打招呼”使其倍感压力。在长沙、深圳等地，“选学校不如选重点班”“名校平行班不如普校重点班”等说法在家长圈层广为流传。

家长对重点班的追逐，既是升学竞争的理性应对，也是一种被建构的教育消费主义心态——他们将教育视为排他性投资，将“进重点班”等同于“买对学区房”之后的又一次关键卡位。

这种焦虑有其现实土壤。高中阶段校际差距、班级差距客观存在，有家长算过一笔账：“牛班哪怕垫底，985概率仍碾压平行班。”这样的数据判断未必精确，却在口口相传中成为催生焦虑的心理诱因。更关键的是，重点班已经超越了教育资源本身，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孩子能否进入重点班，在部分家长圈层中被等同于家庭教育的“成功”与否，成为家长之间攀比、确认阶层位置的符号资本。

当部分家长为了让孩子挤进重点班，主动寻求“密考”、参与培训机构组织的“夏令营选拔”，甚至默许学校以超纲内容筛选学生时，他们其实在以个体行动消解着集体层面的公平诉求。重点班的“生生不息”，某种程度上也是公众对教育公平的认知分裂使然：在抽象价值层面，绝大多数人支持均衡发展；但在具体利益层面，一部分人仍希望为自己的孩子争取“被特殊对待”的权利。

05

教育价值观的重塑

教育公平从来不是“削峰填谷”，而是让每座山丘都有成为高峰的可能。广东新规以雷霆手段撕开了一道裂缝，但裂缝能否透进光，取决于我们能否将“禁止”转化为“建构”——建构一个资源流动、机会多元的教育生态。这不仅是政策执行的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教育价值观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