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上山砍柴，救回一个受伤女人，带回家后全家都慌了

那年我十九，正是一身力气没处使的年纪。

七六年的秋天，队里的活儿刚收完秋粮，男人们就开始张罗着上山砍柴。那时候冬天烧煤是奢望，家家户户指着柴火过冬。我爸腿不好，上山的事就落在我头上。

那天起得早，天还麻黑我就背着绳子和扁担出了门。露水重，草叶子扫在小腿上又凉又痒。我们那儿山不远，翻过两个梁子就到了。常去的那片林子去年被砍狠了，我往深处走了走，寻到一片新地方。

太阳刚冒头，林子里鸟叫得欢实。

我砍了有两捆，正蹲着系绳子，忽然听见右边沟里有什么动静。不是野物，野物没这么闷。我撂下柴刀走过去，扒开一丛荆棘，愣住了。

一个女人躺在沟底。

她脸朝下，身上穿的是灰布衫子，后背洇黑了一大片，是血。我喊了两声，没应。伸手探她鼻子底下，还有气儿，热乎的。那时候脑子里没多想，就是觉得不能把人扔山里。我把她翻过来，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脸煞白，嘴唇起皮，额头上蹭破了皮，血糊了半边脸。

我把她背起来，柴也不要了，绳子也不要了，深一脚浅一脚往家赶。

进村的时候正是上工的时候，好些人看见了。有人喊：“建华，背的啥？”我没吭声。又有人说：“那不是个人吗？”我闷头走，后背上那个女人软塌塌的，像一袋没扎紧的口粮。

我妈正在院里喂鸡，抬头看见我，手里的瓢“咣当”掉地上了。

“这谁？”

“不知道，山上捡的。”

我妈愣了两秒，脸就白了。她没再问，赶紧进屋把炕上的被子掀开，让我把人放上去。我爸拄着拐杖从里屋出来，看见炕上躺个血人，眼珠子瞪老大。

“你惹祸了。”他第一句就是这个。

我妈打水给那女人擦脸，血擦掉，露出一张清瘦的脸，眼窝深陷，颧骨有点高，不是本村人，面生得很。她身上那件灰布衫子洗得发白，领口磨毛了边，针脚细密，是自己缝的。我妈把她衣服解开，后背有一条口子，不长，但挺深，像是被什么东西剐的，边上的肉翻着，血糊糊的。

我妹那时候才十二，扒在门框上不敢进来。我弟更小，躲在灶台后头探出半个脑袋。

我妈手抖，拿着盐水不敢下手。我爸说：“你倒是洗呀。”我妈说：“你来。”我爸把拐杖一撂，接过碗，咬牙就往上浇。那女人身子猛地一弹，喉咙里发出“咕”的一声，没睁眼，又软下去了。

我站在门口，脚像钉在地上。

邻居陈婶不知道从哪儿听的风声，端着碗就过来了。她隔着门槛往里瞅了一眼，压低嗓门说：“哎呀建华妈，你胆子也太大了，这来路不明的人你也敢往炕上放？你知道她是干啥的？别是……那啥吧？”

她没说出口，但我们都懂。那年头，成分不好的、从城里下来的、逃跑的，都不稀奇。

我妈没接话，低头撕布条子。

陈婶站了一会儿，见没人搭理她，撇撇嘴走了。

天黑下来，那女人还是没醒。我妈熬了小米粥，盛了一碗搁在炕沿上凉着。我爸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磕得“啪啪”响。隔了半天，他说：“等人醒了，问清楚哪儿来的，送走。”

我妈没吭声。

那天夜里我没睡着。隔壁屋偶尔传来那女人压抑的呻吟，一声两声，像猫叫。我盯着房梁，想起她趴在我背上的时候，脑袋歪在我肩头，呼吸很轻，几乎感觉不到。我那时候想，她可别死在我背上。

第二天早上，她醒了。

我妈端粥进去，她挣扎着要坐起来，起不来。我妈把枕头垫在她身后，她接过碗，说了句“谢谢”。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话。

我妈问她是哪儿的人。

她顿了一下，说：“河北。”

“咋到这儿来了？”

她不说话了。端着碗，低着头，粥的热气扑在她脸上，看不清表情。

我妈没再问。

第三天，村里就传开了。有说建华捡了个媳妇的，有说那女人是逃婚出来的，还有说她男人刚死、投亲无路。更难听的也有，说这种来历不明的女人不能留，留了要惹麻烦。生产队队长特意登门，我爸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跟他说了半天话。队长走的时候脸色不好看。

我爸进屋，闷声说：“最多养到月底。”

那女人靠在炕头，听见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里缝补的衣服叠好，放在枕边。

她开始干活。

伤没好利索，她就下炕了。先是帮我妈烧火，后来扫院子、喂鸡、劈柴。她话很少，干活却利落，眼里有活儿，不用人支使。我妹喜欢她，总跟在她屁股后头转，她也不嫌烦，教我妹纳鞋底，一针一线，耐心得很。

我妈脸上的愁容渐渐淡了些。

只有我爸还绷着。他每天从窗户往外看，看有没有陌生人进村，看有没有人往我家这边张望。有天晚饭，他突然说：“你叫什么？”

那女人愣了一下，放下筷子。“翠英。”

“姓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姓周。”

“周翠英。”我爸念叨了一遍，没再问。

八月十五那天，我妈蒸了一锅白面馒头，还切了半块腊肉。周翠英帮着摆碗筷，我妹在院里追鸡，鸡毛飞了一地。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爸难得倒了一盅酒，没喝，搁在窗台上。

周翠英站在院里，仰头看着月亮。

我端着碗蹲在台阶上，忽然问她：“你家还有人吗？”

她没回头。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有个弟弟，不知道还在不在。”

那年月，不知道还在不在的人太多了。

九月头上，她走了。

走得很突然。那天早上我妈去喊她吃早饭，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人没了。炕沿上放着一双新布鞋，鞋底纳得密密实实，是她夜里就着油灯做的，说是给我爸的。我爸那双鞋早就磨穿了底，他一直舍不得换。

我妈拿着那双鞋，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我追出去，一直追到村口。黄土路上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站在那棵老槐树下，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

回去的时候，我爸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那双鞋，翻来覆去地看。他没说话，把鞋放在脚边，穿上试了试，正正好。

那以后，再没人提起过周翠英。

第二年开春，队长从公社带回来一封信，信封皱巴巴的，上面写着我们村的地址，笔迹歪歪扭扭。我妈不识字，让我念。

信很短，就几行。

“婶子，我到家了。弟弟还在，房子没了，人活着。鞋做小了，叔穿着挤脚的话，鞋帮子后面留了活线，拆一拆能松些。翠英。”

我妈把信折起来，塞进枕头底下。

那天傍晚我去挑水，路过村口老槐树，忽然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站那儿想半天，想起来了。

去年秋天我丢在山里的那根扁担，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捡。

日子就这么过。我爸穿着那双鞋，穿了好几个冬天。鞋底磨薄了，又纳了一层，再磨薄了，又纳一层。他去世那年，脚上还是那双鞋。

我妈后来常说，有些人进了门，就是一家人，不在乎时辰长短。

我今年六十七了，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还会想起那年秋天的事。想起那个露水很重的早晨，想起林子里那一声闷响，想起后背上那个轻得像一袋没扎紧的口粮的人。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做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做完了，一辈子就搁在那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