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朝鲜阿斯达诸问题历史考辨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阿斯达其名始见于《三国遗事》中的檀君神话。然而，《三国遗事》中的记载却存在抵牾之处：书中援引的《魏书》认为阿斯达为檀君建都之地，《古记》则主张阿斯达是檀君“移都”之地。朝鲜古籍对此并未形成统一的定论。经考证，阿斯达为古朝鲜时期的地理名称，具体位置对应当今的九月山。韩国学者将阿斯达的涵义进行阐发，赋予其超越地理名称的文化意涵，这种阐释是特定历史时期内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物，旨在建构以檀君神话为核心的古史文明体系，但缺乏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具体实证支撑。

关键词：阿斯达；檀君神话；东夷；民族主义史学

阿斯达是古朝鲜地名，檀君朝鲜的都城，始见于朝鲜古籍《三国遗事》中檀君神话的记载。学界关于古朝鲜檀君神话的研究成果颇丰，尤其近年来，中韩学界关于檀君朝鲜的研究涌现出更多新的观点。但是，学界对于阿斯达的相关探讨仍处于薄弱环节，由于史料的稀缺、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学界一直未能形成统一的定论。特别是在韩国学者的阐释下，阿斯达呈现出涵义的多元化，且从古史地名进一步演变为韩国古史文明的象征符号，这一现象体现出主观阐释与文献记载的差异。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对阿斯达涵义的考察，本文致力于梳理阿斯达研究的不同观点，围绕韩国学者对阿斯达的不同阐释本身，考察民族主义史学对阿斯达的重塑，并借此探索韩国古史文明的建构路径。

一、史学探微：

历史文献中的阿斯达考辨

关于阿斯达的记载，始见于朝鲜古籍《三国遗事》。《三国遗事·纪异篇》记载：

《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曰：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曰：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也），开国号朝鲜，与尧同时。”《古记》云：“昔有桓因（自注：谓帝释也）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视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太伯山顶，神坛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遥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遥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遥熊女者无与为婚之，故每于檀树下，咒愿有孕遥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遥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城，始称朝鲜遥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遥周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坛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

