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战后，美国的成功驯化，如何让亲美意识，根植于日本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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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主导的对日占领保留了天皇制，使之成为维系日本国家认同的精神资源，天皇依然在政治架构中发挥权威作用。鉴于《明治宪法》体制中天皇拥有总揽国政的统治权，在追究战争责任问题上，天皇首当其冲，而这是保守势力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因此，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地与盟总进行沟通斡旋，着力将战争责任转嫁到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身上。

日本接受战败是以昭和天皇“圣断”的方式实现的，这一举措不仅将天皇的战争责任搁置起来，而且在将天皇制体制转变为战后新体制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此过程中，不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制得以保留。

昭和天皇因为“圣断”而变身为“和平”天皇，事实上，战后保守势力在其重新组织强化的过程中，也利用了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新天皇。

日本政府在战后初期成立的“战争调查会”在战败后不久遭遇挫折，也许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倘若揭开调查责任的真相，即使是贯彻“无答责论”的原则，也不得不讨论天皇的责任，还要面临与盟国组织的国际法庭如何交涉的难题。有鉴于此，美国利用天皇权威维系政治体系的稳定，追究天皇战争责任这一问题也就被搁置起来。

战后日本人理解的战败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对美军的惨败，而非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曾在中国战场指挥航空部队的远藤三郎少将写道：“我本人从军后直接参加的战斗中从未失败过，因此我无法从心里接受失败。战争之所以失利，是因为战争目的不纯以及物资不足，中央对战争指挥的拙劣更是主要原因。”

败给中国的意识如此淡薄，意味着日本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和总结，只是一味地局限于美国的战争观与正义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东京审判“在不歪曲战争责任的问题上反而造成了阻碍”。

东京审判中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即是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根据粟屋宪太郎等学者的研究，远东委员会驳回了澳大利亚等国的“天皇战犯论”，最终决定将天皇排除在审判之外是在1946年4月。

虽然盟总和麦克阿瑟的意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天皇被免于追诉，既不是由于盟国方面接受了立宪君主的“无答责论”，也不是单纯出于占领统治的需要，原因在于欲维持战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一个亲美并稳定的日本政府的存在不可或缺。换言之，这是为了维持稳定的议和体制不可缺少的决断。

大沼保昭也指出，东京审判中天皇不仅没有作为侵略战争的责任者受到追究，甚至也未作为证人受到传讯。这是因为美国为了顺利有效地实施占领，基于占领政策上的判断，认为天皇是一位非常有用的人物。深刻领会此意的基南检察官，为了从东条那里引出免除天皇责任的证言，挖空心思地说教诱导，甚至到了滑稽的地步，这在今天已为世人所知。由此可见，审判最终还是从属于美国的占领政策。

为了实施占领政策，美国不惜无视最本质的问题，采取政治优先和权宜主义的政策。

开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端的德国企图实现“欧洲的德国化”，而日本则试图实现“亚洲的日本化”，力图在“八纮一宇”的口号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战败之后，德国主动迅速地选择了“德国的欧洲化”路线；与之相应，本来应该朝着“日本的亚洲化”努力的日本，却全力地沿着“日本的美国化”的道路疾速前进。

在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横须贺美军基地配备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及美国驻冲绳海军陆战队迁移到关岛等问题上，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协助美国，这种亲美主义思维不仅主宰着日本政治家，也具体地贯彻至内政和外交的实践之中。

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美式民主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占领本身往往伴随着心理上的纠葛、挫折、失落和自卑。

尽管如此，美国的占领政策还是得以顺利推进，对于其中缘由，美国史专家猿谷要分析道：

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对美国的魅力有所论及，她的话代表了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心声：

颇有些吊诡的是，性风俗的变迁和美国人企图“改造”日本民族性的宣传工作十分契合。

若转型成为民主国家，日本人被告知女性必须被平等对待。“潘潘女郎”（卖春妇）的出现也许是改造者无心插柳的结果，但他们鼓励日本人学习美国人，更加开放地通过肢体动作表达爱意。

拜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所赐，1946年日本银幕上第一次出现了接吻镜头，这部电影名叫《年轻的心》，使日本观众受到熏陶，影片在年轻观众中风靡一时。当然，日比谷公园里招揽美国兵的站街女与开创先河的银幕一吻可谓天壤之别，但是公众对色情娱乐和有着丰富性暗示的流行音乐的确胃口巨大，这显示出被解放民族和战败民族之间的区别其实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大。

对日本人而言，随着格伦·米勒的《情绪刚刚好》一起到来的还有一种崭新的自由意识。

1946年，东京的某位歌舞表演者唱了一首歌，歌词包含以下内容：“人人高谈民主，但一国有二皇，民主从何谈起？”麦克阿瑟将军的属下接到线报后，这首歌就被禁了。

东京的一家歌舞伎剧场，某位名伶的精彩演出引得满堂喝彩，“东京第一！”某人叫道。“日本第一！”有人跟着起哄。“麦克阿瑟将军！”又有人大喊道。剧场里顿时鸦雀无声，因为没人还能给出比这更高的形容了。除了“太上皇”麦克阿瑟外，日本还有一位天皇，但在剧场里喊他的名字一来十分不妥，二来日本人也明白如今麦克阿瑟将军才是“大统领”，而不是处在其卵翼之下的天皇，况且天皇自己也是美国人的学生，正被塑造成日本转型的象征。

在某些人看来，“他依然在位”这一点恰恰衬托出美国人的智慧，说明最高司令官对日本人的心理洞若观火。

直至1945年还是法西斯集权国家的日本，却因为战败和被占领而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完成了制度上的民主化。主导这一过程的是美国这一现代民主国家，但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它却倒向了“麦卡锡主义”。

