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时，毛泽东侄女毛小青坦言：红二代身份没必要不承认

1976年秋天，韶山的山风已经有了凉意。村里人常提起的一句话，是“毛家的孩子，没一个偷懒的”。这话听上去朴素，却把毛泽连父女这一支的路，勾勒得很清楚：出身特别，日子却一点也不“特殊”，更多时候不过是硬扛。

有意思的是，外界后来常用“红二代”来形容他们，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标签既不光鲜，也谈不上有什么“优待”，甚至还可能招来麻烦。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和他的女儿毛小青，就是在这样微妙的氛围里，一步步走过来的人。

一、堂弟的命运：从黑暗中走出去

时间往前推二十多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阴云压向湖南乡间时，韶山冲的年轻人毛泽连才十六岁。他跟着当地地下党跑腿送信，夜里摸黑穿山越岭，有一次为躲避追兵，急中生乱撞上树杈，左眼被扎伤，疼得眼冒金星，却不敢去看医生，只能咬牙往回跑。伤口发炎化脓，拖着拖着，左眼彻底失明。

身体的伤，还只是开头。对敌人来说，毛泽东是“红军土匪头子”，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自然成了重点盯防对象。青年毛泽连力气大，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按理不愁活干。但现实却相当扎心：心地好的东家怕惹来麻烦，不敢长期雇他；胆子大的，却拿他当“软柿子”，干的是最重的活，拿的是最少的钱，连吃住都要自己想办法。

那几年，他常常是“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稻草一铺，破絮一盖，人就蜷在田埂边。蚊虫叮咬、风吹雨淋，再加上营养不良，本来就伤过的眼睛更糟了，右眼的视力也越来越模糊。可以说，一家老小的生活，压在一个只剩半只好眼的男人身上。

即便如此，他心里始终有根念想：有一天，能再见一面“三哥”毛泽东，哪怕只是说说这些年的苦日子也好。这个愿望，一压就是二十多年。

转机出现在1949年。那年夏末秋初，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南下，湖南解放在即。部队有明确任务，要了解毛泽东亲属的情况。一位叫刘亚雄的地下党员，被找到做向导，他的祖父刘霖生是毛泽东的表兄，与毛家来往很熟。他一句“我经常去韶山冲，熟悉”，让部队顺利找到了毛泽连和烈士毛泽覃的岳母周老太太。

慰问之后，部队领导把毛泽连带到驻地，认真问了一句：“你和毛主席是什么关系？”这话，听上去平常，当时却像一道闪电，把多年未见的亲情照亮了。

“堂兄弟，共曾祖父。”毛泽连答得很谨慎。

紧接着又一问：“多长时间没见毛主席了？”

“二十多年了。还是大革命的时候见过。”说到这里，他才真正意识到，三哥不但还活着，而且已经成了人民领袖。对于一个在田地里打短工糊口的农民来说，这消息既震撼，又有点不敢相信。

“毛主席在北京，你想不想见他？”领导又问。

“当然想。”话到嘴边，却突然收住。家里穷，路费从哪来？去了家里谁种田？一连串现实问题，堵在心口。

看他支支吾吾，那位领导笑着说：“没有钱不要紧。就看你家里有没有离不开你的事。”毛泽连只说，地里还有禾要扮，还有老母亲要照顾。那位同志想了想，语气依旧平和：“那你先把田里收拾妥当，家里安顿好，再去北京。”

就这样，既顾了责任，又成全了亲情。1949年10月上旬，毛泽连终于踏上了北上的路。其实，毛泽东原本就想在开国大典前把堂弟接来，让他亲眼看看新中国诞生的时刻。可惜当年交通条件太差，这个心愿终究没能实现，成了两兄弟共同的遗憾。

到了北京后，毛泽连先在罗荣桓家亲戚那边借住。当晚八点左右，毛岸英就赶来了。二十多年过去，当年在韶山玩耍的孩子，已经成了青年军人。一进门，岸英满脸笑容，热情招呼，让远道而来的亲戚顿时觉得心里暖和了许多。

很快，毛泽连被安排到中南海附近的警卫营房，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对他说明：“毛主席现在工作很忙，你们先住几天。”期间，还安排他们洗澡、换洗衣物，甚至看了一场梅兰芳的戏。对一个在乡间打短工过来的农民来说，这一切既新鲜，又多少有点不真实。

几天后，在丰泽园，两位久别的亲人见面了。

“主席三哥！”毛泽连一眼就认出了那张熟悉的面孔，脱口而出。

毛泽东快步迎上来，伸手握住他的手：“你是泽连，润发老弟？父亲是二叔吧？”几句话，既对血脉源流清清楚楚，又带着乡间长兄的亲切。毛泽连一听，心里一下就踏实了。对堂弟来说，“二叔”就是毛菊生，因为幼时过继，所以家中称呼有别，这些细节都没被三哥忘记。