以上《三国遗事》所援引的《魏书》与《古记》关于阿斯达的记载并不一致。《魏书》中记载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将阿斯达视为“初都”；而《古记》记载檀君“都平壤城，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将阿斯达视为“移都”。此后，朝鲜半岛的史书分别采信了这两种观点。《顺菴覆瓿稿》沿用《魏书》的说法：“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与尧同时。”《春官通考》则沿用《古记》说法：“以唐尧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始称朝鲜，又移都白岳山阿斯达。”此外，关于阿斯达的记载，《三国遗事》《帝王韵记》《高丽史》等典籍均有所出入。直至朝鲜王朝时期才基本上形成“檀君初都为平壤，后迁都阿斯达”的普遍共识。朝鲜世宗时期，汉城府事柳思讷上书：“檀君初都平壤，后都白岳，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达山为神。”端宗时期，庆昌府尹李先齐也曾上书：“檀君王俭，以唐尧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始称朝鲜，又都白岳山阿斯达，御国一千五百年。”世宗时期的《地理志》记载：“唐尧戊辰岁，神人降于檀木之下，国人立为君，都平壤，号檀君，是为前朝鲜。······檀君享国一千三十八年，至殷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达为神。”可见，两种记载由来已久，但一然所援引的《古记》与《魏书》均有疑点。一方面《古记》一书早已失传，其原文记载具体为何后世不得而知，是否确有其文难以分辨。另一方面，现存《魏书》中并无阿斯达的相关记载。一然在编纂《三国遗事》之时，可能在参考《魏书》记载的《高句丽传》与《东夷传》中有关朱蒙传说以及与三韩相关内容的同时，结合民间流传已久的檀君神话而进行了推测，但这并不表示内容为作者杜撰。当时失传的史书不胜枚举，仅就高丽时期而言，已失传的史学著作就有元傅的《古今录》、郑可臣的《千秋金镜录》、闵渍的《本朝编年纲目》、李齐贤的《史略》等，史书失传可谓民间常事。如果作者一然有意编造历史，那么，很有可能使檀君其人变得更合乎人间常态，也不至于被后人将檀君神话的传说贬为“诡怪而不可信”的历史。《三国遗事》记载的不确定性使后世关于阿斯达具体地理位置的记载一直存有争议。关于阿斯达具体地理位置的代表性记载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记载认为阿斯达指平壤地区。若按“檀君初都为阿斯达”的记载看，阿斯达与平壤应为同一地点。李炳铣在《韩国古代国名地名研究》中指出：“古朝鲜时期平壤又被称作阿斯达，意思是大邑。邑是古朝鲜社会结构的基础，小邑的政治、经济中心为大邑，如真番、临屯；而大邑的中心区域是平壤，或被称作阿斯达。”根据安在鸿的解释，韩国古代“山”的用语变化顺序为“”，由此推断，阿斯达、百牙罔、神市、不耐、平壤等均指代同一地方。但是，若从《魏书》中并无阿斯达相关记载的角度看，此种说法的基础便不复存在。且按照《古记》记载，檀君初都平壤，后移都阿斯达，可见平壤与阿斯达并非同一地点。对此，都守熙认为：“古代平壤的具体位置大概在平壤府大同郡大同江面土城里一带，而阿斯达则指在文化县西十五里的九月山，平壤与阿斯达是两个地方。”张春海在《试论“朝鲜”和“阿斯达”的含义及关系》中也指出：“‘平壤’与‘阿斯达’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第二种记载认为阿斯达指现今首尔地区附近的“古杨州”。《高丽史》记载：“有僧据谶云，自扶踈山，分为左苏，曰阿思达，是古杨州之地。”“古杨州”指现今的首尔附近地区。《高丽史》虽然记载阿斯达的位置在“左苏”，但“左苏”是否在首尔附近却存疑。首先，《高丽史·地理志》曾指出朝鲜“三苏”分别是“左苏白岳山，右苏白马山，北苏箕达山”，这与《三国遗事》中记载的阿斯达在“无叶山，亦云：白岳”相吻合。“三苏”中的“左苏”便是白岳山，阿斯达亦被称作白岳山，因而“左苏”即阿斯达。其次，在韩国的历史记载中，“白岳山阿斯达”曾多次被提及，在高丽之前的史书中甚至经常出现“白岳”与阿斯达混用的情况。但是，《高丽史》中记载的“左苏白岳山”应为现在的九月山，而九月山并不在首尔附近。再次，首尔地区的白岳山在古代曾名为北岳山，高丽后期被称作白岳山，后复改称北岳山，《高丽史》将北岳山当作白岳山来记载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因此，对于阿斯达在“古杨州之地”的说法，应为误释。

第三种记载认为阿斯达指的是九月山（今朝鲜境内黄海道信川郡龙津面与殷栗郡南部）。《高丽史·地理志》将九月山释名为“阿斯达山”，《帝王韵记》檀君神话篇的记载与之相类似。《帝王韵记》记载：“（檀君）与帝高兴戊辰，经虞历夏居中宸。于殷虎丁八乙未，入阿斯达山为神。今九月山也，一名弓忽，又名三危，祠堂犹在。”因此，“弓忽”与“三危”是阿斯达的别称。朝鲜王朝时期的典籍对于阿斯达为九月山这一点，也有所提及。《承政院日记》记载：“所谓阿斯达山，今谓之九月山也。”《东史约》也提供了相关佐证：“檀君迁都白岳，即九月山或云在白川或云在开城东之唐藏京。”除此以外，《朝鲜王朝实录·地理志·平安道》还记载道：“父老云，九月山，是县之主山，在檀君时，名阿斯达山。”可见，无论是高丽时期，还是朝鲜时期，均有将九月山视为阿斯达的文献记载。阿斯达的具体位置可通过考察九月山的位置来确认。九月山位于黄海道信川郡文化县，新罗时期被称为“阙山”，后改为九月山。对此，朝鲜世宗时期右议政柳宽曾解释道：“九月山是县之主山，在檀君朝鲜时，名阿斯达山。至新罗改称阙山，其时文化始名阙口县，至前朝升州监务，至高宗代，又升为文化县令，山名阙字，缓声呼为九月山。”九月山自古便有祭祀檀君的习俗。朝鲜时期，黄海道观察使李芮上疏，请求在九月山复设檀君祭祠，“成宗从之”；于是，“成宗三年壬辰，立桓因、桓雄、檀君三圣祠于文化之九月山，依平壤檀君庙例岁岁送香，以祭之”。《舆地图书》也记载：“九月山，在县西四十五里，即阿斯达山，一名弓忽，一名甑山，一名三危，世传檀君初都平壤后，又移白岳，即此山也，至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唐藏京，后还隐于此山化为山神。”由此可见，阿斯达为九月山的说法不仅有文献记载，还有习俗为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通过以上文献考察可知，阿斯达为古朝鲜时期地名，记载于檀君神话中，阿斯达具体指代九月山，位于今朝鲜境内黄海道信川郡，而非平壤和首尔附近的“古杨州”。

