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艺术研究会的文化守望：从学术传承到时代使命1986-2026

文/葛宗辉

摘要

黄宾虹艺术研究会自1986年创立以来，始终作为黄宾虹艺术思想与文化遗产的核心守护者与研究者，在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领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学术角色。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研究会历经张仃、李小可、王鲁湘三代会长的领导传承，逐渐从聚焦于黄宾虹个案研究的学术团体，演变为连接传统与当代、学术与实践、地方与全国的文化桥梁。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研究会的发展脉络，重点分析其三个阶段的演进特征：创始期的学术奠基、李小可时代的“还乡”与在地方化探索，以及王鲁湘时期的转型与当代使命拓展。研究发现，研究会在保持学术坚守的同时，逐步完成了从精英学术圈层到公共文化领域的拓展，形成了以“浑厚华滋”美学为核心的文化传承模式。面对全球化与数字时代的挑战，研究会未来需要在学术深度、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为中国画学精神的当代转化提供可持续的路径。

关键词：黄宾虹；艺术研究会；文化守望；学术传承；当代转化；金华；李可染；李宝林；王伯敏；龙瑞；李小可；王鲁湘

引言：

黄宾虹研究的学术背景与研究会成立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宏大叙事中，黄宾虹（1865-1955）以其深植传统又面向现代的独特艺术道路，成为连接古典画学与当代艺术的关键人物。然而，与齐白石、徐悲鸿等同代艺术家相比，黄宾虹的艺术价值在其生前并未得到充分认知，他本人甚至曾感慨“我的画要50年后才有人懂”。这种超前的美学理念与相对滞后的公众接受之间形成的张力，构成了黄宾虹研究的历史背景。1980年代，随着中国艺术界的全面复苏与反思，黄宾虹作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典范，其学术价值逐渐被重新发现。正是在这一语境下，1986年4月30日，由黄宾虹弟子及家属共同发起的“黄宾虹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研究会的创立标志着黄宾虹研究从零散的个人研究走向系统化的学术协作，也开启了一段近四十年的文化守望历程。

一、研究会创始期的核心

研究会的首任架构凝聚了当时中国美术界的核心力量：张仃担任会长，李可染、林散之被推举为名誉会长，王伯敏、黄铸夫为副会长，蒋正鸿任秘书长。这一阵容不仅体现了研究会权威的学术起点，更彰显了其对黄宾虹艺术谱系的正统承续。作为北京艺术博物馆下属的民间社团组织，研究会最初的会址设在北京市万寿寺，这一定位既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又获得了体制内的资源支持。成立之初的研究会即设定了明确的目标：系统整理黄宾虹遗存文献、深入剖析其画学思想、推动黄宾虹艺术的传播与接受。这些任务看似基础，实则直指当时黄宾虹研究的核心困境——材料的分散性与阐释的局限性。在黄宾虹逝世后的三十年间，虽有汪己文、王伯敏等学者编撰年谱、整理语录，但整体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黄宾虹那些“黑密厚重”的作品仍常被误解为“墨黑一团”“纵横散乱”。研究会的成立，正是为了打破这种认知隔阂，搭建一个持续性的学术平台。

值得关注的是，研究会诞生于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热”的浪潮之中，这一时期对传统的重估与对现代性的追寻形成了复杂的思想对话。黄宾虹作为一位既深谙金石考据之学，又积极回应西学东渐的学者型画家，恰好成为这一对话的理想载体。研究会的早期工作不仅关注黄宾虹个人的艺术成就，更致力于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国画学现代转型的普遍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宾虹研究会的成立不止是一个个案研究的机构化，更是中国美术界在改革开放初期重新定位传统文化价值的一次重要实践。其近四十年的发展轨迹，不仅记录了一代艺术大师被重新发现的过程，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对待自身文化遗产的态度变迁。

例1：黄宾虹艺术研究会发展阶段与核心特征

发展阶段/ 时间跨度 /核心人物/ 学术重心/ 主要成就

1.创始奠基期 1986-2014李可染、 张仃、王伯敏等 基础文献整理、画学思想梳理 出版《墨海青山》等论文集，建立年会制度

2.地方化拓展期 2014-2024李宝林、王伯敏为名誉会长， 李小可为会长，葛宗辉为法人，李九红为秘书长等，会址于金华市黄宾虹故居， 地方文化连接、公共传播 推动“还乡”展览，“黄宾虹研究会”更名为“黄宾虹艺术研究会”

