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被抓后，遭到如何对待？当年审讯官：我终生忘不了那惨叫声

“生为人民干部，死为革命英雄。临敌大节不辱，永记人民心中。”

这是陈毅元帅对她的评价，她就是中华民族抗日英雄，赵一曼。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走在一曼街上，看着放学的孩子攥着辣条跑过，路边的公交报站声混着小贩的吆喝，很少有人会特意停下看路牌上“一曼”两个字的来历。

可89年前，就是这个叫赵一曼的女人，在这条街附近的地下室里，忍着腿骨碎裂的剧痛，把“中国人”这三个字，刻进了侵略者的梦魇里。

她并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四川宜宾白杨嘴村一个叫李坤泰的普通姑娘。

1905年出生时，家里还是当地有点名气的地主，父亲花钱买了个“监生”的名分，平时给乡亲们看看中医，母亲兰明福操持着一大家子的吃喝。

可就是这样一个“锦衣玉食”的姑娘，从小就透着股“叛逆”。10岁那年，母亲拿出缠足布和尖尖鞋要给她缠足，她哭着抢过柴刀，把那些束缚女人的东西砍得稀烂，任凭家人怎么骂，就是不肯低头。

赵一曼的童年没少跟家里“闹别扭”。13岁父亲去世后，大哥李席儒和大嫂管家，硬是不让她继续读书，说“姑娘家认得几个字就行，迟早要嫁人”。她不服气，偷偷找大姐夫郑佑之诉苦。

这个姐夫可不是普通人，是四川早期搞马克思主义的，手里总揣着《新青年》和《共产党宣言》。郑佑之没多说大道理，只把这些进步刊物塞给她：“你自己看，路是自己选的。”

就是这几本书，让李坤泰第一次知道，原来除了家里的灶台和私塾的四书五经，外面还有“反帝反封建”“妇女解放”这样的新鲜事。

1923年，18岁的她瞒着家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在村里组织了个“妇女解放同盟会”，拉着邻村的姑娘一起说“不裹足、不早嫁”。

1924年，她实在憋不住对兄嫂的不满，以“一超”为笔名，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上写了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好多革命青年给她写信支持，当地团组织也找到了她，这才算真正踏上了“追光”的路。

1926年是她人生的转折点。这年2月，她考上了宜宾女子中学，开学没多久就因为带头宣传反帝思想，被选为学生会常委；5月又成了宜宾学联的常委，负责宣传工作，连妇联主席的担子也压到了她肩上。

也是这年，经郑佑之推荐，她从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正式改名叫李淑宁，那时候她还没料到，后来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她会用“赵一曼”这个名字，让日寇闻风丧胆。

这年11月，党组织派她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黄埔武汉分校”。在那里，她第一次摸枪，第一次学战术，每天跟着男学员一起跑操、练射击，皮肤晒得黝黑，却笑得比谁都亮。

1927年9月，她又被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那里认识了湖南小伙陈达邦，这个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和她一样满脑子革命理想。

1928年春天，两人在莫斯科结婚，不久后赵一曼怀孕，组织上考虑到她的身体，让她提前回国。

回国后的日子过得颠沛流离。1928年11月到上海，12月又被派到宜昌，1929年2月，在宜昌一间简陋的民房里，她生下了儿子，取名“宁儿”。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她第一次尝到做母亲的柔软。

可革命工作不等人，1930年她把宁儿送到陈达邦大哥陈岳云家寄养，临走时偷偷在孩子的小衣服里塞了张自己的照片，她不知道，这张照片后来会被宁儿摩挲到边角起毛，成为母子俩唯一的念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消息传到上海，赵一曼坐在出租屋里，盯着报纸上“日军占领沈阳”的标题，眼泪掉了一地。

她找到组织，坚决要求去东北：“我会打枪，会做群众工作，让我去前线！”这年冬天，她化名赵一曼，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刚到东北时，她先在沈阳的工厂里搞工人运动，穿着粗布棉袄，跟女工们一起纺纱，晚上就凑在煤油灯底下讲抗日的道理。

1932年，她调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到了哈尔滨后，又代理哈尔滨总工会书记。

1933年4月，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她白天躲在电车厂附近的小铺里指挥，晚上冒着风雪去工人家里慰问，工人们都亲切地叫她“李姐”。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个说话温和、总帮着解决孩子上学问题的“李姐”，后来会带着游击队在山林里跟日军周旋。

1934年，赵一曼被派到珠河县（今黑龙江尚志市）任中心县委特派员，后来又兼任铁北区区委书记。珠河的冬天冷得能把耳朵冻掉，她穿着胶鞋在雪地里跑，发动农民成立反日游击队，有时候一天要走几十里山路，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抓把雪吃。

当地的老乡记得，她总骑着一匹白马，腰里别着两支手枪，打起仗来比男人还勇猛，“红枪白马赵一曼”的名声，就这么在白山黑水间传了开。

1935年秋，她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部主任，带着队伍在哈尔滨以东地区打游击。

