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6号,上海军事法庭突然炸了锅——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居然被判“无罪”!这消息一出来,全国老百姓都气疯了:这货在华北搞“三光”扫荡,杀了多少中国人?凭啥放了他?给这战犯辩护的,居然是当时沪上有名的大律师江一平!后来冈村活到82岁,江一平活到73岁,可他死后墓碑上只有七个字:“浙江余杭江一平”,连自己活了多久都没写。这律师到底咋想的?结局为啥这么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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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平1898年生在浙江吴兴,早年读东吴大学法学院,后来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拿了法学博士。回国后在上海当大律师,抗战时还帮国民政府起草过战时司法法规,一度是“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的委员——按说这身份,咋会接冈村的案子?
1948年底国民党快守不住大陆了,想借冈村的军事经验打共产党,所以悄悄想放他。江一平第一次见冈村是国防部派人陪的,冈村穿灰囚服剃光头,见他进来规规矩矩鞠了一躬,江一平没还礼,就坐简陋木椅上听。冈村用生硬中文说自己1944年当华北司令后一直在“安抚民众”,还下过禁令不许士兵扰民。江一平全程没反驳,就低头在笔记本上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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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让是复旦教授,后来新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专门从杭州跑来劝他:“这种案子你为啥接?”江一平沉默半天,只说“我是律师”,还补了句“就算被告是敌人,也该有依法辩护的权利”。
庭审那天,主审法官是石美瑜,公诉人王家楣念起诉书念了整整一小时,把冈村的三光政策、强征慰安妇、用毒气弹都列了一遍,旁听席有人低声哭。轮到江一平,他穿黑色律师袍站起来,说查了日军1944到1945年的全部作战命令,没找到冈村直接下令暴行的证据;还说冈村1944年10月下过《关于军队纪律之通令》,明令禁止无故杀平民。
庭下有人当场炸了:一个穿灰布长衫的老者站起来喊“难道日本鬼子杀人,还要被害者拿出户口本才算数?”法警赶紧劝。江一平没慌,又说冈村是日本陆军“统制派”,和东条英机的“皇道派”不对付,很多暴行是前线将领擅自干的,怪不到最高指挥官头上;还提日本投降后冈村帮着维持秩序,算“有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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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庭审结束前,江一平做总结陈词,声音第一次有起伏:“我二弟参加过淞沪会战,我在上海拒绝过汪伪合作,论民族大义我不输给谁。但法律要不枉不纵,不能用民愤代替法理,不然法庭和街头有啥区别?我们打八年抗战,不就是想建个法治新中国?”当时《大公报》记者徐铸成回忆,公诉人都没立刻反驳——这矛盾太怪了:爱国的人给侵略者辩护,理由居然是为了法治。
法庭真采纳了他的意见,判冈村无罪。判决书说“没证据证明冈村下令或纵容暴行,还帮着维持秩序,所以无罪”。这结果一出来,社会抗议炸了,但国民党当天就让汤恩伯通知冈村第二天坐船回日本。
江一平名声彻底臭了,上海解放前他带着家人逃到台湾。一开始想重操律师旧业,可没人敢找他;后来经朋友介绍,去东吴法学院(台北复校)教书,讲国际法和民法。他的学生回忆,课堂上常说“法律必须独立于政治”,但很少主动提冈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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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江一平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一次完整说冈村案:“我不是为冈村个人辩护,是为法律程序辩护。如果连战败国将领都不能依法辩护,法治就没了。”但他也承认,当时政治环境太乱,“没法真正司法独立”。
1971年江一平病逝,享年73岁。身后没留下多少私人文件,日记书信都散了。他的墓碑只刻了七个字:“浙江余杭江一平”,没头衔没生卒年没墓志铭。冈村宁次1966年死在东京,回忆录里谢过江一平“专业冷静”,但也说审判“受政治影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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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平既没被清算,也没东山再起,就在台湾默默过了一辈子。大陆以前很少提他,台湾也只有法学界少数人知道,直到近年战后司法史研究才重新审视他——这律师的一生,到底是坚守法治底线,还是站错了队?没人能说清。
参考资料:《大公报》(1949年冈村宁次审判相关报道)、《东吴法学院在台复校初期口述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江一平口述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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