二、民族史诗的多元阐释：

韩国学者对阿斯达涵义的考察

关于阿斯达的相关考察始于朝鲜日治时期，以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为主，学者们往往通过不同语言系统的对比研究，分析阿斯达的涵义，代表学者有申采浩、郑寅普、安在鸿等。申采浩对中世纪韩国语与现代韩语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阿斯达在吏读中写作“”，而松树则写作“”，与“阿斯”的发音类似；“”是山的意思，故阿斯达意为“长满松树的山”。郑寅普认为长白山与太白山、白岳山、不咸山、白山是同一座山，都是阿斯达的“别称”，因此，“阿斯”意即“白”，“达”则对应“”，含有“大地广原”之意。安在鸿则认为阿斯达具有“女性”的涵义，并从韩语与通古斯语对比的角度考察，提出通古斯语中“asjady”与阿斯达的韩语“”发音一致，而“asjady”是女性之意，故而，阿斯达也代指女性。同时，安在鸿从韩语与汉语对比的角度指出“阿斯”可用“”来表示，这与表示匈奴皇后的“阏氏”一词涵义一致，“达”则是“地”的意思，因此，阿斯达意为“圣山”“圣母域”“圣母岳”“神母岳”，进而得出阿斯达所处时期为檀君朝鲜之前的母系社会的结论。以上学者通过词源考察将阿斯达与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其他地名相联系，赋予阿斯达“山”“女神山”等含义，其推论虽具有主观性，但也为后续学者研究阿斯达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

阿斯达为檀君神话所载的古代地名，但其涵义经众多学者阐发，被赋予了超越地理名称的历史意蕴。特别是以词源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阐释，成为韩国学者最为常用的考查方法。以下将以韩国学界的研究为基础，对阿斯达之涵义进行考析。

（一）阿斯达的涵义为“清晨之山”

近代朝鲜学者在阐释阿斯达涵义时，常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从构词上看，阿斯达由“阿斯”+“达”的结构组成。李丙焘认为“阿斯”在韩语中写作“”，其发音为“asa”，而韩语中清晨一词的发音变化过程为“asa→asa-ma→atsɔ-ma→atshɔ-m”，也就是从古代的阿斯到现代韩语中清晨一词的变化过程。故而，古朝鲜时期的阿斯对应现在韩语的清晨。崔南善将其与中世纪的日语相联系，日语中表示清晨的词“朝（）”发音为“asa”，这与阿斯的韩语发音完全相同，故而得出阿斯为“清晨”的结论。“达”字在韩国古地名中蕴含“山”的意思。如《高丽史》中记载的“北苏箕达山”、《东国舆地胜览》中记载的“景福寺，在高达山”、《务安报牒·全罗道》篇提到的“儒达山”，其中“达”字均对应“山”字。关于“达”字与“山”字的对应问题，《三国史记》地理卷中载有新罗景德王汉译改定名的古训，其中对百济古地名进行了汉译，有关“达”字的记载如表1。

新罗汉译古训中将“达”字译为“山”字，因此，“达”字具有“山”的涵义。又因阿斯为“清晨”之意，故综合“阿斯”+“达”来看，阿斯达可释义为“清晨之山”。但是，崔南善将阿斯达的“阿斯”与中世纪韩语的“清晨”以及日语的“asa”相联系的观点被李丙焘批判为“危险的玩笑”和没有历史依据的主观阐释。