3.当代转型期 2024至今李宝林、李庚为名誉会长 王鲁湘为会长、葛宗辉为法人，李九红为秘书长等， 学术体系化、当代价值转化 研究会拓展国际视野

二、 从北京到金华：研究会的学术轨迹与文化守望

黄宾虹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是其学术基础夯实的黄金时期。1987年5月，即研究会成立仅一年后，第二届年会便在黄宾虹的祖籍地安徽歙县举行，同时参与了黄宾虹纪念馆的开馆典礼。这一安排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既表明了研究会超越地域限制的学术视野，也建立了北京（学术中心）与徽州（文化根源）之间的实质性联系。1988年10月，第三届年会更是跨越杭州与雁荡山两地召开，进一步拓展了研究会的地理与学术边界。这种早期年会地点的选择，已经预示了研究会后来“还乡”主题的先声——对黄宾虹艺术地理维度的关注。

研究会的早期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其编辑出版的三部论文集中：《墨海青山》（1988年，李可染题字）、《墨海烟云》（1991年，赖少其题字）和《墨海波涛》（1998年）。这些论文集不仅收录了当时国内顶尖学者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黄宾虹研究的基本问题框架：从笔墨语言的微观分析到画学思想的宏观阐释，从生平交游的史实考证到艺术风格的演进分期。其中，王伯敏、邵洛羊等学者的论文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超越单纯的艺术鉴赏，将黄宾虹置于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宏大背景下考察，探讨其如何处理“传统与创新”“中法与西法”这些根本性议题。

与此同时，研究会的组织架构也经历了重要调整。1987年歙县年会后，山水画家赖少其加入并开始与张仃共同担任会长。赖少其作为黄宾虹艺术的实践者与推广者，他的参与加强了研究会的创作与理论对话。1990年代，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开始担任研究会副秘书长，并主持多项会务工作。王鲁湘的加入带来了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他不仅深入研究黄宾虹的笔墨体系，更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脉络中考察。1999年，王鲁湘出版了《冰上鸿飞——黄宾虹画学探微》，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总结黄宾虹画学体系的专著。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研究会的研究开始从零散的论文向体系化专著发展，也预示了王鲁湘后来在研究会中的领导角色。

这一时期，研究会在机构合作网络的构建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除了与北京艺术博物馆的持续合作，研究会还与浙江博物馆、安徽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等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协作关系。这些合作在2005年黄宾虹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达到了高峰：浙江博物馆举办了“画之大者——黄宾虹艺术大展”，上海书画出版社推出了六卷本《黄宾虹文集》，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黄宾虹全集》。这些重大项目虽然不完全由研究会主导，但研究会的学者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策划与执行角色，其积累的学术资源和人脉网络发挥了关键作用。

例2：黄宾虹艺术研究会重要学术活动与成果（1986-2010）

时间/ 活动/成果/ 地点/出版机构/学术意义

1.1986年4月 黄宾虹研究会成立大会 北京万年青宾馆 标志黄宾虹研究进入系统化、组织化阶段

2.1987年5月 第二届年会暨黄宾虹纪念馆开馆 安徽歙县 建立学术研究与文化地理的连接

3.1988年10月 第三届年会（黄宾虹学术研讨会） 杭州、雁荡山 拓展研究的区域视野，加强理论与实践对话

4.1988年 《墨海青山》出版 山东教育出版社 研究会第一部论文集，奠定研究基础

5.1991年 《墨海烟云》出版 不详 深化画学思想研究，收录多篇重要论文

6.1999年 《冰上鸿飞——黄宾虹画学探微》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第一部系统研究黄宾虹画学体系的专著

7.2005年 黄宾虹逝世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杭州、北京等多地 推动黄宾虹进入主流美术史叙事

8.2013年1月 黄宾虹的出生地金华市黄宾虹故居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举办李宝林学术寻根展