即使未推行“麦卡锡主义”，在二战结束时迅速确定占领政策并在日本驻军，从而控制东亚和南亚的美国议会，也依然是将“民主”作为控制手段而非社会理念输入日本。

在此意义上而言，美式进口民主在日本的社会功能与象征天皇制是一致的——不过是防止日本“赤化”和将日本捆绑在美国战车上的工具而已。

日本学者龟井胜一郎认为：

关于美国对日占领问题，众说纷纭，其中之一即是美国人一手铸就了日本的现代国家制度。日本的“西方化”始于1945年，得益于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日本在战败后仅用一到两年时间便从“封建主义”国家一举转型为民主国家。

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就已建立民主制度，只是存在诸多缺陷，而且很脆弱。西方盟国不过是在战后日本和德国创造了恰当条件，使这些制度得以恢复，根基更为稳固。这一过程并不总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日本政客和官员往往都是在受到外压之后才着手推行大快人心的改革。让美国人和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完全由美国人主导的改革既会成为战后日本身份认同的基石，也会成为一种负累。

战后日本社会以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热心推动美国式的大众消费。此时，美国发现往昔帝国日本的后裔具备附属于自己的模范条件，日本社会则是将“美国”当作优秀的典范，并寻求重新进行“自我”定位的可能性。

20世纪50年代以后，广泛存在于日本的“美国”消费体系，从卡通、电视连续剧、民谣，甚至到迪士尼乐园，生产出无数复制的“美国=日本”的产品。同时，通过这种美国主义的媒介，日本也重新建构了战后的自我。

占领日本长达7年的“美国”，对某些人而言是“解放者”，对某些人来说则是“征服者”，既是欲望的投射对象，也是形成恐惧的理由，富裕却又略带颓废。

由于阶级、年龄、性别、地域及个人体验不同，存在无数形象迥异的“美国”。与其说美国仅仅是单纯的形象，莫如说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现实，是人们面对基地的美军士兵或制度变迁的直接体验。

换言之，占领期结束后，战后日本开始努力忘却与昔日占领者的不快记忆。于是，当美国明显的暴力消失之后，日本反过来又以奇特的方式与暴力美国结合在一起，从而对“美国式消费主义”表现出无尽的欲望。

依托这种反向互动的思路，美国对于战后日本而言，尤其是对于日本本土而言，明显展现出与冷战时期的冲绳以及韩国、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等地迥然有异的“形象”。也就是说，美国不再是暴力胁迫的“他者”，而是融入了自身消费欲望的“他者”。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甚至已不再被日本指称为“他者”，至此日本社会业已将美国熔铸于自身之中，同时将自身他者化。

70年代末，近七成日本人对美国依旧抱有好感，日本社会的确是极端稳定的亲美社会。这种稳定恰好与军事独裁政权下被迫亲美的国家，如韩国、菲律宾，在独裁政权崩溃后反美意识逐步高涨形成鲜明对照。

战后日本国内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亲美舆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施加的外压在日本国内相对不容易激起极端的排外思潮和民族情绪，从而具有了某种“正统性”。尽管日本社会中始终存在程度不一的“反美”和“厌美”情绪，但是整体上而言，日本国内从官员到民众都对美国抱有一种近乎自然的“亲近感”。

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决定了美国易于利用这一失衡关系对日施压，另一方面提高了美国对日施压的成功率和对日施压有效性的期望值。因此，维护日美同盟体制逐渐神圣化，成为日本国内不可触碰的底线。

即便是在1960年修订《日美安保条约》使舆论哗然之际，在“喜欢的国家”一栏填选美国的日本人的比例也高达47.4%，远远超过选填美国为“讨厌的国家”者的比例(5.9%)。这与选填苏联为“喜欢的国家”者不到3.3%、选填苏联为“讨厌的国家”者多达50.4%形成鲜明对比。

在日本全国上下掀起反安保运动风潮、认真勾勒社会主义梦想的时代，全国性的亲美情绪依然远远凌驾于反美情绪之上，而亲苏情绪则远不及厌苏情绪。

随着国际格局的戏剧性演变，日美关系由战争结束时的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逐步向伙伴关系嬗变。日本之所以在战后将美国当作学习的榜样，一方面是饱尝了与英美开战的苦果，精英保守层对国家路线重新反省设计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将二战中强大富裕的美国作为第二次开国后确立的奋力赶超的“目标”。

战后日本人的价值观主要以《日本国宪法》为中心构筑而成，可以将其命名为“和平与民主主义”，主要以和平主义、主权者意识及人权感觉为核心，涵盖尊重生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及平等主义等观念，对外意识中的主流是亲美思想和国际协调主义。

战后日本人具有强烈的亲美意识，在2002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喜欢美国的日本人比例达72%，远高于韩国的53%。

2006年春天，美国民意调查机构在世界14个国家进行的舆论调查中，对美国抱有好感者的比例，英国为56%，法国为39%，德国为37%，土耳其为12%，日本最高，为63%。从2003年至2005年，日本国民从亲美转向反美和厌美，但还不至于全盘反美。

其后，随着感觉来自中国及朝鲜的“威胁”与日俱增，进而形成的“还是美国比较可靠”的意识再度增强。尽管布什政府的霸权主义行径一度激起反美情绪，但这一情绪并未成为社会的主流。

日本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亲美意识，并非近年来骤然形成，最早源于战后盟军占领时期，历经半个多世纪酝酿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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