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观察 | “考公热”下的县城备考青年图鉴

范凯文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博士研究生

年关将近，笔者所在的县城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路上的外地车多了起来。不过，在外地就业创业的人群返乡过年的同时，却有一群临近毕业或已毕业的青年往返于公考培训机构参加公考面试培训。在公考培训机构中，他们不断重复着“各位考官好，我是XX号考生”的开场白……这也构成了当下“考公热”下的独特现象。

回顾来看，国考（国考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录公务员考试，人数指通过用人单位资格审查的人数）人数连续多年低于考研人数，2026年，国考人数历史上首次超过考研人数。这一现象也引发了不少媒体与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有媒体直言，“长远来看，‘考公热’将深刻改变一代人的职业轨迹，甚至影响未来的经济结构。”

图：来自网络

笔者浏览了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不少报道都是宏观数据或者专家解读，但较少从“考公热”的考生群体或家长群体出发，特别是较少聚焦一些县城中的考公群体。当我们将目光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聚焦于中国广袤的县域社会时，这将呈现出更为复杂、生动的图景细节。鉴于此，笔者结合近期对一家私人公考机构的观察与访谈，从而呈现该群体图景的一些思考。

案例故事

这家私人公考培训机构运营多年，主要为公考学子提供面试培训服务。培训对象基本上是熟人介绍而来，培训费用不低，如果是一对一培训，半天（一般为两个半小时）1000元。不过，培训老师之前连续多年担任过公考面试考官，对于公考面试确实有着一整套自身的理解与感悟。同时，在过去的培训中，该培训机构确实助力多人“成功上岸”（即考取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编制），因而名声在外。

在该培训机构中，目前正在开办2026年第一期国省考面试班，共有四人。在此，本文先分别介绍一下备考青年的基本情况：

案例一：小王，2004年出生，某大学农学专业大四学生，性格较为腼腆，目前处于广东省考面试环节，招一排三。小王家在附近县，自身因为排名较低也不愿意去广东参加培训。小王父母经熟人介绍听说该公考机构口碑不错后，让小王租住在附近的宾馆参加培训。

案例二：小侯，2004年出生，某大学会计专业大四学生，性格较为活泼，目前处于浙江省考面试环节，招二排二。小侯的母亲与机构培训老师认识，在得知自己儿子考上后，立即联系好培训机构，每天车接车送，尽心尽力做好后勤服务工作。

案例三：小蔡，2002年出生，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大五学生，性格较为沉稳，目前进入浙江省考面试环节，招二排二。此前，小蔡一边准备考研一边准备公考，考研惜败而公考成功“进面”。小蔡父母得知自己儿子进面后，经熟人推荐立即联系好该培训机构，因离家还有一些距离，于是直接让小蔡自己开车上下课。

案例四：小张，2000年出生，某大学小语种专业硕士毕业生，性格较为开朗，目前进入军队文职面试环节，招一排一。小张家就住在培训机构附近，其父母和培训机构的老师本就认识，于是让小张过来参加培训。小张自称处于“Gap Year”（即“间隔年”）。

从这四位备考青年的情况来看，都有一定的共性。经过一番深聊与观察，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性特征：

第一，“苦累交加的高中”与“无所收获的大学”。谈起自己的高中生活，几位备考青年的统一感受就是“苦累交加”。小侯说，“那几年，学校开始学习衡水中学的模式，每天从早到晚上课，连放假都要去学校上自习。”小张接着说，“是啊，那时候周日下午半天基本上都在补觉，几乎每天都睡不醒。”经历了这样的高中生活后，即使高考后觉得自己没考上理想院校，也“坚决不复读”。不过，进入大学后，几位备考青年都自己感觉“无所收获”。小王觉得自己农学专业不好就业，而小侯觉得“会计专业就是万金油，读了四年书不知道学了啥。”就连唯一的一名硕士毕业生小张也说，“自己读研三年，感觉被放养了。”就这样，他们走上了公考的道路。在此，公考成为一个他们重新锚定人生目标的、具有清晰路径的强目标。

第二，广阔的知识面与国家自豪感。虽然他们在吐槽自己的高中生活和大学生活，但他们又表现出非常广阔的知识面。在谈及当前的一些国际局势变化，各自都有着说不尽的话语。比如，最让人吃惊的还是预防医学专业的小蔡，他自学了很多人文社科的内容，谈及印度的国民性、中美贸易战等议题都有一些独特的观点。小侯则表示，他们经常看一些B站的UP主，如“小王Albert”等。甚至，当他们得知笔者是社会学专业，还探讨“如何从社会学视角理解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等问题。此外，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更多的信心，对一些国内的“国之重器”等都比较了解，也表露出中国越来越强盛的乐观态度与自豪感。