三、李小可时代的“还乡”：文化血脉的重新连接

2014年，李小可接任黄宾虹艺术研究会会长，标志着研究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李可染之子、黄宾虹艺术的再传学者，李小可的任职本身即体现了研究会代际传承的连续性。但与前任会长们不同的是，李小可时期的研究会呈现出明显的“在地方化转向”——更加注重与黄宾虹出生地金华的文化连接，推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还乡”之旅。构建了金华市黄宾虹故居与黄宾虹艺术研究会融为一体，这一转向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黄宾虹艺术根源的深刻认识：金华不仅是黄宾虹的出生地，更是其艺术启蒙与文化基因形成的关键场域。黄宾虹出生至26岁前在金华的生活经历，包括从倪谦甫、倪逸甫处得画诀，在丽正书院接受婺学熏陶，这些早期教育为其日后“浑厚华滋”美学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14年前后，研究会在金华的系列活动构成了一个系统的“还乡”工程。这一工程的核心是将黄宾虹的艺术与学术精神重新植根于其文化原乡。在李小可的推动下，研究会与金华地方政府、文化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策划了一系列展览、研讨会和公共教育活动。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黄宾虹学术时隔多年的“还乡展”。2014年，借黄宾虹诞辰150周年之机“金华市黄宾虹艺术研究会”与“杭州黄宾虹学术研究会”在金华市黄宾虹故居共同联合举办“纪念黄宾虹诞辰150周年书画展”；浙江博物馆举办了“高山仰止——纪念黄宾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系列展”。这些展览不仅让家乡人民近距离接触大师原作，更重要的是完成了文化记忆的空间重构——通过作品“返乡”，使黄宾虹从美术史教科书中的抽象符号，转变为具有地方情感温度的文化先贤。

李小可时代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推动研究会与金华在地方学术机构的深度融合。更致力于挖掘金华地域文化对黄宾虹的影响，探索“婺学”传统与其画学思想的关联。这种研究视角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将黄宾虹从一个孤立的艺术天才，还原为特定文化土壤的产物，揭示地方文脉如何滋养全国性艺术大师的形成。

李小可本人的艺术实践也为研究会的“还乡”主题提供了独特的诠释视角。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家园”题材的艺术家，李小可的“水墨家园”系列与黄宾虹的金华情结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李小可曾坦言：“家乡的绿水青山总是我所描绘的对象。”这种对故乡的深沉情感与黄宾虹晚年对金华的追忆遥相呼应——黄宾虹困居北平时曾在家藏《家庆图》上题诗：“山色金华今不改，佩觽舞勺恋春晖”。两代艺术家对故乡的眷恋，揭示了艺术创作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地理经验与情感记忆如何转化为审美形式。研究会在李小可领导下对这一维度的强调，不仅丰富了黄宾虹研究的视角，也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从更广阔的文化政治视角看，李小可时期的“还乡”实践呼应了21世纪中国社会对地方文化认同的普遍追寻。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乡愁”不再仅仅是个体情感，更成为一种文化抵抗与身份建构的资源。研究会通过将黄宾虹重新“安置”于金华的文化地理中，实际上参与了一场更大范围的“文化寻根”运动。这一运动的深层意义在于，它试图在均质化的现代性浪潮中，保存和激活那些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知识。黄宾虹艺术中蕴含的浙东学派、金华元素——无论是其对北山婺水的描绘，还是其笔墨中透露的“婺州溪山深秀，其俗朴而文”的气质——成为这种地方性知识的美学结晶，研究会的“还乡”工程，正是要重新发现和诠释这些结晶的当代价值。

四、王鲁湘时代的转型：当代使命与研究范式的拓展

2024年5月10日，黄宾虹研究会在金华召开了第三届换届大会，完成了其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型，艺术研究会的升华。王鲁湘当选为新任会长，李宝林、李庚被推选为名誉会长。这次看似微小的名称改动实则寓意深远——“艺术”二字的加入，标志着研究会从相对专门化的学术团体，转向更具包容性的综合艺术平台。2024年7月，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公示了“金华市黄宾虹艺术研究会”负责人人选，王鲁湘被拟任为会长、葛宗辉为法人、李九红为秘书长、高荐等来自全国多地的学者、艺术家被拟任为副会长。这一双重架构的形成——既有全国性的“黄宾虹艺术研究会”，又有地方性的“金华市黄宾虹艺术研究会”——体现了研究会多层网络化发展的新策略。

王鲁湘的学术背景为研究会的当代转型提供了独特资源。作为长期研究黄宾虹的学者，王鲁湘早在1990年代就担任研究会副秘书长，并出版了多部影响广泛的黄宾虹研究专著。他的研究特色在于将黄宾虹置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宏大脉络中考察，探讨其如何回应“中西”、“古今”的文化张力。这种跨学科的视野在当代学术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随着艺术史研究日益与思想史、社会史、物质文化研究交叉，单纯的形式分析与风格描述已不足以解释黄宾虹的复杂性。王鲁湘领导的学会，有望推动黄宾虹研究向更广阔的跨学科对话发展，将其艺术实践与20世纪中国的文化转型、知识生产、国际交流等议题联系起来。

