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的马

在古代，马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帮手，被誉为六畜之首。在《周易·系辞下》中，马被赋予了“负重致远”的神圣使命。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马这一矫健且灵动的生灵，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马被人类驯化后，人类文明的进步也随之快马加鞭。考古资料显示，人类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便开始驯化野马。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甘肃省永靖县齐家文化遗址，曾发现随葬的马骨。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墓葬中，则发现了大量的马骨和马车。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更是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和情感。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马”象形的文字：长脸、大眼、鬃毛飞扬、长尾有蹄，与马的形象高度吻合。在后来的语言文字中，与马相关的词汇非常丰富，我们走的路称“马路”，穿的衣服有“马甲”“马褂”，走路快形容为“快马加鞭”“马不停蹄”，犯了错为“马失前蹄”，作出贡献为“汗马功劳”，祝福则有“马到成功”，等等。这些与马有关的词汇，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佐证了马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西周时期，马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更加广泛，而且对马的使用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要求，不同场合使用不同品种的马匹，以及马的装饰用品，都体现着周代的礼制要求。《后汉书·舆服志》载：“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考古发掘出土商周时期关于马的文物，主要是马车、马具、马骨。以马为主题的玉器也开始少量出现，如河南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马（图1），山西晋侯墓地出土的黄玉马（图2），陕西秦景公墓出土的黑玉马头等。

图1 妇好墓出土玉马

图2 晋侯墓出土黄玉马

由于马在农业、交通、军事中的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马政。《礼记·月令》里就出现了“马政”一词，即与马有关的行政或政治制度。商代设有专门养马的马小臣，周代则设立了分工明确的马政制度。《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周代的马官有校人、牧师、趣马、巫马、圉人、圉师等，分别负责管理王室马的喂养饮食、医疾、祭祀等事务。如陕西眉县出土的盠驹尊铭文记载了周王举行执驹典礼，升新驹入王室马厩的过程。出土的秦封泥中也有“御厩丞印”“官厩丞印”“都厩丞印”“左厩丞印”“右厩丞印”“上家马丞”“都厩”“左厩”“右厩”等；秦印当中有“左厩将马”“右厩将马”等。

战国中期，赵武灵王发愤图强，下令向胡人学习骑马射箭，掀起“胡服骑射”的热潮，改变了当时赵国的军制和民众的日常服饰习惯，赵国的国力从此逐渐强大起来，不但打败了过去经常侵扰的中山国等，而且还向北方开辟了疆域，成为当时争霸中原的“七雄”之一。此后，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正式在中原各诸侯国间盛行，马的繁殖与培育逐渐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秦楚等大国形成了“持戟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兵力结构，出现了“千乘之家”“万乘之国”以车马代表财富的语汇。从考古发掘来看，周秦时代的高等级墓葬一般都有陪葬的车马坑。如洛阳东周王城发现的“天子驾六”车马坑，秦始皇帝陵则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兵马俑陪葬坑，并发掘有制作精美的铜车马。汉代时出现了专用的明器，即用小型的陶制马俑代替真马陪葬，唐代则出现了制作精美的三彩马俑（图3），成为陪葬文物中的代表之作。

图3 唐三彩腾空马

祭祀马

古人认为人死后将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因此，在逝者入葬时，会将生前所用之物随葬地下，以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车马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自然也被纳入随葬的范畴。但马属于珍贵资源，在商朝的祭祀中动辄用牛成百上千，而用马作祭品的现象却较为少见。西周时，物质文明得到较好的发展，马的资源较为丰富，贵族的墓葬中出现了陪葬的车马坑。如河南洛阳的东周王城遗址中，发现多座古墓和车马坑、马坑，其中5号车马坑残留马骨达70具。商周时期，用真车真马殉葬，是一种礼制，对于不同的级别，殉葬车马的数量有着严格规定。春秋战国时期，车马殉葬制度开始走向衰落，出现了真车真马陪葬向陶、铜等器物车马过渡的现象，即便殉葬的马匹也是体质较弱的驽马。如陕西凤翔血池遗址祭祀坑中的马骨（图4），通过DNA测定发现，这些殉马大多年龄在一岁到一岁半之间，与《史记》中郊雍祭祀用“驹”的记载完全吻合。