有次，他们在春秋岭伏击日军的运输队，赵一曼带着战士们趴在雪窝里，等日军的马车靠近，她一枪打穿了带头日军的帽子，大喊“冲啊！”战士们跟着她冲上去，缴获了好几马车的粮食和弹药。

战斗结束后，一个小战士问她：“赵政委，你不怕子弹吗？”她笑着拍了拍小战士的肩膀：“怕啊，但咱们怕了，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

可游击战的艰苦远超想象，日军的“扫荡”一次比一次狠，队伍里缺粮缺药，有伤员只能用草药敷伤口。

赵一曼看在眼里，就带着战士们去山下的村子里跟老乡换粮食，每次都把自己的毛巾、钢笔留给老乡，说“等胜利了，咱们再还你们更好的”。老乡们也心疼她，有时候会偷偷把鸡蛋埋在雪地里，留张纸条写着“李姐收”。

1935年11月，赵一曼带着队伍在珠河县小西北沟跟日军遭遇，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她主动留下来殿后，左腿被日军的子弹打穿，鲜血很快染红了棉裤。她靠着一棵大树继续射击，直到失血过多昏过去，被搜山的日军抓住。

押她下山的时候，日军用梯子把她抬着，又换牛车颠簸着往县城走。车轮在石头路上咯吱响，伤口疼得她浑身冒冷汗，可路过珠河城时，她还是猛地抬起头，对着街上的老百姓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

这一喊，惊动了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的外事股长大野泰治。这个在东北混了多年的老牌特务，专门负责审讯抗日分子，他听说抓了个“红枪白马”的女政委，立马赶了过来。

第一次审讯，大野泰治以为能轻松拿下这个“瘦弱的女人”。他把一张白纸拍在桌上：“说吧，你们的据点在哪？有多少人？”赵一曼瞥了他一眼，编了个假名字应付，问起为什么抗日，她坐直了身子：“我是中国人，除了抗战，没别的路可走！”

连续几天审讯，大野泰治没问出一句有用的，急得拿鞭子抽打她左腕的伤口，又戳她腿上的伤处，可赵一曼哪怕脸色煞白，也只说“不知道”。

日军见硬的不行，又怕她死了没口供，就把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这可不是好心，是想等她伤好点再接着审。

负责治疗她的医生，是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偷偷给她用了最好的药；看守她的警察叫董宪勋，护士叫韩勇义，一个看不惯日军的蛮横，一个因为父亲被日寇害死，心里憋着恨。

赵一曼看出了两人的心思，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在换药的时候跟董宪勋聊：“你也是中国人，看着同胞被欺负，心里好受吗？”又跟韩勇义说：“我儿子以后也会长到你这么大，要是他知道他妈在跟日本人打仗，肯定会骄傲。”

20多天后，董宪勋和韩勇义下定决心帮她逃跑，这个被日军折磨得只剩半条命的女人，用她的信念，点燃了两个普通人心里的反抗火种。

1936年6月28日，哈尔滨下着暴雨。董宪勋背着赵一曼从医院后门溜出来，坐上事先雇好的小汽车，往抗日游击区赶。

赵一曼腿上的石膏还没干，雨水泡得药味混着血腥味直往鼻子里钻，司机回头看的时候，却见她在笑：“快了，再走点就到了。”不幸的是，后来她还是被抓了。

第2次被俘后，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拘留所，这次日军彻底没了耐心。特高股长林宽重亲自审讯，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甚至用烙铁烫她的胸部，把指甲拔到第3颗，她咳着血，还是摇头。

日军的宪兵在日记里写：“她像块铁，越冷越硬。”

1936年8月1日，日军决定把她押回珠河“游街示众”，想震慑老百姓。火车上，赵一曼知道自己没时间了，跟押送的伪警要了纸笔，她要给宁儿写封信。

手因为酷刑抖得厉害，字写得歪歪扭扭，可每一句都戳心：“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写完信，她把纸叠好塞进贴胸的口袋，指尖摸了摸口袋里那张宁儿的小照片，那是她从苏联回来时带的，一直没舍得丢。

8月2日，珠河县城的街上挤满了人，日军把她绑在大车上“游街”，她却昂着头，对着乡亲们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到了小北门外的草坪，日军军官问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她把怀里的信递过去：“把这个传给我儿子。”枪响的时候，她看着远处的山，好像在等什么，这年，她31岁。

赵一曼牺牲后，那封信被日军当成“罪证”收了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才从日本的档案里找出来。

1956年，26岁的陈掖贤（宁儿）到珠河的纪念馆，第一次看到母亲的遗书。工作人员不让他碰玻璃展柜，他就把手按在玻璃上，小声喊了句“妈”，眼泪砸在柜门上。

1982年，陈掖贤因为过度思念父母和妻子，选择了自杀，临死前把自己和父母、妻子的照片抱在怀里。

有人说他活得太苦，可他曾跟朋友说：“我妈是英雄，我不能给她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