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时代留在天津的印迹，您会想到吗？

或许很少会有人沿着海河的河岸从天津城区一路徒步到滨海新区，在这条犹如《清明上河图》一般的河道景观带上，如果跟你聊“东周列国”的故事，而且再说上一句：这里就是故事的发生地之一，你会相信吗？2800年前的天津不是人迹罕至吗？怎么会成为东周列国故事的发生地呢？咱们还得从东周的开始那年说起。

犬戎势力进入镐京之后，天下持续动荡了二十一年。在这期间，有两个周王分别执政：一位是周幽王的弟弟余臣，这就是历史上的周携王；另一位是周幽王的儿子宜臼，也就是历史上的周平王。最终，支持周平王的晋文侯，带兵灭掉了周携王，周王朝又重归统一。而此时的周天子力量已经十分虚弱，随时要听任诸侯们的摆布。在这样的情形下，晋文侯与郑武公、秦襄公一道，监护着周平王离开镐京，迁都洛邑，也就是西周时代的军事扩张基地。从此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到东周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时代，是强大的诸侯国国君替周天子发号施令的时代。这个时代开始的时间是公元前770年，即周平王东迁洛邑的那一年。时代结束的时间则是公元前476年，即周敬王去世的那一年。按说，周敬王的施政能力极为平庸，没有任何值得载入史册的功绩，但他这一死，却被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记录在案，并当作划分春秋与战国时代的时间节点，你说怪不怪？其实，司马迁着眼于周敬王死后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此事，虽与周天子关系不大，但确实是东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件事，发生在齐国，时间是公元前475年。

事件的经过是齐国权臣、卿大夫田氏取代了国君姜氏的诸侯地位。时隔未久，周天子还承认了这种取代的合法性。司马迁认为重要的事件似乎并未得到后辈学者的一致认同。比司马迁晚生一千多年的另一位史学家司马光，就在他的《资治通鉴》中提出“赵魏韩三家分晋”才是春秋时代的结束、战国时代的开始。要知道，自从公元前453年，晋国的三家权臣卿大夫赵魏韩联合打败最后一个政治障碍智氏，到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赵魏韩三家的诸侯地位，再到公元前376年晋静公被废，“三家分晋”经历了七十七年的漫长过程。如果寻找一个时间节点，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你会选择 “田氏代齐”还是“三家分晋”呢？

其实，就天津地区而言，对于春秋、战国的历史分期根本不必太过在意。因为这里是河流经常改道、河水四处漫溢的人烟稀少之地，其中，最主要的改道河流就是黄河了。如果打开古人绘制的地图，或是古代的历史文献，你就会发现：“黄河”的名称一律是被“河水”所取代的。而这条卷席着大量泥沙的河水，在漫漫东周时代，是以公元前602年作为节点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河水经历了一次大的改道：前602年以前，河水是通过子牙河，一路从天津入海的；而前602年之后，河水改在如今河北省沧州东侧入海。你别看这两个地方相去不远，却决定了春秋时期的诸侯国边界，确切地说，是决定了燕国与齐国之间的边界。

春秋前期，燕国与齐国就是以河水为界的。河水左岸是燕国；河水右岸是齐国。这种分界方式源自西周的分封诸侯国。

西周初年，也就是公元前1045年前后，周天子开始将天下的土地，分配给同姓贵族（他的家里人）、功臣（帮助他“翦商”的手下人或其他同盟部族的首领）、先代贵族（从黄帝到殷商的前代王朝后裔）。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召公与吕尚（也就是传说中的“姜子牙”）的作用十分突出，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开拓并保卫周王朝东部地区新占据的疆土，于是被分封到了燕（位于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与齐（位于山东省淄博市的临淄区）。但他们本人依然留在周王朝的首都镐京，只是后代子嗣被安排去了封国。那时候的封国，只是行政中心及不远的一圈郊野。本事大的诸侯，可以拓展更多的地域；没啥本事的，只要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可以了。

由于齐国地处山东半岛的东北部，距离渤海、黄海不算太远，而且海边能够晒盐，海里可以打鱼，这样一来，齐国的统治范围就延伸至沿海地区。而且，他们不光拥有了山东半岛的海边，其范围还扩展到如今河北、天津一带，连同河水的入海口以南的地区。

与此同时，燕国的势力也在不断壮大。他们早已不满足于琉璃河的那点地方，他们的目光对准东北部交通要道上的蓟国。接下来，就是一场多少带有仪式感的战斗，随后，燕国占据了蓟国，并确定为新的国都。蓟国以东，一直到大海之滨，渐渐地都成为了燕国的辖区。最终，燕国与齐国以河水为界，最东端便是天津地区的入海口。

从《中国历史地图册》上看，河水似乎老老实实地从天津或沧州入海。实际上，河水并不老实，而且，与它一道入海的还有大大小小的一堆河流。这样一来，天津大地的面貌就十分动人了：到处是水面，遍地“四不像”。这里的“四不像”就是如今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麋鹿。在曾经的年代里，麋鹿并绝不是什么受保护的动物，夸张一点来说，天津地区的麋鹿数量要远远超过当地的人口数量，这么多的鹿也确实没啥保护的必要。反过来，倒是当地难得一见的先民确实需要“保护”，不然就跑（或死）干净了。

