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越南年青人害怕过年！

对许多人而言，春节是团圆的时刻；但对越南河内28岁的阿俊（Tuấn）来说，却是关于财务困境与自尊崩塌的“噩梦”。

早上8点，住在纸桥郡（Cầu Giấy）的俊穿戴整齐如一名勤勉的白领，牵着摩托车出门。但他并非去上班，而是走向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坐下刷手机，寻找临时工作，只为凑够几百万越南盾过个年。

为了不被认为吝啬，Nhàn在回家过春节前必须精心准备每一个红包

阿俊已失业8个月，因公司裁员。他不敢告诉家人。积蓄早已耗尽，父母资助的2000万越南盾也快见底。他甚至不敢想给侄子侄女压岁钱，或给父母买年礼。但俊最害怕的，不是缺钱，而是那些问题。

“回老家过年，就像走进虎穴。”俊苦笑道。他早已背熟剧本：

初一，叔伯会问：“现在在哪家公司？大不大？”

初二，姑姨会比较：“月薪多少？我侄子做IT，月入5000万呢！”

初三，全族总结：“什么时候结婚？是不是没钱才不敢娶？”

想到要用最后一点钱给一群孩子发红包，只为维持“城里人回乡有面子”的假象，俊就浑身发冷。这种恐惧让他失眠、胃痉挛、心跳加速。

“去年，我是家人的骄傲；今年，我成了负担。”俊盯着杯中融尽冰块的咖啡，低声说道。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29岁的海防市（Hải Phòng）姑娘青闲（Thanh Nhàn）身上。每逢春节临近，她都会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的症状，根源正是那些关于婚育的“致命提问”。

“身体反应非常剧烈。只要听到‘相亲’或‘结婚’，我就头痛欲裂、胃酸反流。”青闲坦言。上周，一位热心的伯母竟要将她介绍给一名正在海外务工的青年，理由是：“他赚钱多，回来盖全村最大的房子。”

“我尊重任何职业，但感到被冒犯——我的学历、努力和独立人格被无视，只被简化为‘谁家房子大、谁有钱’。”她说。

对她而言，春节不再是休憩，而是一场心理战争——必须对抗那些强加的“幸福标准”：女人必须结婚，男人必须事业有成，家庭必须生儿子……

在社交媒体上，成千上万人共鸣。VnExpress一项超5000人参与的调查显示，经济压力与隐私追问是年轻人不愿返乡的两大主因。“工资比别人家孩子低，父母难过；高了又怕被嫉妒、借钱。最好的办法就是撒谎说‘够吃’，或者躲着不见人。”一位读者写道。

心理专家指出，俊和青闲并非患病，而是经历典型的“节日忧郁”或情境性社交焦虑。河内E医院（Bệnh viện E）心理健康科主任阮点忠（Nguyễn Viết Chung）医生分析：春节已异化为一场集体能力评估，人的价值被粗暴简化为收入、职位与婚姻状态。

他解释，大脑将年夜饭桌误判为“危险源”，激活杏仁核（amygdala），促使肾上腺大量释放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这套本用于躲避猛兽的“战或逃”机制，如今却用来应对亲人，导致身心能量迅速枯竭。

更严重的是社会学家所称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为维持表面和谐，俊必须扮演成功人士，青闲则强颜欢笑。真实情绪（焦虑、悲伤）与外显行为（喜悦）的冲突，造成“认知失调”。美国心理学会（APA）指出，长期维持这种失调，会直接引发情绪耗竭并削弱免疫力，导致许多人假期一结束就病倒。

焦虑示意图

Lumos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高陈成忠（Cao Trần Thành Trung）硕士补充：新年作为人生过渡期，常引爆累积的压力。世卫组织（WHO）明确将财务问题与生活节奏剧变——春节两大特征——列为顶级压力源。

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社会比较理论”亦可解释此现象：春节创造了完美的“向上比较”环境，个体价值被压缩为收入与婚育状态。当现实不符社会标准，大脑会激活“社会性疼痛”区域，其痛苦程度堪比肉体创伤。

专家建议，极端回避并非良策，因社会孤立会加剧恐惧。更有效的是认知行为疗法（CBT）：重新定义期待，设立情感边界。

阮维忠医生强调，年轻人需接纳自身的不完美，并提前准备“社交应对话术”以保护心理安全区。保证睡眠、均衡饮食、保留独处时间，应被视为“健康指令”，而非可选项。

对俊而言，暂时的策略仍是沉默与回避。“下周大家都放假了，我只希望这个年快点过去。我害怕空闲，害怕看别人幸福，更害怕承认——这一年，我失败了。”他说。

而青闲选择申请春节值班，减少在家时间。“真正的年味，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而不是把人放在秤上称重。”她轻声说。