（二）阿斯达的涵义为“朝鲜”

许多韩国学者从多元维度对“阿斯达与朝鲜涵义相同”这一论点进行了阐述。徐荣洙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指出：“阿斯达与朝鲜一脉相承，正如‘—徐罗伐—新罗’一般，朝鲜国号也历经了‘—阿斯达—朝鲜’的变化过程，遂‘朝鲜’可视为阿斯达的‘雅译’。”金亮镇则在横向对比维度上指出：“‘朝鲜’是‘阿斯达’的‘训借’，是古代韩语与汉字的不同表述形式，但其实为同一词。”此外，朴光敏从语言学与历史学交叉相通的视角认为阿斯达的“阿斯”与“朝鲜”的“朝”具有语源的同源性。

据《三国遗事》记载：“《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古记》云：‘······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城，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无论阿斯达为古朝鲜的“首都”还是“移都”，朝鲜为国号是无疑的。古代社会以都城之名命名国家较为常见，如古罗马帝国的都城为罗马，古巴比伦王国的首都为巴比伦城，所以朝鲜与阿斯达存在意义一致的可能性。由上述汉译古训考察可知，阿斯达可译为“清晨之山”，这与朝鲜的涵义相通。《朝鲜王朝实录》将朝鲜译为“早明”，《太祖实录》载：“······又有早明之语，人莫谕其意，及国号朝鲜，然后乃知早明即朝鲜之谓也。”“早明”即清晨之意，这与《顺菴覆瓿稿》中记载的“在东方曰鲜明，故谓朝鲜，或曰朝日鲜明”意义相同。亦有学者依据《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而将朝鲜释义为清晨。对此，《殊域周咨录》解释道：“以其在东，朝日鲜明，故名朝鲜。”从词源考证角度考察阿斯达，其涵义与“朝鲜”存在释义一致的可能性。

（三）阿斯达或为“小山”之意

阿斯达或被赋予了“小山”的涵义。金采洙首先将“朝鲜”阐释为小山，金氏在《檀君朝鲜与日本古代国家》一文中指出：“据《魏书》记载，檀君王俭于两千年前以阿斯达为都城建立了古朝鲜，朝鲜之意为‘清晨的小山’，与中国的尧大致处于同一时期。”赵宰亨通过考察《尔雅》与《诗经》来拆解“朝”与“鲜”二字，提出朝鲜为小山的观点。《尔雅注疏》记载：“臣见君曰朝，朝之列位必陪重，是陪位为朝也。”“朝”为臣子、下臣觐见君王或者陪同君王之意，对应朝鲜的“朝”。赵宰亨分析《诗经》后指出：“《诗经》卷《大雅·皇矣》篇：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尔雅》卷《释山》篇：小山别大山，鲜，‘鲜’字为‘小山’的意思。”综合“朝”与“鲜”后为“子山”“小山”之意。李训云在《疏》中解释道：“义正在小山耳，非谓大山为鲜也。”《逸周书·和寤篇》也记载：“王乃出固商，至于鲜原，晋代孔晁作注曰：······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鲜。”《毛氏传疏》更是直接指出：“鲜谓山之小者，原之地也；小山曰鲜。”在此基础上，朴光敏在《古朝鲜国名、地名之语源考察》一文中指出：“朝鲜为小山之意，与古代的地名阿斯达为同义词，‘朝鲜’是‘阿斯达’借用汉字的表述词语，古朝鲜时期将朝鲜称之为阿斯达。”但是，若依韩国学者所说的阿斯达与朝鲜、小山涵义等同的话，那么“大山”或代指古代中国。

由上可知，韩国学者多从对比语言学与对比文化学的角度考察阿斯达，通过语源探析构建通古斯语族内部的文化联动，从而得出阿斯达具有“清晨之山”“朝鲜”“小山”等涵义的结论。