坐下后，毛泽连把一路所见所闻，一五一十讲给他听。话说到自家困难时，他有点局促：“主席三哥，这次到北京来，什么也没带，空着手，实在不好意思。”这种土里土气的客套，反而更显真诚。

毛泽东摆摆手：“农村能带什么？你们来看我，就不容易了，还想着送礼物。”说着，又提起堂弟过去生活艰难，“你家底子薄，人口又多，生活不容易……”话音未落，他发现毛泽连眼圈发红，泪水噼里啪啦往下掉，忍不住追问：“泽连老弟，怎么回事？”

这才有了后面那段关于眼病的讲述。听到年轻时候失明的经过，毛泽东轻叹一声：“年纪不大就坏了眼睛，太可惜了。”这一句，看得出心疼，却也没有过度渲染，还是那种农家长兄的语气。

毛泽连见到机会，忍不住开口：“三哥，北京城里有郎中吗？”这句问得很直白，背后的意思却很明白——希望能治治眼睛。

“有。”毛泽东听完，想也没多想，“就在这里治一治。”旁边的李轲看在眼里，顺势提了一句：“泽连家里生活困难，您看看能不能帮他想个办法？”这话一出，屋里安静了一瞬。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慢慢说：“泽连的困难，我知道，也了解。不过……如果只顾自家亲戚，只解决一个人的难处，那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这句话，说得不重，却很直白，把公与私的界线点得一清二楚。毛泽连和李轲听后，都没有再多说。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把他们请到家里吃饭。饭桌上，毛泽连又提到：“听说北京协和医院医疗条件好，我想……”话没说完，意思已经很清楚。毛泽东没让他为难，接过话：“那里条件好，你可以去看看。”转头就吩咐：“吃完饭，让岸英和傅部长陪你到协和医院去一趟。”

协和医院的诊断很干脆：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右眼还有微弱光感，要保护右眼，得先把左眼摘除。刚听到这话时，毛泽连心里发怵，多少有点舍不得。但想到“三哥说要听医生的”，还是咬牙点头答应。住院一个月又七天，右眼的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对他而言，这已经是走出黑暗的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连在北京住了不少日子，气候不习惯，却真切感受到亲人之间的温情。李轲萌生了留下工作的念头，想请毛泽东帮忙安排。毛泽东想了想，语气平淡，却颇有分寸：“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着的人才有今天。还是回老家种田、种菜、喂猪稳当些。”随即又补充：“泽连有困难，应该由当地政府来解决。过些天你们就回去，好好生产，照顾好母亲。”

临近十二月，北京的寒风越发刺骨。毛泽连带来的衣服不多，冷得直打颤。毛泽东看在眼里，把自己穿过的一件旧呢子大衣递给他。大衣不新，却极实用，既挡风，也带着长兄对堂弟的那份心意。只是南方人终究不适应北方干冷，毛泽连还是决定回家过冬。

“再住一段时间，等天气好些再走。”毛泽东试着挽留了一句。

“麻烦三哥太久了，不住了，我们回去。”堂弟态度很坚定。

这一次，他没有强留，只说：“那也好，早点回去，家里人惦记。走之前，帮我带两封信回去。”第二天，工作人员送来了两封亲笔信，还有几份礼物，一份给毛泽连的母亲，一份给外祖父家，分得清清楚楚。

解放后，为了不给地方政府增加负担，毛泽东每年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二百元寄回韶山，算是对堂弟一家的照顾。到了六十年代，他年纪大了，家庭开支多起来，而毛泽连家情况也稍有好转，这笔钱才停下。拿到钱之后，毛泽连经常把其中一部分分给更困难的乡亲，一个人走在山路上，摔得头破血流也不觉得喊苦。

从1953年到1960年，他先后多次进京探亲。毛泽东每次见到他，总会给些大衣、帽子、鞋子之类的东西，但话题离不开一句：“在北京不宜久留。你是我的亲戚，更应该带个好头。”后面还加了一句规定：“以后要到北京，得先跟我说一声。”公私界限，就这么一点点立起来了。

1960年之后，两人再没有机会见面。直到1977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毛泽连随湖南代表团进京，瞻仰遗容，才在另一种意义上完成了告别。此后，他和妻子一直留在韶山冲，种田、干活，过了一辈子质朴的农家生活，没有任何“特殊待遇”的痕迹。