新任领导团队的结构也反映了研究会的当代定位。李宝林作为名誉会长，在2025年4月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中国美术报》社承办的“从大海到大山——李宝林艺术研究与捐赠展”向中国国家画院捐赠了51幅书画精品，中国国家画院为李宝林颁发捐赠证书。“大山回响——李宝林师生作品展”同期启幕，该展览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李可染画院、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承办。作为艺术教育家的李宝林为当代画坛培育了一批中坚力量，本次展览展示了李宝林与学生在艺术之路上携手奋进的阶段性成果。葛宗辉作为常务副会长（法人）在2025年文旅部“订单式”人才援藏，期间圆满出色完成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艺晚会--雪域欢歌”整体的舞美工作并向西藏博物馆捐赠个人精品画作60幅，在11月21日，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主办，西藏博物馆承办，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协办的“翰墨映雪域·丹青献高原”——葛宗辉画作捐赠展暨捐赠仪式在西藏博物馆举行。这些作品生动展现了雪域高原的自然人文风貌。作品融合传统水墨与现代审美，表达了他对西藏的深厚情感。西藏博物馆为其颁发捐赠证书，作品将永久馆藏，成为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见证；其代表性论文如《黄宾虹的民学思想与婺剧‘三打白骨精’成功的深入思考》。方辉作为副会长，其研究专长为“从20世纪以后全球化语境下展开对黄宾虹画学思想的体系化研究”。方辉的代表性论文如《分明与融洽——论黄宾虹的“浑厚华滋”》《科学中保存哲学——黄宾虹现代中国画学思想构建摭论》等，展现了新一代学者的问题意识：他们不再满足于对黄宾虹艺术的本体描述，而是追问其背后的知识型构与思想范式。这种研究取向与研究会的当代使命高度契合——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挑战下，如何重新阐释黄宾虹画学思想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如“内美静中参”的美学观、“民学”思想等，使其成为当代艺术创作与文化批评的灵感和资源。

研究会当代使命的另一重要维度是推动黄宾虹艺术的国际传播与对话。研究会也开始关注黄宾虹艺术的国际接受史，探讨其如何参与20世纪东西方艺术的对话。虽然目前的搜索结果中缺少这方面的具体信息，但从李宝林、李庚、王鲁湘等学者的学术兴趣判断，这很可能成为研究会未来的重点方向。

在研究方法上，王鲁湘时代的研究会呈现出明显的实践与理论并重的特点。一方面，研究会继续支持基础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如对黄宾虹未刊手稿、信札的发掘与释读；另一方面，也鼓励基于创作实践的研究，特别是对黄宾虹笔墨语言的当代转化。2024年9月，王鲁湘亲自参与的“醇墨溢彩—麻黄梁写生展”即是一例。这种写生活动不是简单的风格模仿，而是通过身体在场的实践，重新体验黄宾虹“师造化”的创作方法，探索其与当代山水画创作的相关性。研究会的这种定位——既是学术研究机构，又是艺术实践平台——使其在当代艺术生态中占据了独特位置，能够有效地沟通“学界”与“画界”这两个常被分割的领域。

五、研究会在当代文化传承中的意义与挑战

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黄宾虹艺术研究会逐步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文化传承中的独特地位。从最初的学术共同体，到今天的综合性艺术平台，研究会的演变轨迹映射出中国社会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深刻变化。在文化自信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研究会的文化守望者角色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它不仅守护着黄宾虹个人的艺术遗产，更守护着一种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保持生命力的文化基因——那种扎根传统又面向创新的精神品质。黄宾虹一生跨越晚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期，亲历了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却始终坚持以中国画学为主体消化外来影响，这种文化立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尤其具有启示价值。

研究会的核心贡献在于构建了多元立体的黄宾虹阐释体系。这一体系至少包含三个维度：在艺术本体层面，研究会通过系统的笔墨分析与风格研究，揭示了黄宾虹“平、圆、留、重、变”用笔之道与“浑厚华滋”美学理想的内在关联；在文化思想层面，研究会挖掘了黄宾虹艺术背后的“民学”思想与“内美”观念，将其提升到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在地域文化层面，研究会近年来着力探索金华“婺学”传统、徽州文化对黄宾虹的塑造，呈现了大师成长的具体文化生态。这三个维度的交织，使黄宾虹研究摆脱了单纯的艺术家个案研究，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窗口。