三、推陈出新：

“阿斯达文化圈”假说的形成

近年来，韩国学界在考察阿斯达涵义的基础上，对于阿斯达文化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其中以韩国史学家韩永愚教授提出的“阿斯达文化圈”最具代表性。韩永愚指出：“黄海所具有的价值不亚于曾经孕育了古罗马文明的地中海和爱琴海以及以此为中心的南欧、北非及西非等周边地区。中国将此文明称之为‘东夷文化圈’，基于韩国人的视角，可称之为‘阿斯达文化圈’。”所谓“阿斯达文化圈”，其实质与“东夷文化圈”并无不同。“阿斯达文化圈”之说的形成可追溯至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时期。

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时期的朝鲜学者对阿斯达文化进行了不同的阐释。申采浩将“阿斯达文化”称之为郎家思想，崔南善称之为不咸文化，慎镛厦称之为“古朝鲜文化圈”，朴殷植则认为“古朝鲜文化圈”内的各民族是以韩民族为核心的，而东夷是韩民族的支脉。以申采浩、朴殷植、崔南善、郑寅普、安在鸿等为代表的学者，在主张强化民族意识的同时，标榜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他们吸取了大倧教的思想，对檀君神话记载的阿斯达进行考察，为“阿斯达文化圈”之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阿斯达文化圈”之说脱胎于崔南善提出的“不咸文化论”。崔南善认为：“在印欧文化圈与中国文化圈之外，存在一个以不咸山为中心的包括朝鲜、日本、琉球、蒙古等在内的文化圈，被称作‘不咸文化圈’。”“不咸山”即“长白山”，《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中，有山，名曰不咸。”崔南善将此文化圈的特征表述为广泛使用“白”（paik）字。他认为“白”是“神”“天”“太阳”的意思，“白山”即“神山”，以平壤为中心的山名均含有“白”字，如长白山、太白山、白山、白岳山等，从而进一步指出白岳山阿斯达为“神山”，平壤为文化圈中心。“不咸文化论”的观点遭到众多学者的批判。曹中屏教授指出：“并不存在崔南善所说的不咸文化论，仅用一个‘白’字paik，然后利用音韵学演绎出白岩paik+an，完全的空中楼阁。······不咸文化圈的真实目的，首先是离间韩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贬低汉文化的影响，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日鲜同族、满鲜一体论，为帝国主义已经开始的侵略中国华北服务。”崔南善也曾明言：“檀君的民俗学研究不需要对太白山进行客观性对比研究。”因此，“不咸文化论”所提出的以平壤为中心的文化圈的真实性值得商榷。

第二，“朝鲜文化独立论”的发展成为“阿斯达文化圈”之说的基础。在崔南善提出“不咸文化圈”后，赵芝薰指出：“不咸文化是修迈日—特由兰文化线上的，在对作为特由兰文化一支的西伯利亚文化圈的种族的、领域的分布作了划分的同时，韩国是朝鲜系的独立单位。”赵芝薰肯定了朝鲜文化的独立性。崔南善指出：“从里海、帕米尔（Pamir）高原、东北的天山山脉，沿着阿尔泰（Altai）、萨彦岭（Sayan）、雅布洛诺瓦（Yablonoi）山脉，再向南包括兴安（岭）山脉、太行山脉以东的朝鲜、日本、琉球一线，分布着具有Park中心的信仰和社会组织的民族，其种族关系在文化上带有同一性，从而在这一带形成巨大的‘不咸文化圈’。”赵芝薰进一步认为朝鲜文化有其不同于其他地区文化的特性，可视为这一文化线上的独立单位而存在。这种认知是从找寻他文化共性后重回自我文化特质的现象。受此影响，部分学者开始以种族与语种为基础，探讨韩民族与通古斯族的渊源以及韩语与阿尔泰语系各语种之间的联动。

