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团上的星光——一座山村小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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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丽 图/网络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胶东半岛群山褶皱里的那个小山村，风是从四面八方灌进来的。

大队仓库那间被腾出来的屋子里，四十多个孩子挤在一起，像一群刚出窝的雏鸟。最小的八岁，拖着长长的鼻涕；最大的十三岁，棉袄肘部磨出了洞，倔强的棉絮探出头来，窥视着这个寒冷的世界。

他们来自周围好几个村庄，是被爹娘用期盼与无奈交杂的眼神送来的。屋子里没有课桌，没有椅子，只有他们从自家带来的蒲团。圆的、方的、破旧的、崭新的，一个紧挨着一个，直径大约三十公分，在这片冰凉的土地上圈出了一小块温热的、属于知识的自留地。

这便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所“山村初级小学”中最普通的一个。它的全部家当，是四面漏风的土墙、一方吱呀作响的黑板，和一位胖乎乎却有着无尽耐心的女老师——鞠老师。

在这里，教育的第一课，不是拼音与数字，而是如何在这片蒲团方阵中，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并在别人挪动时，毫不犹豫地伸出小拳头捍卫它。

蒲团方阵：非标准化的生存智慧

这间教室的生态，是1950年代中国农村教育最凝练的标本。它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学校”，而是一个为了解决“有或无”的问题而诞生的教育前哨站。

彼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学校向工农开门”的号角虽已吹响，但对于深陷于群山之中的村庄而言，国家的蓝图落到实地，首先是一道关于生存的算术题：如何用最少的资源，让最多的孩子触摸到知识的门楣？

于是，“四二制”的学制在这里发生了奇异的形变。理论上，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两年。但在鞠老师的教室里，时间是以“拨”来计算的。她把孩子们分成四拨，像一位从容的牧人，轮流照料着不同山坡上的羊群。

一拨上语文时，另一拨在蒲团上默写；一拨学算术时，隔壁那拨正用树枝在地上演算。这便是“复式教学”——一位老师，一间教室，多个年级同时授课。它不是理想的教育模式，却是那个时代最具创造力的教育工程学，是在师资与校舍双重匮乏的绝境中，逼出的一种高效集约方案。

这种“非标准化”，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课程表上虽有“体育、音乐、图画”，但在小丽的记忆里，从未上过这些课。歌声是从村里大姐姐们洗衣服的溪边学来的，图画是刻在田间泥地上的。

真正的课程核心，被严峻的生活提炼得无比清晰：语文与算术。语文是为了识字，能看懂合作社的通知、家人的书信；算术是为了计数，能算清工分、丈量土地。教育的目的，从未如此直接地与“生存”和“劳动”捆绑在一起。

而那一片紧紧相依的蒲团，则是这幅图景中最动人的隐喻。

它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承载着不同的温度，此刻却为同一个目标簇拥在一起。偶尔有蒲团空出来——狗蛋、水生回家割麦子了；小芳、秀娟请假剥玉米了——这便是“耕读小学”的另一面：教育必须为农时让路，知识的汲取与土地的收获，在同一条生命线上起伏。

候鸟的征程：从初小到高小的“长征”

对大多数孩子而言，这间蒲团教室，已是他们教育航程的终点。初小四年，像一场短暂的启蒙露营，之后，现实的引力便将他们拉回土地，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总有一些渴望，如同星火，试图穿越更远的黑夜。

能读完初小，已是幸运。而“高小”，则是一个需要仰望的名词。它不在本村，通常在乡镇驻地或更大的村落。那是一座“完全小学”，象征着完整、正规与更高的阶梯。

从山村到乡镇，这段路程对今天的儿童而言或许是一次郊游，对当时的孩子，却可能是一次需要寄宿、与家庭经济能力搏斗的“长征”。

四年级那几个最终走向更远小学校的孩子，像一群迁徙的候鸟。他们离开了蒲团的温热，踏上的是更为崎岖的求知路。高小的课程表上，增加了自然、历史、地理，黑板上可能还会有中国地图和五大洲的轮廓。

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学习珠算。那噼啪作响的算盘声，是连接抽象的算术与具体生计的桥梁，是为未来可能担任合作社记账员、生产队会计预备的技能。高小毕业，在乡村社会已堪称“知识分子”，是少数能继续向县城中学冲刺的“尖子”，更是乡村建设急需的初级人才。

小丽的大哥，便是这极少数中的一员，他甚至飞得更远，去了烟台的初中。而小丽自己，在这蒲团上仅仅坐了半年，便因父亲的召唤而离开，像一颗被“偶然”风吹向远方的种子。这种个体命运的偶然性，恰恰映射出那个时代农村教育网络的稀疏与脆弱——一次工作调动、一场家庭变故，就足以彻底改变一个孩子的教育轨迹。

薪火与星河：从“有书读”到“读好书”

那个流着鼻涕、在黑板涂鸦后被鞠老师厉声批评却深深怀念她的小女孩，她的小学，是在城市里完成的。紧接着她考上了全国闻名的中学，成了一名好学生。而她记忆中的那座山村小学，连同那位后来远赴新疆的鞠老师，都已成为历史深处的一个定格画面。

鞠老师的身份是“社员”，拿的是“工分”。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那蒲团上的方阵，那为争抢座位而挥舞的小拳头，那在农忙时节突然空旷的教室，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是一场伟大而悲壮的扫盲战役的基层据点。在国家积贫积弱的起点上，它用最低的成本、最灵活的方式，试图点亮最偏远角落的文明星火。它的目标不是培养精英，而是完成一场针对数亿人口的文化脱盲与常识启蒙。

而鞠老师们，就是这场战役中深入最前线的士兵。他们传授的知识或许有限，但他们传递的“读书有用”的信念，以及在那凛冽寒风中守护一方教室的坚持，本身就是最宝贵的课程。

从“蒲团方阵”到今天的标准化校舍，从“复式教学”到专业的分科教育，从为农时让路的“耕读”到九年一贯的巩固率，这条路中国走了七十余年。

小丽向那个山村小学的同学诘问过——“小学生还用跑很远地方上学吗？”“棉袄一定很暖和了吧？”——答案早已刻录在遍布乡村的坚固校舍、营养午餐计划、“互联网+教育”覆盖的课堂上。

当年，教育的目标是“有书读”，是生存技能的附带品；今天，教育的目标是“读好书”，是关乎个体全面发展与未来无限可能的基石。当年，一个鞠老师要守护一片蒲团方阵；今天，一个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一个专业化、系统化的国民教育体系。

寒风中的那间仓库教室早已不在，蒲团也已被舒适的课桌椅替代。但那些在冰冷蒲团上挺直的稚嫩脊梁，那些在匮乏中依然灼灼发亮的求知眼神，构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最坚韧、最动人的底色。

他们汲拉着的鼻涕，冻得通红的耳朵，是那个时代沉重的叹息；而他们最终穿越山海，走向更广阔世界的身影，则是那叹息之后，如星河般逐渐亮起的、不可阻挡的黎明。

伟大的乡村教师张桂梅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那座山村小学的长征，是为了一块能安稳读书的蒲团之地；而今天的长征，是为了让每一块土地上的孩子，都能拥有仰望并触及璀璨星空的均等机会。从蒲团到星空，这条路，中国一直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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