当前，研究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平衡学术深度与公众传播、传统研究与当代转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黄宾虹艺术的学术门槛相对较高，其“曲高和寡”的特性使得大众传播面临困难；另一方面，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如何使黄宾虹的研究不成为“博物馆化”的知识考古，而能与当代创作实践形成有效对话，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会近年来的策略是双管齐下：通过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这种“精英”与“大众”并重的传播策略，体现了研究会在当代文化生态中的适应性调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挑战是数字化时代对传统艺术研究方式的冲击。随着数字人文方法的兴起，艺术史研究正经历方法论革新。对黄宾虹这样的多产艺术家（仅浙江省博物馆就藏有其作品数千件），传统的观看与研究方法已显不足。未来的研究会可能需要探索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建立黄宾虹作品的高清图像数据库、笔墨分析的数字化工具、交游网络的可视化系统等。这些技术应用不仅能提高研究效率，更能揭示传统方法难以发现的模式与关联。与此同时，研究会在数字化传播方面也面临机遇与挑战：如何通过新媒体平台向更年轻的受众传达黄宾虹艺术的精髓，如何设计具有参与感的数字体验而不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这些都是研究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研究会还面临着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作为社团组织，研究会的运作长期依赖会员的热情和支持。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与活动频率的增加，稳定的资金来源与专业化的运营团队变得日益重要。2024年研究会与李可染画院的合作，可能部分解决了空间与资源问题，但长期来看，建立多元化的支持体系仍是关键。这既包括争取政府的文化项目资助，也包括寻求企业、基金会的赞助，甚至探索文化产业方面的合作可能性（如与文创开发、艺术旅游的结合）。研究会的经验表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不能仅靠学术热情，还需要制度化的保障与创新性的运营模式。

六、 结论：一脉相承的文化守望

回顾黄宾虹艺术研究会近四十年的历程，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始终：对黄宾虹艺术价值的坚定信念与持续阐释。从1986年张仃等前辈创立学会，到2014年李小可推动“还乡”实践，再到2024年王鲁湘领导下的转型拓展，研究会的每一次演进都是对时代文化需求的回应。这种演进不是断裂式的革命，而是一脉相承中的创新发展，恰如黄宾虹本人对待传统的态度——在深入继承中寻求创造性转化。研究会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正是黄宾虹艺术接受史的缩影：从被误解到被理解，从边缘到中心，从专业圈层到公共文化领域。

研究会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可持续的学术传承机制。在近四十年的时间跨度中，研究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更培养了几代黄宾虹研究者，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这种代际传承的连续性在当代中国艺术研究机构中并不多见，它保证了黄宾虹研究的深度积累与问题意识的持续深化。特别是研究会近年来对青年学者的吸纳与培养（如高荐、郭善涛等新一代学者的加入），为这一学术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机制的意义超越了黄宾虹研究本身，为其他艺术家的个案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组织模式。

展望未来，黄宾虹艺术研究会可能在三方面继续深化其文化守望者的角色：其一，在研究范式上，进一步推动跨学科整合，将艺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社会史、技术史等领域的视角相结合，更全面地揭示黄宾虹艺术的多维意义；其二，在传播方式上，探索传统文化当代传播的有效路径，特别是针对数字原生代受众的创新表达；其三，在实践转化上，加强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的互动，使黄宾虹的画学思想真正成为当代艺术创新的资源而非仅仅被研究的对象。既要深植于地域文化的土壤，又要参与国际性的艺术对话。

黄宾虹曾言：“我的画要50年后才有人懂。”这句话不仅是对自己艺术超前性的认知，也暗含了对后世知音的期待。黄宾虹艺术研究会近四十年的工作，正是对这种期待的回应——通过持续的研究、阐释与传播，让这位一度被低估的艺术大师获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会本身也从一个单纯的学术团体，成长为连接过去与未来、学术与公众、地方与全国的文化枢纽。在文化传承日益成为全球性议题的今天，黄宾虹艺术研究会的经验提供了一种启示：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保存，更在于持续的解释与实践。正是这种解释与实践，使黄宾虹的“浑厚华滋”不再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而成为不断被重新发现的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表达。

2026.2.10.于金华市黄宾虹故居纪念馆、黄宾虹艺术研究会

作者：葛宗辉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员；李可染画院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艺术传承》客座教授、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荣誉院士、客座教授。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美术专业、中国美术学院山水专业、中国美术学院访问学者、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艺术博士（在读）。现任职于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金华市黄宾虹故居纪念馆馆长、黄宾虹艺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