二、侄女成长：躲开光环，靠自己闯

毛泽连的女儿毛小青，1954年出生在韶山，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她聪明伶俐，相貌又酷似早年牺牲的姑姑毛泽建，从小就被父亲当掌上明珠般疼爱。但这种疼爱并不是溺爱，更多是严厉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要求。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探亲，这在当地是件大事。那天，他在老屋与乡亲们叙话时，毛泽连把毛小青带到面前，让她“认认人”。小姑娘怯生生地站着，眼睛却一直打量着面前这位“毛主席”。毛泽东看见她，俯身摸了摸孩子的头，问了几句生活和读书的情况。这一幕，被新华社记者记录下来，照片后来成了毛小青极为看重的纪念。

十年后，1969年，毛小青第二次见到毛泽东。那时她已经是个大些的女孩，心里有了主意，鼓足勇气在亲戚面前提出一个请求：想参军。有人帮她把话转达给毛泽东，她说得很直爽，希望“主席帮帮忙”。面对这样略带“走后门”意味的请求，毛泽东并未发火，只是轻轻一笑：“年纪还小，多读书，长大了用知识武装国家。”一句话，不仅委婉拒绝，也把道理说得明白。

有趣的是，这算是毛小青唯一一次试图“借光”。结果没成，她也没有因此心生不快。很快，生活就给出另一种答案。上高中时，她凭着自己的成绩和表现，通过正常考核，成为湖南军区通讯站一名战士。1970年前后，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去向已经很令人羡慕。

到了十六岁左右，她又主动报名参军，后来被选送到桂林陆军学校，学习有线电载波专业。专业听着很“硬核”，训练也辛苦，但她没有退缩。在部队和学校的集体生活中，她刻意把个人出身放到一边，对外只说“韶山人毛小青”，不提“毛主席侄女”这层关系。

部队里难免有人好奇。有战友笑着打听：“你姓毛，又是韶山来的，跟毛主席是不是亲戚？”每逢这个时候，她都是一句话：“韶山姓毛的很多呀。”话不算否认，也不算承认，既躲开了敏感话题，又避免了刻意标榜。不得不说，这样的“模糊处理”，在当时的氛围里，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对长辈教诲的一种本能遵守。

1976年，毛小青从部队转业，回到湖南，成了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几年的技术岗位锻炼之后，她被调入湖南旅游局所属的东方宾馆，担任总经理助理，主要负责餐饮业务。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国内旅游和餐饮行业才露出苗头，她一头扎进去，琢磨菜品、抓服务、盯成本，手上那一摊生意，越做越红火。

从韶山姑娘，到部队通信兵，再到国营宾馆的管理干部，这条路基本全靠自己一步步走，几乎没有动用任何“特殊关系”。这一点，与父亲坚持“不麻烦组织”的习惯，恰好连在了一起。

真正让她的人生出现大转弯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通电话。彼时，她在东方宾馆已经做得有声有色。弟弟毛坚平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老板诚挚邀请她北上开店，做“毛家菜”的生意。那种邀请，既看中她的餐饮经验，也看中她的家族背景。面对这个机会，她心里难免起了波澜。

去，还是不去？留下，意味着稳稳当当的体制内岗位；北上创业，则充满不确定。她犹豫得很久。

就在这时，李讷得知消息，主动给她打气。李讷对她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大家都在下海，我们毛家不能落后。你就甩开膀子干，我第一个支持你。”这段话，对毛小青无疑是颗“定心丸”。出身相似的亲人之间，这样一句朴素的鼓励，比任何口号都更有重量。

想清楚之后，她做了个不算轻松的决定：辞去原有岗位，到北京闯一闯。消息传开，东方宾馆餐饮部不少同事表示愿意跟着她一起去干。听着同事们的打算，她心里既感动又有压力。创业不是儿戏，带着一班老同事，更要慎重。最终，她四处找亲戚朋友借了十二万元，凑齐启动资金，带着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团队，风风火火北上。

到了北京，现实远比设想要艰难。选址、装修、招聘、采购，一件件都要亲自盯。更棘手的是，她坚持一个原则：不用“特殊渠道”，不求“特殊照顾”。“不要给人家添麻烦”这句话，从小就刻在她心里。毛泽连曾反复提醒，毛泽东也曾对亲属说过类似的话，她把它当成一种规矩。

要做“毛家菜”，内容不能空。为此，她特意去找当年给毛泽东做过饭的厨师留下的菜谱，再结合自己的理解，加以整理、改良，在保持原有风味的基础上，增加适合普通食客的口味和做法。一道道菜从纸面搬到灶台，又从灶台走上餐桌，背后是无数次试验和琢磨。

遗憾的是，创业初期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水电突然被断，店里莫名遭人砸场，这些都一一遇到。面对这些情况，她没有去找“关系”，也没有打着“毛主席亲属”的牌子出面施压，而是咬着牙，把事情处理完再继续经营。之所以能扛得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心那股“不占便宜，不走歪路”的倔劲。