第三，“东夷文化圈”成为“阿斯达文化圈”之说成形的文化要因。“东夷文化圈”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山东海岱区域为中心，广义的东夷在地理范围上涵盖了山东省、辽东地区、辽西地区、吉林省一带以及朝鲜半岛全境。李基白认为：“狭义的东夷指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区生活的嵎夷、淮夷、莱夷、徐戎等，广义的东夷指围绕于渤海、黄海的黄河、辽河、鸭绿江、大同江等地区的居民；狭义上的东夷虽具有较大的势力，但随着秦王朝的统一而被消灭，之后东夷指中国东北地区、韩半岛及日本等地。”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与我国东北在地理空间上相连，在文化要素上互通互融，“东夷文化圈”的广范围动态分布成为韩永愚教授“阿斯达文化圈”之说形成的内在因素。韩永愚进一步指出：“阿斯达文化圈包括鲜卑族、乌桓族、靺鞨、女真、契丹、日本，中国将‘阿斯达族’称为东夷族，用于区别华夏族。”因此，“阿斯达文化圈”与“东夷文化圈”是同一文化圈。但是，韩国历史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由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构成。典籍中并无“阿斯达文化圈”的相关记载，“阿斯达文化圈”的雏形“不咸文化论”也因缺乏足够的考古学及文献学证据而备受批判。

德国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指出：“从地理空间看，文化丛就是文化圈。······文化圈之内的整个文化，包括人类生活所需的各个部分，如器物、经济、社会、宗教等。”如“汉字文化圈”“东夷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西欧文化圈”“印度文化圈”等均符合以上定义。但是，作为“阿斯达文化圈”基础的“不咸文化论”仅从朝鲜具有较多带“白”字的“山”，而臆测出一个独立存在的“文化圈”，缺乏史学依据。“不咸文化论”并不符合文化圈的标准，所以“阿斯达文化圈”之说的基础便难以存在。

“阿斯达文化圈”之说承袭以崔南善的“不咸文化论”为开端的“古朝鲜文化圈”的理论基础，并在追求民族文化独立的同时将“东夷文化圈”阐释为“阿斯达文化圈”。“阿斯达文化圈”之说是在“不咸文化论”的基础上，结合“东夷文化圈”的内容而成形的。与“阿斯达文化圈”之说不同，“东夷文化圈”的形成以众多古代考古遗址为依据。考古发现，东夷文化遗址包括距今9000年、分布于泰沂山北侧近山地的后李文化与距今70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东夷文化圈”东靠大海，向西和中原文化圈或者说是华夏文化圈相接，南到黄海平原或江淮平原，也就是淮河流域，今天江苏的淮北地区，北到辽东半岛，直到朝鲜半岛。“东夷文化圈”的动态地理范围及遗产成为东亚地区文明传播的桥梁，东夷文化是东亚文明史上的源流之一。朝鲜半岛因地理位置与我国临近而深受东夷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文化与东夷文化在无纹陶器、支石墓、琵琶型铜剑等文化要素上以及太阳崇拜、鸟图腾崇拜、天神崇拜等原始崇拜上具有文化同源性。东夷文化的广泛分布成为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共同历史文化基因，同时也为“阿斯达文化圈”之假说提供了文化构成要素。

四、分析的透镜：

民族主义史学对阿斯达重塑的动因

近代韩国学者对阿斯达的考察，与历史文献中阿斯达的形象不一致，其推论具有主观性，缺乏更为明确的文献学与考古学证据。洪基文在《朝鲜日报》发表的《历史与语言的关系》中批评道：“历史学家将过去的‘遗物’——语言作为学说依据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一过程可能存在错误。”洪批判申采浩、崔南善、白云南，指责他们的词源考证是不科学的，缺乏明确的历史学依据。实际上，韩国学者对阿斯达的涵义及“阿斯达文化圈”的多元阐释，实质是特定时代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物。

韩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史观最初是为了反驳日本殖民史观下日本学者对朝鲜古史文明的曲解，后来逐渐发展为朝鲜半岛知识分子建构古史文明的理论源泉。民族主义史学（History of nationalism）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在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中形成的具有鲜明民族主义倾向的史学流派的总称，其特点和主张为：一是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史学对本国历史的解释，主张依据民族的自我认识重新阐释本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二是强调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三是致力于探求本民族的传统，并揭示民族主义的延续。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史学具有鲜明的建构主义特征。民族主义史学通过发明传统、伪造历史、制造历史神话等，实现对历史的重新建构。韩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家通过檀君神话建构古史文明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