这么多麋鹿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麋鹿是比华北先民更先到来的一批“土著居民”。根据古脊椎动物学者的研究，麋鹿出现自距今200多万年前的早更新世，它们生活的地方就是广袤的河北大地与山西的中北部地区。到了距今70万年左右，由于麋鹿数量过于庞大，所以一部分麋鹿迁徙到淮河流域。到了距今约10万年至距今2000多年前，麋鹿种群达到了鼎盛。这时候的麋鹿广泛分布在辽河、海河、黄河、淮河流域，总体数量远超过这一时期的使用旧石器与新石器的早期人类。等到铁器时代到来之后，由于人类无休止地屠杀，使得麋鹿数量大为下降。到了距今1000年左右的北宋时期，麋鹿的野生种群干脆消失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春秋时代吧。

也正是这样的“植被繁茂、人烟稀少”的环境下，燕国与齐国的诸侯们没有设置什么人为边界，而是把边界线直接交给了山川水系。一道“河水”，让齐国与燕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可以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这种“老死不相往来”也有个例外—那便是公元前663年的齐桓公救燕。

话说春秋初年，活动在燕国北境的山戎人大举入侵中原，燕国当然首当其冲。无奈之下，燕桓侯（前697至前691年在位）南迁至临易，大概就是要躲避山戎的侵扰。燕桓侯死后，他的儿子庄公继位。燕庄公（前690至前658年）在位时，山戎又来侵燕。走投无路的燕庄公，只好求助齐桓公，一心想主导各诸侯国事务的齐桓公，决定北伐山戎以救燕。他的军队确实很会打仗，一直追敌到孤竹国才回返，当齐桓公回国时，燕庄公长途相送。这件事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是这样说的“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无礼于燕。”于是送给燕庄公一大块齐国的土地，把庄公感动得痛哭流涕。这件事过后，齐桓公实际上已获得霸主的地位。

燕庄公居然能把齐桓公送过界，这件事儿肯定不是燕庄公有意为之，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许是因为天津地区的河道众多。无论是齐国人，还是燕国人，都没有认清楚黄河的主河道。齐桓公如此慷慨大方，他送给燕庄公的地方，也绝不是人口密集的农耕土地，顶多是一些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地。要知道，春秋时代哪个诸侯国都不缺地！诸侯们缺少的是干农活与当兵的人！

由此，海河留下了齐桓公的足迹、齐桓公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太有价值的燕、齐两国文物。

就在齐桓公礼让土地六十一年之后，黄河的入海口也跟着“搬家”了。这一年，即公元前602年。此时的齐国诸侯是齐惠公吕元（前608至前599年在位）；而燕国诸侯则是前桓公（前617至前602年在位）。黄河离开了天津地区，对于前桓公来说，或许是件喜事儿！毕竟燕国境内的许多河流，不会再去争抢着做河水的小兄弟了，大家回到自己原来的河道，并且分头入海。这样一来，燕国境内的水患也减轻了。与此同时，黄河离津，也留下了大片肥沃的泥土，从而垫高了天津沿海的陆地，改善了土壤，使这里能够种植粮食了。

黄河改道前，天津地区人烟少；黄河改道后，天津地区逐渐变成宝。在天津海边，既能捕鱼又能煮盐。而今，拿着各种铁制农具的移民们来此垦荒，把广阔的森林、沼泽区域变成一块块肥美的良田。这些移民劳作、生息、繁衍，一代又一代，到了战国时期，无论是齐国还是燕国，甚至还有赵国，都把天津地区当成一块送到嘴边的烤肉。如果齐桓公能活到此时，绝对做不出礼让土地的事儿来。而且，进入战国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田氏取代了吕氏的齐国国君地位。

田氏家族对于周天子家族的后裔是不存在任何敬畏之心的，于是，齐国经常派兵侵占燕国的土地。到了公元前332年，齐宣王趁着燕国内乱，派大军北上，进而收回了齐桓公礼让出去的全部土地。至此，如今天津城区以南的地区又掌握在齐国手里。多少年之后，在天津西南郊的静海区西钓台古城，发掘出土了一大批战国时期的文物，这批文物来自当地的战国遗址与墓葬群。根据考古人员的研究，发现这批文物带有明显的齐文化特色。

齐宣王的光荣与梦想只维持到他去世（公元前301年）。宣王死后，继位的齐闵王（前300至前284年）几乎没睡过几天安稳觉，他所遭遇的强劲对手是雄才大略的燕昭王（前312至前280）。前284年，燕昭王派遣名将乐毅，率五国之兵讨伐齐国。这场战斗，连续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只剩下莒和即墨留在齐国。后来，虽然齐国渐渐恢复了元气，但天津地区却一直扣在了燕国手里。在天津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批具有燕文化特色的炊器：釜和鬲。说到釜，不知你还记得曹植的那首“七步诗”么：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些燕文化的器物大部分出土于海河以北，还有一部分来自海河之南，而目前能够见到的齐文化器物全部出土于海河以南。若从时间上判断，应该是公元前332至前284年之间埋葬的。

到了公元前247年，赵国与燕国换过一次领土。燕国把海河以南、沧州以北的土地置换给赵国，从而为赵国第一次获得了出海口。赵国要出海口干啥？进行海外贸易吗？此时的赵国国君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赵孝成王（前265至前245年）。赵孝成王在位期间，既错用赵括，以致险些丧国的“长平之战”；又重整旗鼓，派出老将廉颇反击围燕。他与燕国交换土地，其实是想获取沿海地区的鱼盐之利。而这样一片区域，只由赵国统治了二十多年就易手于秦国。二十多年了，还能留下啥像样的文物吗？

在滨海新区的沙井子，曾经出土过赵国的“安阳布”和“平阳戈”钱币。沙井子靠近赵国时代的滹沱河入海口，距离赵国得到的东平舒城只有二三十公里。而天津市博物馆中所陈列的带铜簇的人体肱骨，或许也反映出昔日燕、齐、赵之间的某种复杂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