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的艰苦生活，你经历过吗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日子过得紧巴，几乎啥都要票——粮票、布票、肉票、糖票，连火柴、肥皂都得凭票买，有钱没票也难买到东西。农村人靠工分吃饭，干得多拿得少，整年在地里刨食，可分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早上喝玉米糁子就咸菜，中午搅团或糊糊面，晚上剩汤稀得能照月亮。青黄不接时，就得去河滩挖野菜、树上采榆钱、沟边揪苜蓿填肚子，一年到头难见荤腥，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点肉，猪油渣撒点盐就是孩子们的宝贝零食。

穿的衣服更是补丁摞补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哥哥姐姐穿旧的衣服传给弟弟妹妹，颜色只剩灰、黑、蓝，没有多余的花样。农村的房子挤，几代人住一间是常事，电器没有，手电筒算稀罕物，自行车是大件奢侈品，出门靠步行，有的老农民一辈子没去过县城，没坐过火车。

吃水是大问题，村里的井在河下，挑水要走陡坡，阴雨天路滑，桶里的水晃得只剩半桶。有句老话“累死累活，不给郑尚坡干活”，就是说挑水的苦。白天上工，收工还要担两桶水，肩膀压得通红，遇到雨天，泥路滑得摔跟头，水洒了一地，只能再去挑。

孩子上学条件差，大队小学是土坯房，一个班五十多人，课本只有语文和算术。书包是旧布改的，或者妈妈用头巾缝的，铅笔头短得捏不住，就用竹筒套着写，橡皮擦是稀罕物，有的同学连带橡皮的铅笔都没有。老师又当老师又当家长，冬天在向阳墙根给卫生不好的女生洗头，给男生缝扣子，师生感情亲得像家人。

医疗倒省心，大队合作医疗点花五分钱就能看病，赤脚医生经过培训，随叫随到，普通感冒发烧在家就能治。可要是得大病，就只能硬扛，没钱去大医院。

晚上没有电，煤油灯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妈妈纳鞋底，爸爸补衣服，孩子们写作业，温馨得很。孩子们吃完晚饭，就跑到晒谷场捉迷藏、打弹珠，笑声能传遍整个村子。女人们凑着拉家常，男人们聊农活，老人下棋讲故事，热闹得很。知识青年的文艺队来演节目，或是公社放电影，全村人都赶过来，银幕挂在打谷场上，上千人挤着看，看到鬼子被炸飞，欢呼声震得麦垛都抖。

工分是农村人的命脉，青壮年一天挣10分，妇女7分，小孩割草换3分。年底算账，10工分抵8分钱，全家干一年，也就分到200斤谷子、30斤苞谷。分粮日最揪心，全村人挤在保管室门口，盯着会计的账本，有人蹲在粮堆旁，手指头抠进麻袋缝，怕轮到自己只剩秕谷。有年干旱，分到的红薯都是拇指大的“耗儿苕”，妈妈磨成粉掺树皮蒸馍，嚼着像吞沙子。

改革开放后，承包了土地，第一年收稻子，锅里终于有了白米饭，配着腊肉炒蒜苗，爸爸夹第一筷子时手都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稠的饭！”现在孙子开宝马回来，后备箱塞进口零食，可老人总念叨：“现在的娃娃，半碗饭倒了眼都不眨，哪知道当年舔碗底的日子。”

那些日子苦，可大家团结，没有攀比，心里装着集体。现在生活好了，可老人总说，那时的人情味，现在难找了。那些一起劳动、互相帮衬的日子，成了最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