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清醒头脑：他敢骂尽帝王时，整个西方思想界尚未觉醒

1644年，北京城破。崇祯皇帝吊死的那棵槐树，后来被人系上了铁链。老百姓说：皇帝​龙，龙死了，树要锁住。同一年，浙江余姚，一个34岁的落榜生在书房里磨墨。他刚刚收到消息：南京也沦陷了。他的老师、战友、曾经并肩抗清的同乡，有的战死，有的投降，有的剃了头发，成了新朝的顺民。有人劝他：大势已去，找个山头躲起来吧。他没吭声。窗外是逃难的人群，屋内是他一个人磨墨的声音。他要写一本书。一本写了就注定不能出版、注定被禁、注定让他后半生不得安宁的书。那年他34岁。他不知道这本书会被封杀200年，不知道一百多年后的乾隆皇帝会亲手把它扔进“禁毁书目”，更不知道300年后，会有一群年轻人把它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塞进枕头底下，带着它去革命。他只知道：有些话，总要有人说。一、19岁的血性：他不是书生，是提锥的刺客1610年，黄宗羲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书香门第。他爹叫黄尊素，东林党名士，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御史。黄宗羲从小听着父亲和师友们谈论朝政长大。那时候的东林书院有一副对联，后来被无数读书人抄在笔记本扉页：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1岁那年，父亲因弹劾魏忠贤，被削职回乡。临走时，黄尊素摸着他的头说：“儿子，爹这一去，恐怕回不来了。”三年后，1626年，黄尊素被阉党逮捕，押解途中受尽酷刑，最后死在诏狱。死后连尸体都被藏匿，家人花了半年才找到遗骸。那一年，黄宗羲17岁。他趴在父亲的棺材上，一滴眼泪没掉。第二年，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觉得“这孩子疯了”的事：只身进京，为父伸冤。彼时魏忠贤已倒台，新帝崇祯刚刚即位，正是清算阉党的关口。刑部大堂，审讯阉党余孽许显纯。黄宗羲走进去，袖子里藏着一把铁锥。当庭对质时，他突然冲上前，掏出铁锥，照着许显纯身上猛刺。血流满地，满堂皆惊。史书记载那一天的场景，只有八个字：“宗羲对簿，出所袖锥。”他刺的不是仇人，是那个让他父亲活活死在狱中的体制。这一刺，刺出了“黄孝子”的名声，也刺出了他此后一生的底色：这个人，从来不是坐而论道的书生。他是能动手的。二、十年的硬仗：最穷的时候，他只剩一支笔

崇祯死后，福王在南京即位，南明建立。黄宗羲被召入朝，官职不高，但他认真。他给新朝廷上书，写《留都防乱揭》，弹劾阉党余孽阮大铖。结果呢？阮大铖没倒，他倒成了通缉犯。朝廷追捕，他逃回浙东。清兵南下，他在家乡招募义兵，拉起一支几百人的队伍，自号“世忠营”。你问他：一个读书人，没带过兵，没打过仗，凭什么？他说：凭什么？凭我爹死在阉党手里，凭我亲眼看见这个国家是怎么烂掉的。这是我第一次打不过也要打的仗。他打过胜仗吗？打过。他打过败仗吗？打过更多。最惨的一次，兵败逃入四明山，清军搜山，他和几个随从藏在山洞里，三天三夜不敢生火，饿了啃树皮，渴了喝岩缝水。随从问他：先生，咱们还打吗？他说：打。为什么？他不答。多年后他在书里写了答案：“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死亡都没能让我屈服，贫穷又能拿我怎样？三、47岁的清醒：我不打了，我要写一本不能出版的书抗清十年，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1656年，47岁的黄宗羲回到余姚老家。朋友们来看他，以为他会唉声叹气，会愤懑不平，会在酒后骂那些投降的旧友。他没有。他在收拾书房。从各地战乱中幸存下来的书籍，散佚大半，剩下的他一本本整理、修补、装订。有人劝他：先生，如今已是清朝天下，您何不出山？他摇头。又有人劝：那您至少教几个学生，收些束脩，也好养家。他点头。那一年，他开始收徒讲学。不收清朝官员的子弟，不收想考科举的学生。他教什么？

