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太成功，反而让垃圾焚烧厂集体失业？

“快没东西可烧了。”这是国内许多垃圾焚烧厂正在面临的现实焦虑。

就在十年前，“垃圾围城”还是许多城市的心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年间，我国新建了超1000座焚烧厂、2100多台焚烧炉，如今我们拥有了全球处理能力最高的垃圾焚烧网络，设计日处理能力已突破 110万吨。

没人能想到，这个庞大网络正陷入“无米下炊”的困境：产能严重过剩，甚至可能成为全球垃圾处理压力的潜在接收地。

据公开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的垃圾焚烧厂仅67座，而到2025年末，全国垃圾焚烧厂数量达 1064座。从在运营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炉设计处理能力来看，单日处理能力从2016年的23.8万吨增长至2024年的116.6万吨。

而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65%左右。这一目标显然已经超额完成。

产能与实际垃圾量间的巨大鸿沟，让行业平均负荷率跌至不足60%，这意味着全国有近四成的先进焚烧厂处于闲置状态。

一些地区的产能过剩情况尤为严重。在陕西渭南，6座垃圾焚烧厂因互相“争抢”垃圾导致运行负荷严重不足；河南鹤壁市的一个焚烧项目，实际运行负荷一度仅 50%。

这些投资数亿、肩负环保使命的现代化工厂，如今却在为“吃饱”而发愁。

一边是产能过剩，另一边是垃圾不够烧，这样的供需错配到底从何而来？

最直接的原因是焚烧厂建设得太多、太快了。在特许经营模式和国家补贴政策的双重激励下，中国垃圾焚烧行业经历了“黄金十年”的爆发式增长。从2015年到2024年，全国垃圾焚烧厂数量从104座猛增至 1010座，处理能力增长了16倍。不少区县追求“一县一厂”，部分项目规模设计过大，超出了实际需求。

人口结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让垃圾变少了。人口总量达峰、城镇化速度放缓，直接影响了垃圾产生的基数。更关键的是，随着绿色消费、简约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光盘行动、无纸化办公、二手经济蓬勃发展，有效抑制了人均垃圾产生量的增长。

最具冲击力的则是垃圾分类的成功推行。以上海为例，强制垃圾分类后，进入焚烧厂的干垃圾减少了约 20%。每天分出的湿垃圾占干湿垃圾总量的35%左右，这些有机质不再进入焚烧炉，而是进入厌氧车间转化为沼气。

面对庞大的闲置产能，一个尖锐而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这些“饥饿”的焚烧厂，是否会吸引其他国家寻求垃圾出口的目光，使中国从“洋垃圾”禁令国，意外变为全球垃圾的“终端处理场”？

这绝非危言耸听。尽管中国自2018年起严格执行“洋垃圾”入境禁令，但全球垃圾处理压力并未消失。中国自身形成的巨大处理能力洼地，在理论上构成了新的“价格洼地”和“容量洼地”。

在国内运营压力下，一些焚烧厂已将目光投向存量填埋场。广州计划开挖约 350万立方米存量垃圾，山东全省2024年焚烧厂共掺烧陈腐垃圾 154.41万吨，约占焚烧总量的5%。但这种“考古式”自救成本极高，每吨陈腐垃圾的处理成本可达新鲜垃圾的3倍左右，并非长久之计。

当国内资源逐渐枯竭，而财务压力与日俱增时，部分运营方转向境外寻找“替代燃料”就可能成为一个极具诱惑的选项。

特别是通过一般工业固废、可再生燃料等名义进行变相输入，监管难度更大，风险也更高。

防范这一风险，必须构筑多层次的防火墙。首先必须重申并强化固体废物进口禁令的刚性，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突破；其次与其让产能闲置或误入歧途，不如引导其向更健康的方向转型，国家最新出台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或许指明了方向；最后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在技术、装备和运营上已具备国际竞争力，不如开辟技术出海新航道。目前，中国企业以不同形式参与的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超过 50个。

垃圾焚烧厂从“消化不掉”到“吃不饱”的转变，标志着一个环保新阶段的开始。守住国门，避免成为全球垃圾的中转站，这只是底线。更积极的作为，是让这些曾为解决危机而建的庞大设施，成功转型为城市资源循环的关键枢纽，甚至成为中国绿色技术惠及世界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