第三，“好工作”与“求稳”心态。与他们对于国家繁荣强盛表达的积极乐观心态相反，他们又对自身的选择表现出较为“保守求稳”的心态。考进体制内有个编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份“好工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长时间备考公务员。以小侯为例，他从大三就开始备考公务员，还报考了市面上的一家公考机构，前后刷了几十套试题，甚至班里有同学大一开始就备考公务员。二是多手准备。虽然目前正在备考公务员面试，但同时还报了其他省份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名，一边说着，“如果这次上岸就不用再考了。”另一边又聊起“浙江省事业单位的公告出来了，报不报名？”三是“职业备考”群体的兴起。例如，小张这样“职业备考”的青年群体开始出现，他们虽然毕业但并不找工作，其主业就是公考，国考、省考、军队文职等都要尝试。在谈及自身职业选择时，几位备考青年都表示Boden的《以日为鉴：衰退时代生存指南》的影响较大，也都担心自身会重复日本的个体境遇。例如，在交流过程中，他们这种“毕业即失业”“35岁危机”的焦虑心情不时表露出来。

当然，在备考之余，几位备考青年也会闲聊自己的生活，比如他们会共同聊起自己玩的《原神》游戏，也会回忆起自己高中附近的著名小吃，甚至还畅想起自己“上岸后”外出旅游的情形……这些生活化情景，正是他们在紧张、严肃且昂贵的上课之余的乐趣。当问及他们“上培训累不累”这一问题，小侯表示，“我们在这其实还好，我有一个同学报名了某机构，从早上8点到22点一直上课，那才叫苦！”小蔡也认同，“我们这培训其实还比较宽松，小班上课的效果比较好。”事实上，这几位备考青年的同学竟大多数都在备考公考，通过笔试的在准备面试；尚未参加公考的还在刷笔试题。就连他们也是如此。在短暂的闲聊之后，他们又投入到紧张的公考面试模拟训练中。

原因探析

如前所述，笔者论述了四位县城备考青年的共性特征，特别是选择了面试备考的一个小切口来呈现他们的图景。正如俗语所言，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基于对上述案例的分析，笔者试图分析“考公热”下县城青年背后的社会成因。

第一，宏观环境导致了社会心态的转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等事件的发生，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波动较大，导致当前不少人的社会心态发生了转变。以笔者为例，2015年本科毕业，班里有近三分之二准备考研，虽然后续坚持下来的不多，但当时想要通过公考进入体制内部的人数还是少数。近些年来，“大学生毕业人数再创新高”的新闻报道屡见不鲜，“大学扩招”的影响也引发了众多思考，特别是当前经济形势直接影响了青年大学生的择业观念。他们既不想陷入“一毕业就失业”的困境，也不愿体验“35岁被裁员”的痛苦。于是，“公考热”成为他们基于可获得的信息和对未来的理性预期的“理性选择”。毕竟，体制内岗位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其薪酬待遇具有相对竞争力，且招聘流程相对标准化，提供了一条清晰、公平且社会评价较高的向上流动通道。正如小侯表示，“我也不求当官，就是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第二，互联网特别是短视频的出现直接打破了信息差。之前都说“90后”是“网络原住民”，而“00后”才是真正意义上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一代。如前所述，他们或出于兴趣爱好，或出于家庭引导，或出于朋辈影响，对于互联网特别是短视频关注较多。特别是短视频的兴起，让他们对于很多比较深奥的议题有了自身的理解。这就产生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对很多人文社科的议题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对很多话题“祛魅”。这些信息差的出现，让他们不再盲从于一些选择。比如，笔者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一些“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劝人学法，千刀万剐”的说法。虽然这些话语带有很强的戏谑意味，但这些人普遍受到一些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此外，大学扩招在提升国民素质的同时，也导致了学历的“通货膨胀”‍。本科乃至硕士学历不再自动确保一份体面工作。而成功“上岸”不仅获得一份工作，更是获得了一个新的、更具持久性的“公职人员”社会身份，这有效缓解了“文凭贬值”带来的角色焦虑。

第三，避免“阶层滑落”的家庭托举。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备考青年的家庭条件在当地称得上是“中产阶层”。从访谈来看，这四位备考青年的父母都深度参与到各自子女的成长过程中，不少人都是体制内或担任老师，他们对子女的托举是不遗余力的。不仅在子女的大学专业选择中，特别是在当前的公务员备考中做了大量的准备，比如在公考机构培训上出钱出力。以上文中的小张为例，她目前处于“Gap Year”，不仅没有收入，而且家里还需要支付报名费、路费以及培训费等，一年算下来也有1万多元。甚至，哪怕自己的子女考到外省，父母也愿意支持。在这些父母看来，“子女考到发达地区也好，至少比在家里（备考）强。”当然，这些家庭托举的背后，也折射出父母“阶层滑落”的普遍担忧。

总之，“考公热”下的县城备考青年图景成为观测当前社会动向的一个重要切口。身处其中的青年群体的职业选择，不仅仅是个体或家庭的理性规划，也折射出当前社会价值的集体转型。换言之，“考公热”下的县城备考青年图景映射了风险社会来临之际，县城中产阶层及其后代所进行的集体性选择。某种程度上，这一现象标志着社会已告别那个“只要努力就能更好”的单向经济增长时代。理解这一图景，需要我们深入历史与结构的脉络之中，去共情个体的抉择，去剖析制度的逻辑，并思考如何构建一个能让所有青年都能从容追寻意义、不必过度为安全而焦虑的社会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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