首先，日本自1910年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朝鲜半岛后，为抹杀朝鲜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构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将皇国史观作为宣传殖民思想的理论工具。一方面，日本宣称神功皇后曾统治过朝鲜半岛，其依据是《日本书纪》的记载，神功皇后曾派兵征伐新罗，之后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先后臣服于日本，并每年向日本朝贡。该史料已被证明为日本捏造的“神话传说”，但却对朝鲜人民接受日本的殖民政策产生了舆论导向作用，并间接影响了日本近代的“无意识式殖民主义”。日本并不认为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是殖民行径，反将此举视为继承神功皇后的“丰功伟绩”，认为其有助于促使朝鲜半岛走向“共荣”。另一方面，皇国史观衍生出“日鲜同祖论”“日朝一体论”，此观点从族源上将日本与朝鲜视为一个民族，为日本当局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披上合理化外衣。因此，为应对日本皇国史观，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在朝鲜半岛的历史舞台，朝鲜进步学者主张恢复国家主权以对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以民族为主体的现代国家。檀君神话作为朝鲜半岛本土的文明起源神话，成为民族主义史学家对抗日本殖民思想的工具。这既是朝鲜学者强化民族认同的需要，又是对日本学者所宣扬的“檀君神话是荒唐不可信”言论的反驳。日本学者通过否认檀君的存在，以此否定朝鲜半岛文明起源于本土，强调日本的神功皇后对朝鲜半岛的征服历史。朝鲜学者则通过认同檀君神话的真实性，强调朝鲜古代国家的强盛，否定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对檀君神话认同与否的问题成为日本与朝鲜学者对朝鲜半岛历史文明起源是否为独立诞生的论争。檀君神话作为韩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核心叙事，其地位不仅体现在民族起源的建构上，更深刻影响了韩国的文化、政治合法性及精神信仰体系。

其次，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期，国家共同体的覆亡催生了朝鲜半岛民族主义思潮的澎湃，民族主义者将檀君奉为民族存续的象征符号，加强檀君神话的“历史化”建构，试图以此感召朝鲜民族反抗殖民者的侵略。以朴殷植、申采浩为首，民族主义史学家立足于反日、反帝国主义的立场，试图通过重构上古历史以克服日本殖民思想的冲击。1910年后，朴殷植在流亡中国期间撰写了描述日本侵略朝鲜半岛过程的《韩国痛史》，三一运动后又撰写了《韩国独立运动止血史》，并通过《东明圣王实记》等多部英雄传记宣传民族史学。申采浩撰写了《朝鲜上古文化史》《朝鲜上古史》《大东历史》等著作，提出将朝鲜民族史的历史活动舞台扩大至满洲、山西、山东、江苏一带，这暗含着对满洲地区历史归属的索求，此观点亦成为“阿斯达文化圈”之说的历史源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郑寅普、安在鸿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力证檀君朝鲜的存在，以对抗日本的殖民史观。1945年韩国建立后，民族史大受关注，社会上出现“重新找回被日本帝国主义夺走的历史”的思潮，200余部历史类书籍相继出版。此时，包括教材在内的大多数历史书均将檀君当作韩国始祖，并视其为韩国历史悠久的象征。韩国议会通过决议，将檀君建国的10月3日定为国庆节，称“开天节”，檀君的身份得到官方的认可。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兴起一些研究檀君文化与民俗的组织，致力于研究檀君神话中流传已久的“弘益人间”思想。檀君神话超越了文学作品领域，成为韩国整合社会意识的工具，韩国学者试图通过对檀君神话的重新解读，以达到凝聚民族意识、强化身份认同的目的。日本殖民时期兴起的檀君研究在韩国建国后延续了下来，发展为檀君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史学的主导下，众多学者纷纷投入研究檀君神话的浪潮，并以此构建朝鲜半岛古史文明体系，意图通过阿斯达的考察，实现将檀君神话从“神话”到“史实”的古史文明建构。