教“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翻译成白话就是：这个国家好还是不好，不取决于谁当皇帝，取决于老百姓过得好不好。你问：这话不是反了吗？他不答。他在等。等一个能把这本书读下去的人。1663年，54岁的黄宗羲，写完了《明夷待访录》。那一年，康熙皇帝10岁，刚坐上龙椅。四、三句话和三百年《明夷待访录》薄薄一册，一共21篇。真正让清朝怕到骨子里的，是三句话。第一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自古以来，没人敢这么写。历代文人也骂皇帝，昏君、暴君、独夫民贼，都是骂具体的人。黄宗羲骂的是“君”本身。他说：上古时代，天下人共同推举一位贤者当君主，君主的职责是为天下人办事。后代君主呢？把天下当产业，把百姓当子孙，把江山传给自己的儿孙，一代代传下去，传成私产。这是偷，不是继承。第二句：“天下为主，君为客。”这句话比他早了近一百年的卢梭更决绝。卢梭说“主权在民”，黄宗羲说“天下是主人，君是客人”。客人喧宾夺主，主人有权把客人请出去。不是造反，是退房。第三句：“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这句话最让统治者恐惧。不是因为它在骂人，是因为它在讲理。它不是骂皇帝混蛋，是说：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你不能把一个人的判断，当作所有人的真理。那真理在哪儿？黄宗羲说：在学校。他理想中的学校，不是科举培训班，是议政厅。学者公开辩论，舆论监督权力，地方学官不由朝廷任命，由本地推举。学官可以批评知府、县令，甚至可以在朝廷决策错误时，公开反驳。你问他：这不乱套吗？他反问：把天下事交给一个人，就不乱套了吗？没人答得上来。五、最后的二十年：我不出山，但我把火种传下去书写完了，黄宗羲还活了32年。这32年，他没有再参与任何抗清活动。他讲学、著书、整理文献。康熙皇帝几次征召他出山，他不去。但康熙修《明史》，派人到他家借书，他没有拒绝。他不仅借了书，还让儿子黄百家、学生万斯同进京，参与编修。有人质问他：先生，你不是一辈子不与清朝合作吗？他说：

我不合作，但我不能让后人不知道明朝发生了什么。那一刻，他想的不是气节，是真相。历史不是胜利者写的，是幸存者写的。他是幸存者。他要做的是，在火种熄灭之前，把它交到能接住的人手里。1695年，86岁的黄宗羲病逝于余姚。死前，他留下遗嘱：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刻文集。他这一生写了上千卷书，死后不刻文集。为什么不刻？因为他知道，该读的人，总会读到。六、种子总会发芽1883年，广州。一个叫康有为的年轻举人，从旧书摊上翻到一本残破的《明夷待访录》。他连夜读完，第二天一早去找他的学生梁启超。“中国原来也有这样的思想家！”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讲学，把《明夷待访录》抄成讲义，让学生们传阅。变法失败后，这本书又被禁了。但种子已经埋下去了。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刊发《明夷待访录》选摘，编者按语写着：“此吾国先辈之所见，与今日民权之说若合符契。”

辛亥革命那年，很

多革命党人的行囊里，除了手枪和传单，还有一本油印的《明夷待访录》。他们叫它：“唤醒国魂之书。”写在最后黄宗羲413岁了。他生前没见过自己的书公开出版，死后两百年才等到第一个公开读者。他那三句话，被删过、禁过、烧过。但每一代人，都会有人把它从灰烬里扒出来，拍掉封面上的尘土，一个字一个字读下去。今天的人读黄宗羲，读的不是历史。是照镜子。你看科举——他说这是“富贵之饵”，让天下读书人钻进八股笼子里争食，再也没人抬头看天。你今天看“小镇做题家”“35岁门槛”“学历贬值”——饵变了，笼子没变。你看权力——他说天子也是人，会错、会贪、会蠢，必须有东西能制衡他。你今天看“监督”“透明”“程序正义”——词换了，需求没变。你看知识分子——他自己一辈子不当官，却把学生送进朝廷编史。他不合作，但他不让历史失语。这是一种比反抗更难的坚持。反抗是一声怒吼，吼完就没了。他是把火种含在嘴里，等天亮的人。那天亮，他等了三百多年。他没等到。但种子落地了。

今天你读到这篇文章，就是那粒种子，又一次发了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