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老板们在想什么？

最押注稳定的人

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有一部很有名的书《南渡北归》，讲一代知识分子在鼎革之际的选择和犹疑，对本人及其后人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但对那一代企业家来说，这仍是一笔待梳理的账目。

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李嘉诚、潘石屹等人正在全球资产大挪移，普通人也在不同的资产配置中做着艰难选择。

一位江苏企业家传主，刚把企业交给儿子，就被金融化转到境外投资，他看得目瞪口呆。

有人在问去年学习1946－1949年经济史的成果，于是有了本文。

1948年「年关」

1948年的上海，企业家们每天都在做同一件事：算账。

不是算利润，而是算还能活多久。

账本上的数字已经没有意义。法币每天贬值，今天赚的钱，明天只够买一袋面粉。企业家们确认了一个问题：市场没有失败，是常凯申先失败了。

于是，问题转为谁能带来秩序？

很多人像股民，总觉得跌无可跌，他们说，难道还有比这更糟的事吗？

他们不是在选择「主义」，而是在选择「稳定预期」。

后来的叙述习惯把这一代企业家描绘成「政治立场摇摆」。但翻看当时的档案和私人书信，会发现一个非常朴素的现实：他们几乎不讨论政治。

甚至我在写一位上海小企业主的家传时，哪怕他两位子女加入了地下党，他还是根本不关心政治：不管谁来了，总要打针吃药吧，于是埋头做药厂……

虽然国民政府的治理已经失败，但风月不同天，对不同的行业而言，也有些微差异。

如果三个不同行业的老板同一天写日记，可能分别是这样的内容：

• 棉纺厂老板（轻工业）：下午有人来「聊聊天」，说以后打仗归打仗，厂子最好别动，机器是要留的。我没点头，也没拒绝，只说了一句：只要还能开工，我配合。

• 航运公司负责人（重资产）：风声鹤唳，我搬不走。但不管谁来了，只要搞工业化，这东西都用得上。

• 贸易与金融资本（已在撤离）：他们还在讨论谁会赢，我已经不太关心了。如果连货币都守不住，那它赢不赢，和我关系都不大。朋友劝我等等，说新的那边也许会留空间，我笑了笑。空间这东西，只对愿意赌的人有意义。

我写过一户浙北人家的家传，兼有第二和第三两种情况。历史关口，兄长先一步拿钱去了香港，弟弟守着工厂观望。

有人来了，不准裁员、不准降薪、不准歇业、清算税款到清末民初，而通胀依旧，亏得一塌糊涂。

弟弟弟实际上成了人质，兄长不得不又将钱调回来折腾到倾家荡产，才被允许公私合营。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不是被强行拿走的，而是主动求着把工厂收走。

「过渡期」是一份风险对冲方案

学界后来反复讨论，企业家是否真的「相信」过共同发展的过渡时期说法？

老板们读到的不是《资本论》，而是政策文件里反复出现的词：保护民族工商业、五种经济并存、不立即消灭民族资本。

这些话在当时并不抽象，而是非常具体地对应着几个现实问题：工厂会不会被没收、老板会不会被清算、企业还能不能继续运转。

毕竟，辛辛苦苦打下的产业，就像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就此湮灭。

1948年前后，上海工商界出现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不再公开站队，但开始「留后路」。

有人与地下党接触，有人主动表达愿意配合稳定经济，有人悄悄把企业技术人员名单整理好， 一个个做工作。

我过家传的抗战中大出风头的滇缅公路总工程师，在其司机的建议下，将已经装上船的美式筑路机械卸了下来，人也留了下来《》

荣毅仁、卢作孚、周叔弢们，普遍有一个共同预期：国家会主导工业化、私营经济会被利用、改造是长期过程。

他们预期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路径。

他们押中了秩序，却低估了节奏

对于身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而言，「秩序」是压倒一切的追求。

大军到来的那一天，各人心态不同，但留下来的，和荣毅仁一样，相信接下来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过渡期。

但他们低估了历史的速度。

从1952年三反五反开始，到1956年公私合营基本完成，一气呵成。

至于「耕者有其田」的承诺，1950年实现，1954年开始合作化，1958年实现了社会化，历史上农民第一次没有了私有土地。

从结果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判断，还是一次失败的下注？

• 如果以个人财富衡量，这是一次失败的下注；

• 如果以产业保存衡量，这是一次部分成功的下注；

• 如果以社会秩序恢复衡量，这个判断甚至是正确的。

只是这个国家，后来不再需要他们以「企业家」的身份存在。

回头看，这段历史最讽刺的地方在于，企业家们最看重市场「稳定」，结果市场没了，他们作为「资本家」的历史角色也终结了。

货币是不跳了，但资本家作为「伞兵」被陈毅写入了历史。

有不准裁员、不准降薪、不准歇业、补欠税这四道绳索套在脖子上，「罪恶的资本家」不能不跳脚。最后哭着喊着求合营，都不一定能如愿。

我写过的一位上海人家，子女还是地下党高层，也是亏完所有，打了三次报告，才被允许合营。

现在倒不会这样，但通缩同样也会把所有积蓄给耗完，就像现在的不动产。

南京博物院偷卖藏品的事，今日有了结果。没有走掉的庞家，为这段历史作了个注脚《》

一条弯曲的时间线

如果把这几年的变化列出一个时间表，青山如故，只是人心变了。

1945年胜利才到，行业分歧已经出现。

1946年时，通胀失控，有人还在等，而金融资本钱先走，人再看看。

真正的分叉出现在1947年。

这一年，解放区币值稳定、市场秩序的信息开始在工商界传播。这些信息不是通过报纸，而是通过商人之间的私下往来。

轻工业界开始减少与官僚资本的纠缠，转而期待另一种秩序。

重工业资本此时反而更愿意赌。像航运、能源、矿业出身的企业家，觉得新的工业化大潮会带来更大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搬不走……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不少「红色资本家」几乎都来自重资产、基础设施领域。无奈之下，只能硬赌自己「有用」。

到了1948年，没走的已经走不掉了，而金融资本几乎不在牌桌上了。

从结果回看，没走的，企业还在，但人出局，类似于只要「蚂蚁」不要「马云」。

走了的金融资本押中了风险判断，但退出了中国经济叙事。

他们谁都没有「看错」，但历史只兑现了一部分判断。

77年后，如果让同一个人再写一次账本，结局也不会有太多变化。

看看现在的考公大潮，便知人们有多渴望稳定。

大潮之下勿侥幸，这就是历史的定论。

当然，暗流也有：黄金大涨、绿纸吃香。

我不是在建议投资，只是说，青山如故、逻辑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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