再次，民族主义史学家将檀君神话当作构建朝鲜古史文明的唯一钥匙，但在探索檀君朝鲜时存在现实困境。一是朝鲜半岛古代文献资料匮乏，关于檀君的记载并不详尽，仅有檀君神话可供直接参考。檀君神话最早收录于《三国遗事》，《三国遗事》成书于1280年，为僧人一然所著，主要搜集民间神话与传说。后世对檀君的记载多以此为蓝本，文献材料十分有限。二是檀君神话中记载的“天神下凡”“熊女化人”“统治一千五百年”等内容带有神话色彩，难以脱离文学范畴。三是迄今为止，并未发现檀君朝鲜的遗址、墓葬与文物。因此，学界对檀君朝鲜的历史真实性始终存疑。朝鲜半岛最早的官修正史《三国史记》并未将檀君朝鲜写入王朝史，中日史籍也未将檀君朝鲜纳入古史体系。有鉴于此，对檀君神话中的地名阿斯达的研究可以成为促使檀君神话“脱文入史”的突破口。

第一，阿斯达为真实存在的山脉，在高丽、朝鲜王朝的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与被奉为“山神”的檀君相比，阿斯达更具现实性。因此，韩国学者希冀通过考察阿斯达的真实存在，间接证明檀君神话并非“异流怪说”，从而在建构古史时溯源至檀君朝鲜。

第二，根据檀君神话传说，檀君于公元前2333年建立古朝鲜后，以平壤为首都，后迁都至阿斯达山，檀君成为“山神”，从桓雄的“天降”到檀君的“隐居”，檀君神话通过阿斯达形成完整的叙事链条。阿斯达山也从地理位置升华为“圣域坐标”，这与朝鲜半岛的山神崇拜传统相契合。

第三，在文献史料稀少、考古学证据链缺失的情况下，词源考证法与对比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成为探索阿斯达的重要手段。韩国学者以语言学研究方法为指导，探索不同语族间地理名词的文化涵义，从而证实阿斯达与朝鲜、平壤等存在一定的文化关联，为构建从阿斯达到檀君朝鲜的史学脉络提供了关键支撑。

结语

阿斯达为古朝鲜地名，亦为檀君朝鲜建国之地，其名始载于《三国遗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采用《魏书》记载，将阿斯达视为古朝鲜的“立都之地”；一种采用《古记》记载，将阿斯达视为“移都之地”。考察古代文献可知，《魏书》中并未有相关阿斯达的记载，朝鲜时期的诸臣奏章也表明《古记》的记载更具可信度，即阿斯达为檀君“移都之地”，指当今朝鲜境内的九月山。

对于阿斯达的考察，韩国学者多以词源考证为研究方法，阿斯达被他们赋予“圣山”“清晨”“朝鲜”的涵义。在此基础上，韩国学者进一步提出了“阿斯达文化圈”的假说。“阿斯达文化圈”之说脱胎于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学者提出的“古朝鲜文化圈”“不咸文化论”。近代朝鲜民族主义学者通过对“阿斯达”这一地名的考察，构建起从古代地名到文化线，再到文化圈的文明体系。然而，该理论在考证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考古学与文献学证据支持。因此，“阿斯达文化圈”的真实性仍存在较大争议。

朝鲜半岛学者在阐释阿斯达时，脱离阿斯达地名本身而赋予其文化意涵的本质是意图通过考察阿斯达阐明檀君神话的真实性，从而构建以檀君朝鲜为基础的古史文明体系。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阿斯达研究的高峰期是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时期，朝鲜半岛学者在对抗日本殖民史观的过程中，兼具凝聚民族认同与谱写文明传承的重任，他们选择以檀君神话中的阿斯达为研究对象，以证明朝鲜半岛的古史文明有其独立性和主体性。因此，韩国学者对阿斯达的多元阐释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民族主义史学下的产物，对比语言学与对比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是其建构古史的两大途径。但是，古史文明的建构应以考古学的发掘与分析为基石，结合系统的文献整理、古文释读、精准校勘，在实证科学研究方法下，综合运用人类学与地理学等跨学科手段，进而构建以史实为准绳的古史文明体系。

作者：王叶书 张巧巧

来源：《临沂大学学报》

选稿：贺雨婷

编辑：杨 琪

校对：汪依婷

审订：宋柄燃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