图4 血池遗址马骨

玉石马

玉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装饰陈设、宗教祭祀以及殓葬辟邪等。玉石本是没有生命的矿物，但在中国古代，由玉石制成的各种玉器则被赋予了无限的灵性，成了一种超自然的物品，不仅是身份等级的标志和“究天人之际”的通神礼器，还是趋吉避疫的吉祥之物，是儒家思想“德”的象征。从考古发现来看，早期的玉马雕刻以片雕为主，着重表现马的形态特征，大多只体现马首、四肢以及马尾等关键部位。如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马，造型呈扁平状，具有商代“臣”字眼的典型特征。西周时期，玉马的造型注重写实性，逐渐演变为圆雕造型。如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黄玉马，采用圆雕的手法雕刻，侧面则用双阴线“一面坡”的雕刻技法。汉代以后，玉马造型则更为生动灵活，不仅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玉雕技艺水平，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龙马精神”的崇尚与追求。如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仙人乘天马（图5），集合了羽人、天马、玉石等元素，展现出一种天马羽人在仙境中凌云遨游的神态。

图5 仙人乘天马

青铜马

商周和秦汉之际，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是出土文物中的代表。商周时期虽然是青铜器的鼎盛之时，但出土的青铜马却不多，马的造型最具代表应是陕西眉县出土的盠驹尊（图6），全器以写实的手法雕塑出一头雄性小马驹形象，整器精准再现了小马驹的全身比例和身体结构，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秦汉时代，尽管青铜器已经走向衰落，但出土的青铜马却较多。如秦始皇帝陵陪葬坑出土的铜车马，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礼制最高、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西汉阳信公主墓附近出土的鎏金铜马，为仿照西汉时期大宛国所产的“汗血宝马”精制而成，为汉代相马术的实体标准器；甘肃武威雷家台汉墓中一次就出土37件青铜马，成仪仗队组合排列，其中的铜奔马，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把奔马和飞鸟绝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古代青铜马中的精品之作。

图6 盠驹尊

陶俑马

陶俑在古代雕塑艺术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开始将泥捏的人体、动物等放入炉中与陶器一起烧制。秦汉以后，随着殉人制度的衰落，陶俑逐渐替代了殉人、殉马，逐渐成为陪葬器物的主流。秦代陶马以秦始皇帝陵兵马俑最具代表性，其大小和真马相似，处于明器替代实物的初期。汉代以彩陶为代表，陶马已经明器化，体型较小，具有象征性。如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出土的西汉彩绘陶马，体型与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相比已大为缩小。唐代的墓葬中出现了著名的三彩马，这种以黄、褐、绿三色为主的釉陶器，虽然实用性远不如当时已经出现的青瓷和白瓷，但却成为陶器发展的顶峰之作。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三彩三花马（图7），器物大小与汉代彩陶马相似，但制作精美，造型逼真，为唐三彩马的代表器型。

图7 唐三彩三花马

石雕马

石雕是古老的民间艺术。从古至今，雕刻艺人以石为材，镌刻历史，传递文明。马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一直是石雕作品的主题之一。如果说玉石适合随身把玩，石刻雕像则适合室外陈列，长期保存。早在秦汉时期，贵族墓葬前就出现了动物石刻、石俑等，如汉代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采用圆雕、浮雕及线刻手法，通过对战马和匈奴的生动刻画，体现了霍去病征服匈奴的英雄业绩。此后的历代王朝，均保持了墓葬前摆放石雕的传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以马为主题的石刻雕像，既见证了历史，也传承了文化。如唐昭陵六骏石刻（图8），以李世民乘过的六匹战马为原型制作，姿态神情各异，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唐代西域马的形态，开唐代骏马雕塑的时代新风。

图8 昭陵六骏（部分）

绘画马

在中国绘画史上，以马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较多，马一直是装饰、审美、意象的重要表达对象。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阴山、阿尔泰山等地就出现了早期的岩画，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则出现了马的形象和纹饰。秦汉时期，墓葬中出现以马为题材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隋唐以来，画马成为绘画流行的时尚，擅长画马的画家不仅有职业画工、宫廷画家，还有文人画家，涌现出大量绘画马的作品。如唐代韩幹《牧马图》（图9），运用了“铁线描”绘画技法，以纤细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马匹的轮廓，寥寥几笔便勾出了马的健壮体型；宋代李公麟《五马图》，用白描的手法画了五匹西域进贡给北宋朝廷的骏马，成为后世画鞍马的范本；元代赵孟頫《浴马图》（图10），马体精确细腻柔美，神情姿态舒展自如，为古代文人画意与宫廷工笔的典范之作。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图9 韩幹《牧马图》

图10 赵孟頫《浴马图》

（图文来源于“中国文物报”，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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