从这个角度看，她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刻意与“光环”保持距离，却又无法否认血脉背后的那份责任感。这种微妙的平衡，并不轻松。

三、“红二代”的态度：承认出身，更看重做事

随着时间推移，“毛家菜”逐渐在北京站稳脚跟，毛小青身上的“红二代”标签，也再一次被媒体和公众关注。有人把她的创业故事当成“红色家风”的延伸，也有人好奇，她本人到底怎么看待这层身份。

在一次采访中，当记者提到“红二代”这个词，毛小青并没有回避。她提到姐姐李讷的一句话：“我们只不过是普通的干部、党员而已。”这话听上去很平常，却透露出一个态度：并不否认出身，但更愿意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

毛小青接着补充，说前辈们留下来的，是一种“红色精神”，比如忠于国家、严于律己、吃苦在前，这些东西不能丢。而对于“红二代”这类称呼，“没必要刻意不承认”。血缘是事实，否认也没意义。关键在于，怎么理解这层关系、怎么要求自己。

这种说法，和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一致的。毛泽东曾很明确地讲过，不能把权力当成亲属的资源，不能给组织添难处。这些话在家里并不是空洞口号，而是落实到一件件小事上：不为亲戚安排特殊职位，不替亲属开“后门”，该回乡种田的，还是老老实实回乡种田。

毛泽连的一生，其实就是这种原则的具体体现。他没有因为堂兄是领袖，就给自己谋求官职，而是一直被鼓励回乡劳动、依靠地方政府解决困难。每年那二百元补助，也是以“亲人帮衬”的方式，悄悄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公家渠道“开口要待遇”。

毛小青成年后，选择的路也是同一条线：在部队里按规定晋升，在地方工作中靠业绩说话，创业后自己承担成败。而当媒体问起家世时，她既没有主动显摆，也不刻意遮遮掩掩，用“韶山姓毛的很多”这句半真半合的玩笑，把复杂问题化解成轻描淡写的一句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她对“红色”二字的理解，并不止于家庭层面。早在2007年前后，她所在的公司就成立了党支部，开始尝试用更具体的方式做“红色文化”的传播：举办有关开国领袖的图片展，配备讲解员，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展览面向的对象很宽，从学前班的孩子，到大学生，再到社会团体，都在其中。

据统计，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前来参观的人数累计达到五百万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工作过程：策划展线，整理图片资料，撰写讲解词，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这样的事情，说起来不轰动，却很耗精力，也很考验耐心。

从家庭角度看，这是一种对“红色家风”的实践。从社会角度看，则是把个人的出身转化为一种责任感，而不是特权的来源。对“红二代”这个概念，她的回答其实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不否认血脉，但更看重行为。

如果把时间线连起来看，毛泽连与毛小青这一支毛家后人，呈现出的，是一条相对清晰的脉络。

1920年代末，一个少年因为参与地下工作而受伤致盲，从此在乡间艰难谋生，却没有放弃对革命队伍的信任。

1949年，在全国解放的关口，人民军队主动寻找领袖亲属，既是亲情的关照，更是组织的责任担当。毛泽东与堂弟的会面，既体现亲人情谊，也划清了公私界限，对亲属的困难不推脱，却拒绝借职权为个人“开小灶”。

1950年代，毛泽连多次进京，既接受帮助，也接受规矩。回乡之后，他依旧是韶山冲田地里的普通农民。那些从毛泽东工资中寄来的钱，他没当成“理所应当”，还经常分给更困难的乡亲，走在山路上摔得浑身是泥，也未曾抱怨。

1959年、1969年，两次短暂的见面，让毛小青对“毛主席”这个国家领袖，有了更贴近的感受：既是崇敬的对象，也是亲戚中的长辈。长辈对她的第一反应，是摸头问生活；对她的小小“走后门”请求，则是温和拒绝，并引导她把眼光放在读书和长远发展上。

1970年代以后，她通过正常渠道当兵、学习专业、转业工作，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选择下海创业，都是在社会大变革背景下，自行做出的选择。所谓“光环”，更多是别人眼中的看法，对她本人而言，日复一日的工作才是实际生活。

2007年起，她把企业与红色教育结合起来，开设图片展、办党支部，让“红二代”这个称呼落到一件件具体事情上。与其说在“消费家世”，不如说是在尽可能地把家族历史变成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从堂弟到侄女，从田埂到部队，从国营单位到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这条线索背后的共通之处，其实并不复杂：身份不能选择，怎么使用身份却完全在自己手上。有人选择用出身换取利益，有人选择把出身当成约束。毛泽连和毛小青显然更偏向后者。

用乡间老人的话来说，他们这一支毛家人，“不爱占便宜，认认真真做事”。说法很土，却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